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鬥力生成

戰鬥力包含了獲取和發展兩個方面，是二者的統一。獲取是指在現有的人、武器、體制編制等條件下，通過理論研究、軍事訓練、戰爭實踐和戰鬥精神教育等途徑，改善人與武器的結合而提高戰鬥力。發展是指通過擴大軍隊規模、改善武器裝備質量、組建新型作戰力量和改變部隊組織形態等途徑，以增加新質而提高戰鬥力。新質戰鬥力主要指戰鬥力的新形態，這是以新型武器裝備、新型作戰組織、新型作戰方式、新型作戰理論為基礎，通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實現的，而不是部隊名稱、作戰力量稱謂的簡單更改。

戰鬥力是軍事系統的一種“湧現”現象

自美國理論生物學家馮·貝塔朗菲1937年首次提出一般系統論的概念以來，系統科學的發展經歷了從一般系統論到自組織系統論再到複雜系統論的過程。相應地，其研究方法也經歷了從定性到定量再到定性與定量綜合集成的流變。

系統科學認為，軍事系統是由人、武器和編制體制等基本要素構成的“開放的複雜巨系統”（OCGS）。

●之所以是開放的，是因為戰鬥力是戰爭雙方在對抗中表現出來的相對力量，任何一方不僅都與環境存在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而且還具有主動演變和進化的屬性。

●説它複雜，是因為任何戰鬥力要素或作戰單元都是“多體組合系統”，而且是一個複雜自適應系統（CAS），適應性造就複雜性。

●至於説巨系統，是因為系統的組分種類異常繁多，在時間、空間和功能上存在層次性結構，戰鬥力源自於各作戰要素、作戰單元和作戰體系，在陸、海、空、天、信（息）、心（理）多維廣域作戰空間，以物質、能量和信息為中介的相互作用及其矛盾運動。

按照複雜系統論的觀點，戰鬥力的生成源於軍事系統的整體湧現性。作戰要素一旦通過某種途徑聚合，形成具有一定結構的作戰單元、人機系統或作戰體系，就會產生大於要素獨立狀態下的戰鬥力，即結構力，而且結構力的大小將隨着要素性質、融合形式和系統結構的改變而出現非線性變化。

“湧現”的思想源遠流長。柏拉圖對作為“部分的總和”的整體與作為“來自於部分的實體，但與部分的總和不同”的整體，進行了嚴格區分。亞里士多德提出了“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命題，至今不斷得到廣泛驗證。穆勒給出了“湧現”的三個判據，其中第三判據是：湧現特徵不能由獨立考察組分的行為中推導或預測出來。複雜系統論“聖菲”學派領軍人物霍蘭的命題是：“湧現——多來自少”。實際上，老子關於“有生於無”的思想，是對“湧現”現象最古老、最深刻的生成論表述。《道德經》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意思是説，作為系統湧現性的萬事萬物的“有”，源於“道”這種“無”。“道生萬物”的過程表明，整體的新質源於原本沒有這種性質的部分。

從“湧現”原理可知，戰鬥力生成不僅要看要素的數量、質量和性質，而且還要看這些要素的分佈、結構和相互關係。這是其一。

其二，一支軍隊能打什麼仗和在特定樣式下作戰能力的大小，不能在作戰要素獨立狀態下考察和度量，只要它們形成某種合理的結構，就會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系統效應。

其三，在冷兵器、熱兵器時代，由於信號傳遞方式、距離和速度的限制，決定了作戰要素、作戰單元以及參戰部隊之間的聯繫是鬆散的，即便到了機械化戰爭時代，也無法形成“強耦合”。因此，結構力往往被忽略，戰鬥力可近似看成是作戰要素效能的線性疊加，數量規模的擴張和原有結構的複製在戰鬥力生成中占主導地位。但到了信息時代，隨着信息平台的誕生和發展，這個局面就被徹底打破了。 ^[1] 

體系作戰能力關注的是戰鬥力要素性質與結構的優化，其核心是新質戰鬥力的生成，這就必然導致戰鬥力生成重心的轉移。

轉移之一：從關注數量規模到關注戰鬥力要素的性質和質量。

轉移之二：從關注人機關係到關注作戰系統之間的關係。

轉移之三：從關注作戰單元的結構到關注作戰體系結構的優化。

轉移之四：從關注傳統軍事力量建設到關注新型作戰力量發展。

轉移之五：從關注軍隊自身發展到關注國際國內兩個大局。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