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生

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享年99歲，籍貫福建福州長樂橫嶺村人，原名為謝婉瑩，筆名為冰心。取“一片冰心在玉壺”為意。被稱為“世紀老人”。現代著名詩人、作家、翻譯家、兒童文學家。曾任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名譽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名譽主席、顧問，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名譽理事等職。

1926年，冰心獲文學碩士學位後回國，執教於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等校。此後著有散文《南歸》，小説《分》《冬兒姑娘》等，表現了更為深厚的社會內涵。抗日戰爭期間在昆明、重慶等地從事創作和文化救亡活動。1946年赴日本，曾任東京大學教授。

1951年回國，先後任《人民文學》編委、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文聯副主席等職。作品有散文集《歸來以後》《寄小讀者》《再寄小讀者》《三寄小讀者》《我們把春天吵醒了》《櫻花贊》《拾穗小札》《晚晴集》等，展示出多彩的生活，藝術上仍保持着她的獨特風格。她的短篇小説《空巢》獲1980年度優秀短篇小説獎。兒童文學作品選集《小桔燈》於同年在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評獎中獲榮譽獎。冰心的作品除上面提到的外，還出版有小説集《超人》《去國》《冬兒姑娘》，小説散文集《往事》《南歸》，散文集《關於女人》，以及《冰心全集》、《冰心文集》、《冰心著譯選集》等。她的作品被譯成多種外文出版。

冰心崇尚“愛的哲學”。“母愛、童真、自然”是其作品的主旋律。她非常愛孩子，把孩子看做“最神聖的人”，認為他們是祖國的花朵，應該好好呵護。同時也成為了小讀者的知心朋友，深受人民的敬仰。她的作品中充滿了對大自然的熱愛，對和睦家庭的歌頌，以及對母愛與童真的歌頌與讚美。

冰心“五四”時期的小説則改變了其同時期散文、詩歌中那種主要從女兒立場仰視慈母、抒寫女兒心跡的寫作視角，而把母性情懷認同為女性人格的必要內涵，塑造了一批富有母性情懷的年輕女性形象，如40年代的小説《我的學生》中的S。冰心彰顯的母性情懷，首先體現為女性建設現代家庭、撫慰親人的能力，其次還體現為以母愛濟世的理想。總而言之，冰心小説所認可的母性情懷主要是女性對家庭、對社會的一種責任意識。着重強調女性的責任意識而不是強調女性自身的權益，冰心作品面臨着這樣的質疑：其性別立場到底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是男權的還是女權的？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把女性主體性建構作為衡量女性問題的價值尺度，同時還必須回到中國現代性別文化的歷史語境中。

冰心小説中的美好女性，無論未嫁還是已嫁，總是“宜其室家”的。冰心主要把這種“宜其室家”的品質向三個方面展開：一是處理好家政的責任心與能力；二是善解人意的心懷；三是美好雅緻的氣質外貌《我的學生》中的S，就是這三方面品格皆超羣的女性；S的美好，主要通過敍述者“男士”的眼睛和S的丈夫F的轉述來表現。從外視點表彰這些女性的美好品質，展示她們給別人所帶來的温暖，展示她們對於男性家庭成員諸如丈夫、兒子、兄弟的重要性，而不是從內視點展示女性的內心世界、體驗女性的人生苦惱，這説明冰心主要是換位以假定的男性視角思考女性問題；説明冰心所關注的主要不是探索女性人性的奧秘、不是張揚女性的個性需求，而是設想各種男性對家庭中的女性有怎樣的期待，從而總結出培養女性道德人格的準則。這説明冰心在思考男女相互對待的關係上主要不是批判男性世界的，但不批判男性世界的未必就是維護男權的。簡單化的二元對立思維是一種粗暴的思維方式。判斷冰心作品是否具有維護男權的特質，還要進一步看她是否在創作中認可了以男權不合理需求壓制女性生命的價值取向；判斷冰心創作是否具有女性本體的立場，要看她是否是建構女性主體性，而不能以是否滿足男性立場為尺度。男性立場和男權立場是兩個外延、內涵並不相等的概念。在男女對待性關係上，男性立場包括男權立場，也包括男性對女性合理的性別期待。建構女性主體性，應該批判男權文化，也應該以男女主體間共在的態度接受男性對女性的合理的性別期待。

在《我的學生》這些作品中，冰心身為女性作者，儘管十分認可男性人物對女性的期待，但並沒有設置男性權威對女性的壓制關係。《我的學生》中的S，是亞茜、宜姑的形象延續，她“要強好勝的脾氣”只體現在對自我責任——既包括家庭責任也包括社會責任的高要求上。讓這個只有奉獻沒有索取的美麗女性盛年夭亡，冰心此時顯然對這類女性的生命艱辛有更多的體會，但作品中只有“心比天高，命比紙薄”這一句話觸及S力不從心的生命感受，而主要是從外視點表彰她的責任意識、自我犧牲精神。但“我”和F的男性敍述視角，對這個美麗好強的女性並無壓制的力量或企圖，S的奉獻出於女性對自身生命境界的追求。生命的完整性包括肯定生命應享的權益，也包括肯定生命應承擔的責任、義務。前者關乎生命的福祉，後者關乎生命的境界。建構現代女性主體性，女性權益固然是重要的一維，但女性的責任意識同樣也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是女性的權益不應是對男性霸權的倒置性承襲，女性的責任不應造成對女性合理生命需求的壓抑。冰心這裏對女性責任的強調恰恰滿足了這一前提。所以説《我的學生》雖然在張揚女性權益方面、審視男性世界方面無多少貢獻，但對建構現代女性主體性仍然是有意義的。

總之，冰心創作中的性別意識狀況是複雜多層的，既有對男權思想的盲從，也有對女性生命的深切關愛，但無疑，冰心在女性問題上思考最多的是，在摒棄男權威壓的條件下女性如何通過承擔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來實現自我價值。冰心創作以對女性責任的思考在其創作成就的最高點上有力地參與了現代女性主體性的建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