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坦·凡勃倫

托爾斯坦·凡勃倫，英文名ThorsteinB.Veblen，1857出生於美國威斯康辛州馬尼託沃克縣卡託鎮的一個挪威移民家庭的小農場。他生長在威斯康星州與明尼蘇達州的鄉村。他的父母重視教育，鞭策孩子們出人頭地和不斷接受更高的教育。在卡爾頓學院，凡勃倫跟隨約翰·貝茨·克拉克學習經濟學，克拉克最先闡明瞭收入分配的邊際生產力理論。接着凡勃倫又到約翰斯·霍普金斯學院師從查爾斯·皮爾斯（CharlesPeirce）學習哲學，皮爾斯是舉世聞名的哲學家和美國實用主義的創始人。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學院期間，他還師從美國經濟學會的創立者、傑出的經濟學家——理查德·伊利（RichardEly）研修政治經濟學。儘管擁有如此顯赫的老師，凡勃倫還是對約翰斯·霍普金斯學院非常不滿，因而轉學至耶魯大學。在那兒他跟隨社會達爾文主義者（SocialDarwinist）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WilliamGrahamSumner）研究哲學，並於1884年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1929去世。

凡勃倫涉足學術領域的過程充滿了曲折。從卡勒頓學院畢業後，凡勃倫先到當地的一家學院任教，由於學校倒閉，他又重當學生，進入霍普金斯大學（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研習哲學。此時的霍普金斯大學，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大本營，查爾斯 ·皮爾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和約翰 · 杜威（John Dewey）等大師雲集於此。依常理來説，能夠師從皮爾士，凡勃倫應感到三生有幸，然而，他卻難以適應保守的學校氛圍，在申請助學金受挫後，毅然轉學到了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師從社會學家威廉 · 薩姆納（William Graham Sumner）。薩姆納堅持社會達爾文主義，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凡勃倫的理論傾向。經過兩年半的學習，凡勃倫於1884年獲得耶魯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

擁有博士學位後的凡勃倫，依舊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無奈之下，他不得不回到明尼蘇達州的家裏過起了“啃老”生活。他可以不幹農活，一天到晚，除了閲讀就是思考，間或同農忙歸來的家人聊天。時光如梭，眨眼間七年的時間就過去了。這“無所事事”的七年，表面上一事無成，實際上是凡勃倫最重要的學識積累時期。1891年，凡勃倫重新出山，繼續當學生，進入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註冊學習研究生課程。在康奈爾大學，凡勃倫受到資深政治經濟學教授詹姆士 · 勞克林（J. Lorence Laughlin）的極大賞識。1892年，當勞克林受邀到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創辦經濟系時，唯一的條件就是帶上凡勃倫。自此，凡勃倫總算告別了學生年代。

1899年他的散文的《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橫空出世，一舉確立了他在經濟學界的地位。凡勃倫的傳記作者約瑟夫 · 道夫曼（Joseph Dorfman）指出：“一夜之間大學校園裏的語言就改變了，凡讀過凡勃倫著作的人，從他們的講話中就能分辨出來。”而凡勃倫早年的老師克拉克則“對他的成功非常高興，聲稱凡勃倫實現了自己的願望”，慶幸自己沒有看錯人。半個多世紀之後，加爾佈雷思認為，“19世紀美國經濟學家出版的著作只有兩本仍有人在閲讀：一本是亨利 · 喬治（Henry George）的《進步與貧困》（Progress and Poverty）；另外一本就是凡勃倫的《有閒階級論》。”按照加爾佈雷斯的説法，《有閒階級論》是一篇有史以來論述社會勢利和虛偽的內容最廣泛的論文，在這部傳世之作中，凡勃倫拋棄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框架，從人類學、心理學、生物學、考古學、宗教學等學科旁徵博引，論述人類社會生產製度以及金錢制度的發展演化，指出作為一種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的制度，同過去的社會生活和環境相適應，同當下的要求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制度必須不斷變革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凡勃倫認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社會，最大的變化莫過於大機器工業的出現和托拉斯的崛起，同社會的這一變革緊密聯繫的人是產業工人和技術工程師，而“有閒階級”則由於身處“有所廕庇”的位置，對社會的變革並不敏感，他們往往在更大的程度上保持着以往的制度，從而構成了社會的守舊因素。除此之外，有閒階級身為社會財富的主要佔有者，具有“明顯浪費”的特點。凡勃倫認為，有閒階級的消費不是為消費而消費，而往往出於炫耀的心理，因此，對於有閒階級來説，購買與否不在於是否物有所值，而在於能否體現買主的實力和地位。物品的價格越高，購買的慾望反而越強烈，這就是著名的“凡勃倫效應”。有閒階級的行為，不僅浪費自己的財富，其老派的行事方式以及金錢投機行為，甚至會破壞機械化大生產的順利進行。

在《有閒階級論》中，凡勃倫對有閒階級的批判，掩藏在客觀中立的立場、複雜的用語和嚴密的論證後面，所以，凡勃倫的學生韋斯利 · 米切爾（Wesley Clair Mitchell）説：“必須具備很高的水平，才能欣賞他的作品。”雖然《有閒階級論》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但凡勃倫卻很失望，他認為“那些對之表示高度讚揚的人都誤解了書中的信息”。的確，在凡勃倫的一系列作品中，《有閒階級論》最為成功，也幾乎包含了他的全部思想，卻並未充分展開。例如，在《有閒階級論》中，凡勃倫意識到企業追求利潤和製造產品這兩種行為之間的區別，這一思想成為他下一部著作的主題。1904年，凡勃倫出版《企業論》，對“生產職業”和“金錢職業”進一步區分，揭示出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建立在機器生產過程基礎上的有序理性同股東和經營者追逐利潤之間存在的深刻衝突。基於上述認識，凡勃倫開始尋求理論上的解決之路，這成為他晚年的主要追求。在一定意義上，凡勃倫從“有閒階級”的論證到對“企業”的行為分析，對管理思想的影響至今尚未充分展開。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咎於凡勃倫本人，他深刻地觀察到機器化大生產的理性過程和經營者追逐利潤的深刻矛盾，但卻沒有把這種認知引向組織與管理方面的深入研究。所以，制度經濟學對管理思想的影響，凡勃倫只是開了個標誌性的頭，而繞過了組織與管理本身。

《有閒階級論》和《企業論》，為凡勃倫帶來了巨大聲譽。但是由於他拋棄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框架，對其他經濟學家的成就嗤之以鼻，加上他那種“不規範”的寫作風格，其著作遭到其他經濟學家在一定程度上的有意忽視。另外，由於凡勃倫在男女關係上向來不檢點，時常與同事的妻子甚至女學生髮生桃色事件，所以凡勃倫在芝加哥大學的處境並沒有太大好轉，僅僅由助教升為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年薪1000美元左右。

1911年，在朋友的幫助下，凡勃倫進入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任教。1914年，凡勃倫同安妮 · 布拉德利（Ann Fessenden Bradley）結婚，遺憾的是，1918年安妮罹患精神病，並在兩年之後撒手人寰。在密蘇里大學，凡勃倫系統化自己的理論觀點，出版了《勞作本能和工業技藝的本能》（The Instincts of Worksmanship and the State of the Industrial Arts），同時關注世界局勢的變化，先後出版《德意志帝國和工業革命》（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和平的本質》（The Nature of Peace）等小冊子，剖析世界大戰的根源，尋求長久的和平之道。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凡勃倫離開密蘇里大學，來到華盛頓的聯邦食品管理局（the Food Administration）工作。他很快發現自己不但不適合學校，而且更不適合官場，旋即辭職，開始擔任紐約《日冕》（The Dial）雜誌的編輯。利用職務之便，凡勃倫在《日冕》雜誌發表了許多評論性文章。1919年秋季，凡勃倫離開《日冕》編輯部，同韋斯利 · 米切爾等學者在紐約籌辦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力圖將自己的理論運用於高等教育實踐。

凡勃倫的有閒階級，既包括了有錢的富人，也包括了未開化的上層窮人。他一直認為，在現代社會，有閒階級是社會的消耗性羣體，而工人階級則因將全部精力用於謀生，不能長遠地思考社會問題。因此，社會的進步依賴於同機器大生產緊密聯繫的技術工程師階層，並由此產生了他的“專家治國”觀點。他主張社會經濟應該由工程師、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來掌握。這種專家治國思想使他陷入了某些偏見。例如，凡勃倫曾經熱情支持俄國的十月革命，認為俄國的勝利是專家的勝利，然而後來的事實卻讓他再度失望。凡勃倫的理論，立足於對財產製度和生產製度兩類制度變化富有洞見的比較。在朋友介紹下，凡勃倫認真研讀了甘特（Henry Laurence Gantt）和庫克（Morris Cooke）的作品，發現自己同這些科學管理的倡導者不謀而合。在凡勃倫晚年，他不僅撰文積極支持專家治國理論，而且親身實踐，聘請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的領導人庫克到新學院組織工程師運動。然而，庫克認為凡勃倫的觀點過於脱離實際，最終導致其合作關係不了了之。1921年，凡勃倫出版《工程師與價格系統》（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概括了自己在專家治國方面的理論成果。

到凡勃倫晚年，他的理論觀點逐漸得到經濟學界的認同。1925年，美國經濟學會邀請凡勃倫擔任年度主席，凡勃倫卻認為這項榮譽來得太遲，傲然謝絕了這一邀請。1926年，凡勃倫從新學院退休，在繼女貝基的陪伴下到加利福尼亞州度過晚年。這一時期的凡勃倫，已經對美國資本主義徹底喪失了信心，轉而開始研究北歐神話故事，甚至以挪威語寫作，藉以尋求精神寄託。1929年8月3日，凡勃倫逝世。

凡勃倫是對傳統經濟學理論最尖鋭、最詼諧的批判者之一。他對傳統理論的批判及其本人對經濟學的積極貢獻，都強調了社會制度對個體行為的影響。此外，凡勃倫將個體行為看成是習慣、嫉妒以及其他心理特性所激發的結果，而不是受理性與利己主義的驅動。凡勃倫運用這些行為特性來詮釋經濟所經歷的規律性變化。

以後的七年，他獨自在埋頭苦讀中度過，終於他決定改行；因此他進入康奈爾大學學習經濟學。一年後，凡勃倫和他在康奈爾的導師J·勞倫斯·勞克林（J.LaurenceLaughlin）一起來到芝加哥大學。在此他執教14年，儘管他寫了兩部非常成功、贏得評論界讚譽的著作（凡勃倫，1899，1904），發表了無數的文章，並編輯了享有盛名的《政治經濟雜誌》（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但從未晉升至助理教授之上。

離開芝加哥之後，凡勃倫經常在大學行政管理層的“激勵”下，不停地從一個學校到另一個學校找工作。他的部分問題是他與年輕的女學生及教員們的妻子發生曖昧關係，另一個問題是他的刻薄的批評——尤其是對學術界及其他經濟學家的批評——使他難以與同事們接近。更麻煩的是他從不關心諸如全系會議、參加班級活動、上班時間以及打分等這些學院儀式。他通常在不考慮學生學習質量的情況下給他所有的學生都打個“C”。最後凡勃倫老師出了問題。據多夫曼（Dorfman，1934）所述，凡勃倫在課上“喃喃自語，神思恍惚，經常跑題。

凡勃倫的離奇的生活方式也非常出名。多夫曼（1934）報道説，凡勃倫用盒子佈置他的住所，並將這些盒子當做桌椅使用。他強烈反對整理牀鋪之類的世俗的家務瑣事，認為是浪費時間。髒盤子被堆在盆裏，直到沒有乾淨的碟子為止，然後再用水管沖洗。據迪金斯（Diggins，1978）講述，凡勃倫20世紀初在密蘇里大學任教時，住在一個朋友家的地下室裏，並通過地下室的窗户進進出出。

凡勃倫的經濟學和他的生活方式一樣離奇。當其他經濟學家在他們的象牙塔內研究人類行為時，凡勃倫則根據人類學及其他社會科學來研究人類行為。對於凡勃倫來説，影響人類行為的力量很多，他將這些其他力量導入經濟學分析中。同樣，他通過從其他學科獲得的見識努力拓寬和豐富經濟學。

利用從其他社會科學中獲得的見識，凡勃倫拒絕如下的經濟假設，即大多數人類行為都是理性的，人們僅尋求自身的快樂。相反，他發現人們的行為舉止是非理性的，人們遵循習俗與習慣，而不是力求效用最大化。事實上，凡勃倫將傳統的經濟學分析完全顛倒過來，認為是人類制度及經驗幫助人們決定該相信哪些行為是愉快的，哪些是痛苦的。

凡勃倫的第一部著作使他一舉成名。《有閒階級論》（TheTheoryoftheLeisureClass）（凡勃倫，1899）反對將消費視作實現人類幸福的一種手段的傳統觀點，同時他也駁斥了認為個體通過內省來決定他們消費不同商品所獲取的幸福的觀點。凡勃倫發展了消費的文化理論，取代了這些觀點。習慣、風俗以及迷信的非理性都將決定人類的消費。

凡勃倫認為，消費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給他人留下印象。凡勃倫稱之為“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consumption）。然後他繼續為這種現象提供歷史性説明。他論證了非生產性消費在早期掠奪性文化的情形下是人類威力與尊嚴的標誌。在較為現代的文化中，炫耀性消費包括各種炫耀——將貴重禮物送人、駕駛豪華賽車、舉辦奢侈的宴會等。這些行為證明了一個人的財富及重要性。即使在較低經濟階層的家庭中，也存在其中一個配偶呆在家裏而不到市場上打工賺錢的現象，通過這一點也能證明炫耀性消費。

炫耀性消費學説破壞了傳統的經濟人的觀點。貨幣支出並不是因為它給個體消費者提供了效用，相反，炫耀性消費學説認為，消費者花錢是為了讓他們的朋友及鄰居嫉妒，以及跟上其朋友及鄰居的消費水平。

這種分析形成了幾個重要結論。如果我買了豪華轎車是為了讓我的鄰居嫉妒，我的鄰居為了趕上我也買了類似的轎車，我們誰也不比誰更富有。我們雙方都有更豪華的轎車，但我們都未能在對方面前炫耀自己。

情況會比這更糟糕。假如我的鄰居為了讓我嫉妒，買了一輛比我更豪華的轎車。事情並未到此為止，我付出更高的代價購買了更加豪華的車型。這個過程將無止境地持續下去，即我和我的鄰居不斷地購買更為豪華的轎車。這個過程的結果是，我們雙方的處境都將極度惡化——我們因為買了我們並不真正需要的東西而產生了大量的債務，我們捲入這場競賽中，誰也未能取勝，這對我們雙方的破壞性極強。由於人類對於效仿及駕馭別人之上的慾望，人類的決策事實上也許會減少個人的福利。

炫耀性消費也破壞了消費者的理性與消費者主權（consumersovereignty）。一旦認識到消費方式源於風俗習慣，那麼消費就不再是理性思考的結果。一旦意識到消費方式要取決於其他人的消費，文化能夠影響消費決策，那麼消費者就不再是那些知道自己需要什麼，然後再購買什麼的自主個體。再者，人都有缺陷，他們通常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麼。因而他們在試圖做出消費決定時要注意廣告、文化，以及其他人的做法。凡勃倫認為他們並不是那種被動的代理者，只會把從從事不同的事情或消費不同的商品中獲取的樂趣累加起來。

凡勃倫（1904）除了研究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同時也研究了20世紀初期美國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這些特徵包括由機器及強盜資本家主宰的工業經濟的崛起、道德體系對控制現代商業力量的無能、嚴峻的經濟週期，以及近似於壟斷的美國鋼鐵公司（USSteel）和標準石油公司的興起。與他同時代的大部分人都在集中精力研究經濟如何朝着穩定的均衡方向發展，而他卻與眾不同，試圖理解、解釋他所看到的這個世界的變化。

朝着這個研究方向，凡勃倫將商業活動與機器加工區分開來，並類似地將資本家與工程師區分開。在凡勃倫看來，商業企業是由那些僅對謀取利潤感興趣的資本家經營管理的。資本家是對賺錢，而不是對商品感興趣的剝削者。商品可以品質低劣，毫無使用價值，只要它們能夠賺錢，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相反機器加工是生產產品時使用的技術程序。這些加工是由工程師設計和運作的。和資本家、商人不同，工程師關心生產力、實用性及效率。與商業活動不同，機器加工重視技藝。它的產品是具有使用價值的實用商品，能夠滿足人們關於飲食、建設性工作的需求以及人們的好奇心。

商業活動是經濟週期的根本原因（凡勃倫，1904）。商人借款是建立在預期未來利潤的基礎之上的。借款擴大了經濟活動並提高了商品價格，從而導致了更高的利潤。在他們的預期得到確認時，商人對未來的利潤更為樂觀。隨着事態的順利進展，商人能夠貸更多的款，賺更多的錢。然而，在某些時候，出現了對持續利潤的憂慮，一些商人發現賺錢機會逐漸減少。貸款被收回，一些小企業開始破產，隨之而來的便是蕭條。停滯將一直持續下去，直到商人們看到能謀取更多利潤的充分機會，並樂意貸款並擴大業務。

與20世紀早期其他著述經濟週期的經濟學家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凡勃倫沒有看到經濟制度走向均衡的趨勢，他看到的是毫無止境的動盪與不穩定。因而凡勃倫認為，任何關於經濟是如何達到均衡的分析都是不科學的。經濟學分析要想科學化，就必須隨時關注制度的變革，而不是關注經濟移向靜態均衡點的方式。

那麼凡勃倫認為這個過程將往何處發展？凡勃倫有點天真地認為，機器加工和工程師可以解決美國所面臨的很多經濟問題。機器加工將允許生產和分配更具有計劃性。它將允許我們廢除價格體系。同時，一方面它將結束失業的浪費，另一方面將消除炫耀性消費的浪費。

凡勃倫是美國20世紀初期最著名的兩三個經濟學家之一。他把從其他社會科學中汲取的知識引入經濟學，並試圖通過這種方式拓展經濟學。更具體地來説，他闡明瞭習慣、文化以及制度如何塑造人類行為，以及人類行為的變化怎樣影響經濟。正是由於上述研究結果，凡勃倫成為經濟學制度學派的智慧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