托爾斯泰主義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俄國作家、思想家，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偉大的文學家，19世紀俄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是世界文學史上最傑出的作家之一，他被稱頌為具有“最清醒的現實主義”的“天才藝術家”。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説《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也創作了大量的童話，是大多數人所崇拜的對象。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學中佔據着重要的地位。

在俄羅斯，其世界觀所倡導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人道主義，而是基督教人道主義，神人性和上帝的內在性。在托爾斯泰主義中，表現為“道德的自我完善”。

在《復活》中他寫道：“一個是精神的人，他為自己所尋求的僅僅是對別人也是幸福的那種幸福；另一個是獸性的人，他所尋求的僅僅是他自己的幸福，為此不惜犧牲世界上一切人的幸福。”

在托爾斯泰看來，道德的自我完善便是拋棄利己主義，投身到利他主義中來。一個人，如果僅僅為自己而活，為了自己而不惜犧牲其它人幸福的權利，那就是一個不道德的人，還沒有找到生命的意義的人，而生命的真正意義就是在於為了他人犧牲自己。

如果想做一個道德完善的人，需要經受很多考驗，因為在人心中那個獸性的人會不斷站出來試圖掩蓋每個人温良的本質，誘惑人要及時享樂。所以，當我們認識到自己內心的這種二重性，就不得不經常要進行道德的自我完善。

在這裏，我們會注意到“自我”兩個字，也就是説，道德的完善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自我”，《馬太福音》的條條框框不足以約束我們成為一個善良的人，因為《聖經》中的所有箴言必須與我們內心的神，或者説“精神的人”相對話，相聯繫，才能得到呼應，才能使我們由內而發的改變。對心中的神的觸發，往往只在一瞬間，愛情能讓人看到內心的神的可貴，悔恨也能讓人看到內心的神的可貴，甚至是罪惡也同樣可以，只是在看到之時人們強迫自己把眼睛閉上，而縱身於罪惡給人們帶來的片刻快感之中。

“我要過人的生活。”托爾斯泰認為，真正的人是永遠根據自己的良知做事，時時刻刻進行自我反省，以避免自己掉入墮落的深淵，即使曾經有過可鄙的生活，渾身罪孽深重，只要敢於呼喚自己的心中的上帝，勇敢面對以前和以後所有的時光，讓“精神的人”永遠站在“獸性的人”之上，那麼就能拯救自己。

“住在他心裏的上帝，已經在他的思想感情裏醒過來。他感到了上帝的存在，因此不但感到自由、勇氣、生活的快樂，而且感到了善的全部威力。”在俄羅斯宗教哲學中，上帝不是至高無上的外在權威，而是在人的內心深處揭示出來的，或者説是在人生的痛苦與悲劇中找到的。不經歷痛苦，甚至不經歷罪惡，或許未必能發現人們心中的那個沉睡的上帝。只有沉入到自己靈魂的最深處，才能“與活的上帝相遇”。所以，在俄羅斯觀念中，“拯救”與“恩典”也不是來自外部，而是在人的生命之中對上帝的內在把握，是對生命的精神改造。也許這種“拯救”不能帶來任何外部利益，但對人的精神世界，對人的內部醒悟，有着不可磨滅的力量。

但如果認為懺悔僅僅是為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得以淨化，那麼也就不是托爾斯泰的本意了。一個正直而善良的人，只能是一個利他主義者，對自己的拯救是不能夠抱着欣賞的態度，因為一旦如此，人就成為利用別人而使自己精神獲益的人，況且這樣一來，自己的內心也未必能夠完全的淨化了。

人的懺悔不能讓人死後昇天堂，避免下地獄。因為人的心裏本來是一個無邊無際的空間，它不僅包含着上帝和魔鬼，甚至是包含着天堂與地獄。在這裏，天堂和地獄不是死後才能經歷的地方，而是在人的這一生，在人的現實生活中，就必定要經歷的，是人的精神生命的不同狀況的表現。

別爾嘉耶夫精彩地表達了這一思想，他説：“地獄之悲劇不在於上帝不能為有罪者洗清罪孽，而在於有罪者自己不能給自己洗清罪孽；地獄不是有罪者在其中受苦的外在環境，而正是一種絕對的孤獨，在這裏，生命中被壓低的良知的呼聲，用可怕的不滅之火焚燒着罪孽者。”

這裏或許可以看作利他主義的另一個表現：不能損害他人的利益。

看起來，不能損害他人的利益似乎比利他主義降低一個級別，其實這一點恰恰更難以達到，這不僅表明，我們不能犧牲他人的幸福，甚至還表明，我們不能以某種崇高的理由為前提，以犧牲自我為前提，以未來的天國降臨為前提而犧牲他人的幸福。

從統治者角度看，運用暴力是錯誤的，托爾斯泰在他的《復活》中反覆強調：“要克服使人們飽受苦難的駭人聽聞的罪惡，唯一可靠的辦法，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認自己總是有罪的，因此既不應該懲罰別人，也無法糾正別人。”“腐化墮落的人想去糾正腐化墮落的人，並想用生硬的方法達到目的，結果是缺錢而貪財的人就以這種武力懲罰人和糾正人作為職業，自己卻極度腐化墮落，同時又不斷腐蝕受盡折磨的人。”“要永遠饒恕一切人，要無數次地饒恕人，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無罪的人，可以懲罰或者糾正別人”。

從革命者的角度看，以暴力抗惡也是不可取的。因為，暴力革命的關於遙遠將來的絕對幸福的抽象理想扼殺了人對人的具體道德關係，扼殺了對切近的當代人的關懷，也扼殺了當前世界中需要的愛這種活的情感。可以從各國的歷史中看到，革命者不僅勇於自我犧牲，還要求自己的朋友、家人，從更廣的意義上説是要求他人也要自我犧牲，如果不勇於犧牲的，就是怯懦，是對強權的懼怕。這樣，革命者就演變成為不尊重他人生命的人，以犧牲他人利益來達到革命目標的人。革命者當然也追求人類幸福，但他所愛的以非活生生的人，而是思想，亦即全人類幸福的思想。

在托爾斯泰的心中，上帝和天國是在人的心中的，妨礙人間天堂的仍舊是人的心中難以擺脱的魔鬼。而暴力革命者認為，妨礙人間天堂之建立的原因不在人的內部，而在人之外——在於他的社會狀況，在於社會機制的不完善。由於這個外部原因，因此只能用外部的、機械的手段來消除。那麼魔鬼從“自我”的內部被移植到外部社會機構，人與人本應努力創造的愛被改寫成人們對社會機制的恨。這樣，革命就從本來意義上的建設性或創造性的事業，變異成為消除和消滅障礙，也就是破壞。

因此，從對未來人類的巨大的愛中產生了對人的巨大的恨，建立人間天堂的激情變成了破壞現實世界的激情。革命者的破壞的心理動機和伴隨物永遠是恨。革命者認為他們有恨的責任，恨在他們生活中起着深刻的和充滿激情的倫理動機的作用。 ^[1] 

那麼，從這一方面來説，托爾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惡非但並不是所謂的反動説教，而相反是對人性的關愛，對人的善良和憐憫的催化。

這一點和上一點是相連的。博愛是基督教精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托爾斯泰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復活》中，“博愛”幾乎可以同“寬恕”等同，因為博愛的最大障礙就是人們不能對傷害過自己的人寬恕。一個人如果不能寬恕別人，人的內心就很容易被“恨”的感情所佔據，惡是世界無法和諧、無法共生的根源，恨也一樣，而恨往往是因為人們遭受了惡的摧殘而造成的。

托爾斯泰認為，既然人人心中都是有罪孽的，因此人是不能通過懲罰和報復別人來消滅惡從而尋求自己的安寧，人人都沒有這個權力。但是憤恨佔據的人的內心而無法使其平靜，那麼獲得安寧的另一個手段只能反其道而行，那就是“寬恕”。一旦寬恕別人，人就可以站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來面對一切不平等和不公正。

我們也知道，雖然在很多時候，寬恕是不能讓作惡的人醒悟，也不能使惡真正消除，也許還可能讓作惡的人更加為所欲為，但至少，那些寬恕別人的人從此可以給世界帶來更多更無私的愛，可以挽留住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友愛。反之，一旦開始報復，作惡方也不一定會善罷甘休，也會同樣變本加厲報復，長此以往，所有的愛將會消失殆盡，那麼地獄會降臨在每個人的心中，那將是更為可怕的。

毋庸置疑的是，人的精神的昇華和人的成長，不僅意味着對現實惡的否定，也意味着對產生這種惡的社會根源的否定。小説的這一思想是深刻而積極的。在作品中，作者對沙皇俄國時代的一切國家制度、社會制度、教會制度和經濟制度作了強烈的批判。但是，如果我們僅僅認為作者的這些否定與批判思想是積極的，而托爾斯泰主義是消極的，那麼在我看來，否定和批判卻不是最有價值的，因為，這個世界只有否定和批判是不夠的，重要的是在否定和批判中建構一種新的、值得肯定的東西，《復活》中的否定和批判讓我們的思維明朗，而肯定和建構是讓我們的靈魂感動。簡單的宣稱托爾斯泰主義是一種消極的説教是對作者的不恭敬，不論托爾斯泰主義是否太過理想化，畢竟那是作者一生思想的沉澱的精華。

“托爾斯泰主義”是作家精神探索的結果，有其合理的部分。但是，其基本面是空想的，與時代脱節的，它是俄國宗法制農民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