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巴多傑

六年前，青海省治多縣西部工作委員會建立了我國首支武裝反偷獵隊伍；第一任書記索南達傑四年前戰死在雪域高原，被國家追授“環保衞士”榮譽稱號！第二任書記扎巴多傑被喻為“青藏高原野生動物的保護神”，日前又慘死槍下！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啊！“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丟下他的親人朋友，丟下他的“西部野犛牛”隊，丟下他未竟的事業，遠避塵囂，離我們而去了。

可可西里，你這藴育寶藏的土地，你這造就英雄的莽原啊，今天，你忠實的兒子倒在你的懷裏，他已完全屬於你了，他將與你同在！就用“巴顏拉山”哦，你怒吼吧，讓萬年積雪覆蓋災難的大地，讓千層峯巒橫斷茫茫雪原，讓生命輪迴的聲音響徹冰封的太陽湖畔！

出生於1952年的奇卡，索南達傑的妹夫，從部隊復員後，曾任治多縣公安局局長。1993年春節前夕，當時任玉樹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的扎巴多傑被索南達傑找到家裏喝酒聊天，他們慷慨激昂地談論着野生動物的保護，此刻，扎巴多傑被索的敬業精神所感動。在索犧牲後毅然接替了索。提出反偷獵要靠武裝。

在藏語中的“扎巴”是非常厲害的意思，“多傑”譯為金剛，這就是康巴漢子扎巴多傑。身為玉樹州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的他思考了幾天幾夜後，鋪開信紙給州委寫信：“目前我們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繼承索南達傑的遺志，如何完成他未完成的事業。因此，我請求州委把我調回治多縣負責西部工委的工作。我這樣做，既不是為了升官發財，也不是為了去享受。我深知去西部，迎接我的只有惡劣的工作環境和號稱生命禁區的可可西里，以及橫行在這片土地上的各種邪惡勢力，隨時都有生命危險。但是，為了人民的利益，我願意這樣做，也願意像索南達傑那樣隨時獻出自己的一切。”

1995年，扎書記第一次進入可可西里時，治多縣委給工委的小車加了84公斤汽油。因為治多縣市貧困縣，這便是政府給西部工委野犛牛隊惟一的資助，當然能讓野犛牛隊維持下去的原因除了社會捐款外，還有州上給予自由處理藏羚羊皮子的決定。除了三支槍，在沒有任何資金的情況下，1995年 10月7日，在可可西里，在青藏公路八工區一頂帳篷內組建中國第一支武裝反偷獵隊--西部工委野犛牛隊（野犛牛是高原的保護神，温順忠厚、吃苦耐勞，但是一旦侵犯了它，即使是一輛正在行駛的卡車，也會被它掀翻。）前任書記索南達傑犧牲了，今後怎麼辦？重新組建的西部工委全部58名幹部職工在索南達傑遺像前宣讀了自己的誓言：“我們從內心深處懷念和理解傑桑·索南達傑。我們清醒地認識到我們在肩負人類的重託，保護藏羚羊。我們也認識到，保護它將會有流血犧牲。我們認定今天的艱苦奮鬥，必將換來明天的光輝燦爛！”

這誓言是為了保護動物，卻閃耀着人性的光輝。這誓言鐫刻在中國西部一片荒無人煙的土地上，卻在國際上展示了中國在新時期的偉大形象。

在可可西里，他們不僅要和全副武裝的偷獵者激戰，更要和殘酷的生存環境進行搏鬥。有一次，扎巴多傑帶隊進入可可西里巡查時，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兩根冰涼的火腿腸。有一天，他們竟然沒有找到一滴水，第二天一早，渴了一天的扎書記一走出車門就趴在稀泥地上，埋頭去喝車轍裏積存的泥水，其他隊員也紛紛效仿吸起泥水來……

扎巴多傑曾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説：“我之所以不在縣裏的辦公室裏坐着，跑到這要命的深山來，一方面是為了一種親情，我要為索書記報仇，這個帳我要記在所有盜獵分子身上；另一方面，我就不信中國沒有環保，別人不做，我來做！”

可可西里的自然環境十分惡劣，成都電視台的編導彭輝三進可可西里拍攝紀錄片《平衡》，換了4個攝像助理，助理們説，這裏太艱苦了。

野犛牛隊在方圓4.5萬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地區巡邏，每次都要往返十幾天，必須帶夠油料和給養，用扎書記自己的話説："我不怕盜獵分子，他手裏有槍，我的手裏也有槍，我怕大自然。那裏面幾百裏，一個人也沒有。一旦天氣變化或是車子陷了進去出不來，弄的不好真的會把人困死在裏頭。有一次，三個隊員困在裏面，走了三天三夜才走出來，耳朵凍的直流水，扎書記想起來就十分痛心。

許多記者一次次的來到可可西里，他們為野犛牛隊的精神所感動，只要一有時間便希望能去看望他們，採訪他們。記得扎書記説的最多的話是“跟我衝”。來自四川的《成都商報》記者苗曦，還有許多采訪過扎書記，採訪過野犛牛隊的記者們，不同場合説的最多一句話是：“為了扎書記，我們什麼都願意！”

1996年，可可西里適度的進行資源開發，可可西里在甦醒。

1996年5月先後在青海省野生動物管理會議和西北五省區野生動物管理工作會議上被評為先進集體；受到原國家林業部公安局通令嘉獎。

1997年，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批准成立。

1997年西部工委林業公安派出所榮立集體三等功。

西部工作委員會目前欠債86萬。

扎書記在北京作報告時曾經説："目前西部工委內外共欠款86萬元。"

1997年5月，青海省野生動物保護辦公室解決了辦公經費1萬元。

1998年5月，國家林業局瀕危動物管理辦公室解決了7萬元的活動經費。

從1995年9月到至今，“西部野犛牛隊”共破獲盜獵案62起，抓獲盜獵分子240人，繳獲各類槍支56支，子彈萬餘發，繳獲各類車57輛，搜出藏羚羊皮3180張……

1998年，扎巴多傑曾赴北京各大學演講，使長江源的保護和藏羚羊的保護受到了關注。當時中央電視台電影頻道將要播出電影《傑桑.索南達傑》，由於扎書記下榻的招待所無法收看電影頻道的節目，他決定找一家能看電影頻道的餐館吃飯。在景山公園西門附近找到了一家僅能擺放2張桌子的小飯館，這裏的黑白電視能看到電影頻道的節目。當電影《傑桑.索南達傑》播放到一半的時候，扎巴多傑淚留滿面，他哭着説：“只要有人理解，我死在可可西里也心甘情願！”扎書記臨離開北京時感慨地説：“還有很多同情支持者，是他完全沒有想到的。他真正感到保衞可可西里的事業不是孤立的。”

勝利在望，曙光就在前方。然而，1998年，這一年扎書記年僅46歲，不幸發生了……“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你叫我們怎能忘記那個槍法好、馬術精的漢子？你叫我們怎麼忘記曾離我們那麼近，侃侃而談的師長？你叫我們怎能忘記趴冰卧雪、英勇戰鬥的壯士？ 你叫我們怎能忘記面對挫折，扎書記震天的吶喊：“藏羚羊的保護事業要有個交待，西部工委的兄弟們要有一個歸宿，我扎巴多傑才能暝目！” 我有幸在北林大學生活動中心見過扎書記一面。那天，他受邀作《來自長江源頭的消息》的報告，報告會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很多時候，偌大的報告廳裏只有扎書記低沉的聲音在流淌，而每一個故事下來，台下便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西部野犛牛隊”的事蹟感動了在場的每一個人。

1998年11月11日下午4點，位於北京沙灘的中國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辦公室裏的電話急促地響器，張繼蓮女士從電話裏聽到了一個青海口音的男人説："扎巴多傑走了"，後來又補充了一句，"扎巴多傑死了……"電話就掛斷了。

自然之友在12日早晨馬上召開了緊急會，開始與青海方面聯繫，會員奚志農給西寧的朋友打電話詢問，當時來自青海省治多縣的答覆是：扎巴多傑已經去世，有關情況正在調查之中。

11月12日，《成都商報》的記者打電話到自然之友，再次證實了扎巴多傑遇害的消息。

13日早晨，《成都商報》特派記者苗曦登上了開往西寧的飛機，前往格爾木採訪。隨同前往的還有成都電視台編導彭輝和扎巴多傑生前好友楊欣。

13日上午10點，在青海省環保局大院接受採訪的青海省環保局自然處的楊副處長非常悲痛地説："目前正是可可西里盜獵的高峯期，扎巴多傑的去世，對可可西里的反偷獵鬥爭帶來了嚴重的影響。"

12小時遠程跋涉，來到玉樹縣。

14日凌晨6點半，青海省共和縣還沉浸在靜謐的夜色中，街上只有一兩盞路燈還在發出昏黃的燈光，青海省環保局的老豐田越野車從共和縣開往了820公里以外的玉樹州，那裏是扎巴多傑的家，也是扎巴多傑人生的最後一個驛站。坐在越野車裏的楊欣還記得11月6日與香港地球之友總幹事吳方笑薇到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時，幾位堅守在那裏的野犛牛隊員説："已經斷糧好幾天了，現在，每天只能吃糌粑度日。"楊欣把帶去的罐頭送給又黑又瘦的隊員時，他還不知道，隊員們已經整整10個月沒有領到一分錢工資了。

14日晚上7點，經過將近12個小時的跋涉，汽車駛進了玉樹縣城。

11月8日晚9點，扎巴多傑的大妹夫李玉民接到電話：扎書記出事了！

楊欣用手機與扎巴多傑的親屬取得了聯繫後，四個面色憂戚的男子走進了招待所，扎巴多傑的大妹夫、玉樹州農業銀行幹部李玉民摘下眼鏡，抹了一把眼淚，聲音哽咽的説："11月7日晚7點左右，剛從北京回到玉樹的扎巴多傑打來電話，在電話裏興致勃勃地説，這次去北京尋求幫助的事情進展的非常順利。"

11月8日中午，扎巴多傑和妻子白瑪及小兒子一起來到李家，扎巴多傑和李玉民倆人邊喝邊聊，喝乾了一瓶汾酒。

8日晚上7時半，在看完"新聞聯播"之後，李玉民將扎巴多傑一家人送到了一個三岔道口，雙方揮手話別。從李玉民家到扎巴多傑家步行僅20分鐘，臨走時，扎巴多傑還約李玉民9日到家中喝酒。

晚9點，李玉民接到了扎巴多傑妻子白瑪的電話，扎巴多傑出事了！

當李玉民趕到扎巴多傑家中時，滿身是血的扎巴多傑已經被抬上了救護車，民警在現場維持秩序。

李玉民説，扎巴多傑被送進醫院時已經不能説話了，經過玉樹州人民醫院7個小時的搶救，46歲的扎巴多傑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扎巴多傑三年遷了四個地方，每處都是借房居住。

11月15日，《成都商報》的記者苗曦、成都電視台編導彭輝和扎巴多傑生前好友楊欣以及用了3天時間從格爾木日夜兼程趕到的西部工委副書記梁銀權和幾名隊員來到了一條名為"幸福巷"的小巷，在敲開了一扇破舊的木門之後，就是兩間共約20平方米的舊平房，這就是治多縣縣委副書記扎巴多傑的家。野犛牛隊隊員扎西説，扎書記把家搬到玉樹後，三年內遷了四個地方，每次都是借房居住。

由於家裏實在太狹窄，白瑪只好把丈夫的靈堂設在妹夫李玉民家中，在144盞跳躍着明亮火苗的酥油燈上方，是掛着哈達的扎巴多傑的遺照。

在扎巴多傑的遺照前，彭輝從提包裏取出了11月2日的《成都商報》，上面刊登了彭輝在可可西里與扎巴多傑共同呆了一個月後，記述這位反偷獵勇士和他的戰友保護野生動物的一篇文章--《保衞可可西里》。11月1日，得知文章將要見報，扎書記再三讓彭輝12 月進入可可西里時帶上報紙。如今，彭輝帶來了報紙，扎書記卻不在了。在扎巴多傑的遺照前，彭輝讀起了他最想看的《保衞可可西里》。

11月16日，玉樹州公安局副局長、調查扎巴多傑之死的"11.8"專案組組長公保稱，從刑偵技術勘察、法醫鑑定和刑事調查等幾方面的結果看，扎巴多傑系自殺身亡。

公保介紹，8日晚10時45分左右，玉樹縣110接到報警稱，州物資公司一宿舍內有人中彈。110巡警趕到現場，扎巴多傑被送到州人民醫院搶救，9日凌晨6時許不治身亡。

刑警現場勘察發現，屋內有兩個彈着點，一個在牆上，一個在天花板上，屋內還發現兩個77式手槍彈殼。由於牆上槍眼附近發現有燒焦的頭髮，警方認定正是這顆子彈從扎巴多傑的右耳上方射進頭部，從左側頭部穿出後打在牆上。

扎巴多傑的鄰居王某向警方講述，當晚他與妻子途經扎書記家門口時，恍惚聽見裏面有藏語爭吵聲，回到家後，剛剛平息的爭吵又開始了，隨後聽見開門聲。他出門看見白瑪帶着孩子走出院門，從後面跟出來的扎巴多傑向天放了一槍。在王某的勸説下，扎書記轉身進了屋，白瑪仍和小兒子多傑扎西站在門外。王某剛回到家就聽到隔壁傳來兩聲槍響，白瑪隨後跑過來哭着説，扎書記出事了。警方經過數次現場測試，證明從扎巴多傑進家門後到王某聽見槍響之間僅隔25秒，期間白瑪和孩子尚在門外。

11月8日，扎巴多傑的親屬按藏族習俗，悄悄為他舉行了"天葬"儀式。

扎巴多傑的死或許是他承受不了來自各面的壓力的一次爆發。死是需要勇氣的，敢於面對死亡的人到底還怕什麼？但是他還是離開了我們，許多人理解扎書記，覺着他的死不值。

扎書記一直在努力爭取可可西里成為國家級的保護區，努力的結果是成立保護區管理局後把他甩了，他在保護可可西里，卻沒有編制、沒有經費。他的死反映了環保工作者在與盜獵者和荒原惡劣環境做鬥爭的同時，還不得不與來自背後的各種力量較量。

有件事情，我不能自己要講出來告訴所有的朋友們。那是發生在“西部野犛牛隊”返回巡邏的途中，扎書記看見幾只雙眼還未睜開，嗷嗷待哺的小藏羚羊叼着母親血肉模糊的乳頭，而母藏羚羊的皮已被偷獵者剝走了。死去已經多時，怒不可遏的扎書記淚水不禁奪眶而出，他抓住一個盜獵分子咆哮如雷：“你看你們都幹了些什麼？”不是扎書記脾氣不好，扎書記從不喝斥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後來扎書記他們熬了一點粥來喂那幾只可憐的小藏羚羊，然而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報告會結束了，扎書記唱了一首歌，名字是《太陽和月亮是一個媽媽的女兒》。我是音樂的門外漢，但我聽得出那濃濃的人情味，感性的聲音擋也擋不住，是真的。一曲罷了，掌聲雷動，便在這如雷的掌聲中，扎書記站起身來，面帶着微笑，向外面走去。我看見扎書記的眼睛紅紅的，滿含着飽經滄桑的淒涼。便在這夾道相送的人羣裏，扎書記屢屢回首，與我們告別了。 沒想到這一別，竟是永訣！

臧克家在紀念魯迅先生的詩行中寫道：“有的人/俯下身來給人民當牛馬/……/給人民當牛馬的/人民永遠懷念他……”是啊，扎書記這一去，不知要牽動多少人的心啦。 在這淡紅的血色和淒涼的悲愴中，我們不禁低下頭來：索南達傑犧牲了，立志完成索南達傑未竟事業的扎巴多傑又慘遭不幸，誰來擔起那副沉重的擔子，誰又來完成這艱鉅的使命？ 死而死矣，墮地之時，死案已立。我知道，“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然而逝者死矣，生者不能無悲。

有人説：“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這是很平實的一句話，夫妻版合，一旦永訣，則不能不悲痛欲絕。事發後扎書記的妻子白瑪精神崩潰，直到現在才緩過來，能開口説話了，喪夫之痛，可想而知。 白瑪是位神奇的女子，4年前，當相依為命的哥哥索南達傑犧牲後，即便因為傷心兩年無法正常工作，可當她的丈夫也投身到反偷獵工作中時，她，竟同意了；當她的大兒子也要加入到生死之戰中，她！竟也同意了。 倘若有為點小事斤斤計較的女子，倘若有因婆媳關係大吵大鬧的婦人，你們，可以閉嘴了，去面壁思過吧！人們，我們如何能補償英雄親人難以癒合的創痕？

人我們如何告慰烈士的在天之靈啦？！

在恍惚的追憶和深深的悲痛中，我寫支離破碎的句子來，謹以此悼念扎巴多傑書記，謹此獻給那些為保護祖國野生動物而犧牲的或正在戰鬥的勇士們！

雪原上一雙眼睛仍炯炯然 注視着那方生生不息的土地。

來，我在巨浪中等你！

來，我在灰燼中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