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行久

1914年生於上海市，祖籍浙江省鎮海縣後施鄉（今寧波市鎮海區蛟川街道後施村）。

1935年，應行久考入上海滬江大學，於商學院攻讀商科，其大學畢業時正值艱苦的抗日戰爭時期。

應行久先生先後在中國上海和美國紐約兩次白手起家，創建包括美國佛羅里達州迪斯尼樂園中國館在內、囊括航運業、旅遊業、連鎖餐館、連鎖百貨商店、地產開發公司、投資開發的公司的美國大中集團。“他以‘勤奮’為座右銘，創立了宏大、穩固的基業，成為位居美國華人十大財團之一的富商。”（參見 世界華人名人錄 應行久）

應行久從小喜歡汽車，1946年，其在上海創立合眾汽車公司、立人汽車公司，經營美國和法國的汽車，他擔任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和法國雷諾汽車的總經銷。

1946年，應行久到美國洛杉磯尋求更大發展。20世紀70年代，應行久在美事業達到頂峯。

改革開放後，曾受到鄧小平的專門接見。

2001年，應行久先生於美國逝世，追悼會於12月2日在紐約市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田紀雲等贈送花圈，紐約州州長帕特基特派代表出席並致悼詞，可謂極盡哀榮。 ^[1] 

應行久，祖籍浙江寧波鎮海後施村，1914年3月出生。他的父親應懷慶，此時已在上海經營一家規模不大的拍賣行，應行久是家中第一個出世的孩子，所以對他十分寵愛。應行久自小就特別聰明伶俐，讀書用功，對什麼東西都感到好奇，特別是對汽車特感興趣。當時上海馬路上行駛的汽車，他只要一看到車型，就能叫得出這是進口的什麼車、什麼牌子、什麼型號。

1935年，應行久21歲，考入上海滬江大學，在商學院攻讀商科。大學畢業時，正值抗日戰爭時期，上海周圍地區逐漸淪陷，但帝國主義在上海的租界仍繼續維持現狀，吳鬆口出海處仍舊暢通，國際間進出口貿易仍照常進行。不過，貿易業務卻極度衰落，上海四周滄陷區的生活必需品非常缺乏。相對而言，租界的生活用品由於存貨比較充沛，還是容易購買。

應行久大學畢業後，在這特殊的環境下，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他想，何不將上海的生活實用品運輸到淪陷區去？於是，按照這一思路，他將上海的布料、肥皂、汽車輪胎之類的貨物購入後運往淪陷區，又從淪陷區運回上海需要的土產、木炭等。由於他的聰明、機智，經過二三年的悉心經營，果然積累不少資財。到1944年底，抗日戰爭已進入最後的決定性時刻。日本軍隊已感到難逃失敗的命運，惶惶不可終日，但又不甘失敗，力圖進行垂死的掙扎，到處狂轟濫炸，搶掠燒殺。應行久兩艘滿載貨物的100噸帆船在航行途中正遇上日本軍隊，結果，兩船貨物被洗劫一空。抗日戰爭勝利後，他重操運輸貿易，不幸船隻在海上航行時又遭海盜襲擊，所有資財眼睜睜地被全部搶光，只留下一條性命。兩次沉重的打擊，使多年辛勤操勞所積累的資財一再流失。如此慘重的劫難，對於年輕人來説，在心理承受能力上是一次極大的考驗：從此意志消沉呢?還是不膽怯、不氣餒，從頭做起，重新艱苦創業?他選擇了後者，決定重振旗鼓。

應行久從小喜歡汽車，這時，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汽車上，1946年，他在上海開設合眾汽車公司、立人汽車公司，主要經營美國和法國的汽車，他擔任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奧司麻皮爾”、“胖的克”、“歐伯爾”和法國“雷諾”牌汽車的總經銷。當時，一輛進口轎車賣26根金條，一根金條摺合800美元，即需2萬美元才能購買一輛轎車，實際上在國外，汽車的生產廠商每輛汽車的成本只有lO00美元左右。“雷諾”牌汽車每輛成本在700美元左右，上海賣價每輛4000美元。上海當時一共才五六家汽車代理商，汽車配額供應，不愁沒人來買。應行久以敏鋭的商業眼光瞄準了汽車市場。汽車供不應求，提高了售價，銷路依然走俏。應行久在經銷汽車行業上又賺了一大筆錢，彌補了前一陣子的損失。

隨後，應行久又開設化學原料行，經營化學原料進出口貿易業務。

為了求得更大的發展，1946年，應行久帶着妻子金玉堂和兒子應立人，滿懷希望地到了美國洛杉磯。但是，他們卻連落腳之處都找不到。應行久在美國化了兩個月的時間買房子居住，可就是買不成功。有好幾處房屋，今天看好，談好買房價錢，不料第二天房主便告訴他説：“已經賣掉了”。應行久丈二和尚模不着頭腦，心裏納悶究竟怎麼一回事？後來，還是一位猶太朋友告訴他：“你、我都是買不到房屋的，為什麼?因為如果賣給你房屋，該地區的房屋價格馬上會跌下來。”原來在美國，中國人頗受歧視，房屋賣給中國人居住了，將影響這一地區美國人的生活。應行久在赴美前曾聽人説過，美國口頭上講人權，實際上種族歧視嚴重惡化，現在他有了親身體會。這對應行久的心靈產生了強烈的刺激和震動，他一怒之下，又從美國重返上海，正所謂：“乘興而去，敗興而歸”。

1948年，上海解放的前一年，戰火正在逐步蔓延中，上海出現了市面蕭條、產銷停滯、利息高昂、物價飛漲，民不聊生，許多廠商行號都虧欠負債，不堪負擔，隨時都有歇業或倒閉的危險。在當時環境下，應行久也只好舉家遷居香港，將房屋、地產、公司及商行留在上海。上海解放後，他全部無償地上繳給了人民政府。從此，應行久便又在海外開始了新一輪的艱苦創業生涯。

1949年，應行久在香港購買了16輛汽車裝運到台灣，滿以為一定會和以前在上海做汽車生意一樣很賺錢，可是，在台灣每輛汽車須繳7000美元的牌照費，摺合下來，一輛汽車本身價值只有2000美元，這樣，不僅沒有賺到錢，連香港運到台灣的運輸費用還不夠，應行久一下子把本錢都賠光了，幾乎陷入絕境。在這進退兩難之際，他決定還是去美國，靠雙手打工掙錢養家餬口。就這樣，應行久口袋裏揣着僅存的600美元，又和全家登上了飛往美國的班機。

剛到美國，兩手空空，生活十分艱難，為了及早擺脱這種窘迫的境地，應行久不得不在一位朋友的辦公室裏放一張辦公桌，做點進出口生意，即“皮包公司”。一年下來，生活依然不能改善，這時，夫人金玉堂眼看着丈夫為生活操勞、日益消瘦，心裏非常難受，決定瞞着丈夫自己出去闖一下。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份站着撿紙的工作，每小時工資7角5分美金，一天工作下來累得腰痠背痛腿麻木，可是一想當前一家人的生活，她咬緊牙關硬是挺了過來。這一年的聖誕節到了，應行久看到信箱裏寄來一張税單，心裏終於明白過來，他問太太：“你不是説每天讀書去了嗎?讀書怎麼也要付税?”金玉堂知道再也瞞不過去，説：“我哪裏是去讀書，我是瞞着你去打工的。”應行久面對着患難與共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孩子，心裏難受極了，暗暗發誓要拼搏一番，報答妻子對自己的恩愛。

一天，應行久突然發現：家裏經濟雖然這麼拮据，可是金玉堂出去打工，總是買來假首飾佩帶，這些假首飾做工很精巧，式樣也挺美觀。他想，愛美是婦女的天性，我們家庭現在經濟如此拮据，太太出去也要戴上假首飾，要是我們開一家銷售假首飾的店鋪，肯定會吸引美國一般消費水平的婦女來購買，生意肯定會不錯。於是，應行久又雄心勃勃地另闢蹊徑，他向友人借了2000美金，在紐約時報廣場以每月200美金的租金租下一爿小店，專賣假首飾，店名叫“幸運”(Happiness)。由他的太太金玉堂主持店務，從清晨開始一直到深夜，每天足足要幹上十六七小時。金玉堂是江蘇無錫人，是一位虔誠的佛教信徒，她堅信“誠則靈”，菩薩一定會保佑自己的。她自己是女性，熟悉婦女的消費心理和要求，進貨時就善於選擇一些工藝講究、款式新穎的假首飾，加上她接待顧客熱情周到，商品價格低廉，很快就在當地贏得了信譽，受到消費者的青睞，慕名而來購買假首飾的人接踵而至。不久，應行久就撤回了在朋友辦公室裏進行進出口貿易的辦公桌，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幸運”首飾店上，僅僅一年，就由一家首飾店發展到三家首飾店。他終於在美國找到了發展事業新的起點，開始進一步的發展宏圖。

多次遭遇生活上的波折和事業上的起伏，造就了應行久頑強剛毅的性格和強烈的拼搏進取精神。他並不滿足於既得的成就，始終如一地追求更高層次的創建和發展，向多元化經營方向探索和延伸。時隔不久，他又想，既然能門市零售假首飾，何不從源頭做起，自己經營搞假首飾批發，這樣不是更可以降低進貨成本，賺更多的錢嗎?他想到做到，立刻就赴日本、台灣、香港等原產地採購假首飾，然後，一面仍零售假首飾，一面自己從原產地採購搞批發，經營業務的範圍也從開始時單一地銷售假首飾發展到經營工藝品、東方禮品等，首飾店也改為禮品店(Gift Co．)。到1959年，應行久的禮品店已從3家發展到10家連鎖店。1960年，他還用10萬美元在紐約時報廣場頂層租下一爿空店改建成禮品店，幾家禮品店的月租加起來就達一萬美元，許多友人都規勸他別太冒險了，但應行久謀定而動、胸有成竹，他的驚人一舉，畢竟成功了。後來，每當應行久回憶起這段經歷，他總是感慨地説：“一個人必須經得起磨練與考驗，這樣才會有進步，才會有發展。”

是年，應行久除了繼續經營禮品店外，又把目光瞄準世界博覽會。他認為，投資世界博覽會可以顯示一位實業家的膽略，而且，他經過仔細的科學分析，瞭解到從投資到收回資金的運轉期僅需6個月，與通常長達5年至10年的投資期相比較，可説是短得多了。1960年的世界博覽會在西雅圖舉辦，1964年、1965年在美國紐約的法拉盛，1967年在加拿大蒙特利爾，1968年在美國德克薩斯，1974年在美國西部斯波坎，1980年在美國田納西州，1984年在美國奧爾良，1985年在日本筑波，1986年在加拿大温哥華，1988年在澳洲……這些盛會，應行久都進行了大量的投資，主要用於開設中國餐館和禮品店。每次，他根據其規模大小，投資在300萬至500萬美元之間，有賺錢，亦有虧本。但他的宗旨是利用世博會的機會替他的禮品業務擴大宣傳，促進推銷工作。

他説：“做生意猶如戰爭一般，首先要掌握信息，有了信息還要有智慧，加上科學的分析和判斷；其次還要學會能隨機應變。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做生意都不一樣，不能運用一個固定不變的模式。當然，做生意要靠實力，有了本錢，在某一個環節上出了問題，虧損一些也不影響大局，要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這倒是主要的。但要抓住機遇，機遇比經驗還重要，經驗僅僅使你維持生計，不用為生活發愁，而抓住一瞬即逝的機遇卻是比經驗尤為難覓，尤為寶貴，抓住機會能使你賺大錢，平步青雲。”他例舉了最典型的兩次世博會，一次是1985年在日本筑波舉辦的，另一次是1986年在温哥華舉辦的，兩次世博會的舉辦與當時投資者的預測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

1985年那次，投資者們以為日本東京有1000多萬人口，營業一定會很好，因此很多企業家都進場設店、招攬顧客。結果，生意並不好，參觀者不多，致使投資者多數背上一身債，有的甚至破產。而1986年那次，規模最大，應行久投入600萬美元開設四家中國餐館和兩家禮品店。這次世博會只開放了5個半月，所以投入的資金必須在半年不到的時間內收回，否則，面臨的又將是虧本。對於這種鉅額短期投資往往令不少鉅商也望而卻步，惟獨應行久有膽魄去甘冒這麼大的風險。他包攬了世博會內所有的中國餐館，還花費了大量的資金從中國大陸聘請了近100名工作人員，這麼搞花錢多，花氣力多，有人對他這種舉動表示不可理解。應行久解釋説：“我是中國人，像這種世界性的博覽會是給中國工作人員一次學習的機會，我覺得我有責任讓他們出國開拓視野，學習國外工作人員的工作態度，使他們得到實際的訓練，將這些好的經驗帶回中國去。”這次世博會開得很成功，由於當時社會上盛傳非洲恐怖分子活動猖獗，許多人都不去非洲旅遊而趕到加拿大旅遊，並赴温哥華參觀世博會。這一年原來預計有1350萬參觀者，結果超過了預計，達2200多萬顧客。應行久投入的資金雖然巨大，但在半年內就收回投資，還賺了錢。

應行久一是靠驚人的魄力，二是靠他的聰明智慧、科學分析而經營有方，抓住一瞬即逝的機遇，搞大動作、大手筆，因此，能賺得上大錢，生意也越做越興旺。他記得第一次參加世博會時，他一下子將自己僅有的100萬美元全部投入世博會，有人勸他風險太大，別太冒險，可是他已看準了目標，決心抓住機遇，把鉅額資金投將下去，結果，果然取得了成功。

對應行久來説，70年代是他輝煌的年代。1973年，他以驚人之舉購下了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當時號稱“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樓”的頂層第107層，裝潢一新，開設幸運禮品公司。前往紐約的各國旅遊者，都要登臨摩天大樓最高層，極目眺望紐約這座大都市的風光，於是，禮品公司門庭若市，旅遊者們紛紛選購一些禮品留作紀念，“幸運”也生意興隆、財源茂盛。又一大手筆是：他獨資在紐約購下豐澤樓，經營中國菜餚，以烹飪獨特、氣派豪華、富有東方文化氣息的特色而成為著名的高級中餐館。在解放前的舊上海，繁華的南京路跑馬廳對面，有一幢24層高樓建築，這是舊上海著名的大廈，於1934年（民國二十三年）12月1日建成對外營業，上海的豐澤樓京菜館就設在裏面。應行久在紐約也開設了豐澤樓，使它名揚海外。

20世紀70年代，應行久創立了著名的美國華商總會（全稱：美國全美華僑總商會），並被推舉為美國華商總會會長、董事長、永遠顧問。並對推進中國現代化建設，促進中美關係發展做出了貢獻。美國華商總會屬下有超過一百多個團體。

又一件大事是：1979年6月，美東華僑商會舉行全體會員大會，決定改組為全美華僑總商會，以促進中美貿易和中國的現代化，應行久被公推為全美華僑總商會董事長，成為紐約華人社會經濟界中聲譽卓著的代表人物，亦是美國華人十大財團之一的大中集團的創辦人。現在，應行久是美國華商總會的總顧問。

應行久是歷經磨練、幾度沉浮的過來者，在談到事業取得成功的奧妙時，他説：“第一，創業必須手腳勤快，精打細算，分析市場，開拓進取，既要辦法多、週轉快，又要膽大心細；選擇經營市場，要看準地區、地段，好的地區、好的地段，生意才能越做越興旺，才能在事業上穩操勝券；第二，企業成敗的關鍵在於人。與資金、技術相比較，人才更為重要。我特別注意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古訓，看準了有用之人就要大膽地放手地去使用。辦事要守信用，講公道，這樣生意才能做得長，做得多。”應行久根據他坎坷的經歷以及奉行的做人信念，總結出卓有成效的經營思想，這是他對事業不斷追求和探索、從實踐中得出的結論。本着這樣的信念，他以“求生存”的態度，逐步開創他的事業，往往憑藉着他不畏艱險的毅力與驚人的膽識，一步一個腳印，邁向他要達到事業目標的每一層新的台階，譜寫出他人生奮鬥的篇章。

旅居海外多年的神州赤子，始終不忘祖國的統一大業。1978年，應行久和美國華裔著名人士聯名公開寫信給台灣的蔣經國，呼籲台灣當局與祖國大陸舉行國共談判，還提出恢復海峽兩岸的正常交往，釋放政治犯、廢除戒嚴法等建議。這封公開信呼籲炎黃子孫攜手合作，深切地表達了在美華人華僑盼望祖國早日統一的赤子之心，引起了海內外人士的矚目。中美建交後在爭取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上，應行久做了不少工作。從1976年迄今，應行久風塵僕僕往返於美國與中國大陸達20多次，為架設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之橋而樂此不疲。其間，應行久還利用他個人在美國的社會關係作出種種努力，在中美經濟合作和友好交往中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發揮了橋樑和紐帶的作用。1978年1月5日，紐約市15個華人僑團聯合在銀宮大酒樓舉行盛大宴會，熱烈歡迎北京動物園兩隻大熊貓抵美；並拍賣孫慕娜捐贈的《親情》、《親親我》兩幅國畫，款項全部獻給北京熊貓保護委員會作保護大熊貓的基金，應行久分別以5500美元和1萬美元高價得標，為保護大熊貓盡了他一份心意。1979年春，應行久應美國前總統卡特的邀請前往美國首都華盛頓參加歡迎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儀式，在他的辦公室裏掛滿了與中、美各界、各派人土合影的珍貴照片。應行久曾多次回國參加廣州出口交易會，積極拓展美中貿易，還打算在中國大陸內地設廠，他希望能為中國商品打入國際市場作出努力。

作為一個旅美華僑，應行久的心總是與祖國人民息息相關的，當他獲悉河北省遭受旱災時，他率先慷慨解囊，捐款販災，這在美國華人社會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並得到在美華僑廣泛的響應。

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美國設立總領事館初期，應行久曾受託代覓適當的館址，為此，他盡心盡力，積極奔走，不顧疲勞，代為洽談，終於在紐約四十二街第十二大道購下了現在的總領事館之址，同時在價格上也節省了一大筆資金，桑梓之情足見一斑。

為了方便美國人民和華僑、華人來中國旅遊，應行久還特意創辦了大中旅行社，親任董事長，主持全局；並與中國旅行社簽訂了合約，任中國民航美國東部地區的代理。1975年，應行久帶頭與中國大陸發展中美間的貿易關係，他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十分贊成；並對我國對外貿易提出七點積極的建議，受到我國有關方面的高度評價。他曾向祖國大陸購進一批鴨絨毛運往美國進行試銷。由於某些原因，使他在這筆業務中虧損了約達250萬美元，國內有關外貿公司職員對此深表歉意。對此，應行久作為一位有氣魄的實業家卻這樣説：“為中國開闢對外貿易的新路，在試銷中遭受一些損失是意料中的事情，我們應該把目光看得遠一些。我相信，中美間貿易的前景一定大有可為，前景是光明的。”應行久這一席話，充分表達了海外赤子心繫中華的情懷，他曾動情地説：“依靠十億同胞同心同德的努力以及海外三千萬同胞的密切合作，中國的‘四化’一定可以實現!”

1985年7月，應行久、金玉堂夫婦偕同兒媳翁美玉、孫子應大中和其妹應春英等一行回到浙江寧波故鄉探親訪友，受到浙江省、杭州市、寧波市領導人的熱烈歡迎。他們參觀了寧波工藝美術廠、寧波繡服廠，對寧波的傳統工藝美術品愛不釋手，當即簽訂了定貨合同；並對家鄉的建設，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議。應行久等一行還遊覽了杭州的西湖、寧波的東錢湖、阿育王寺等名勝古蹟，祭拜了祖墳，還觀賞了寧波的傳統甬劇和越劇。

告別了故鄉數十年的應行久，兩鬃已經斑白，但一口寧波鄉音仍未改變。這位海外遊子，對祖國、對故鄉寄予一片深情。他認為滬甬間的交通不夠暢通，還有改進的必要，他表示，如果寧波市有關方面有興趣的話，他可以提供一至二艘5000噸級的客輪，以增強滬甬間交通運輸的能力。他認為在水運上還可以多下些功夫。他還打算為家鄉培訓一批賓館經理、服務人員及管理人員，並擬向小港經濟開展區投資興建工廠，還準備返美后設法動員外商到寧波參與經濟合作。

縱觀應行久所走過這條曲折的人生和事業道路，他夫人金玉堂女士發揮着不可忽視的賢內助作用，正是有了她的幫助，才使屢敗屢戰的應行久東山再起，終於登上實業界的舞台，他不僅是應行久生活上的伴侶，更是他事業上有力的支持者。凡有記者去採訪應行久時，他總要深情地通過記者告訴人們這一點。金玉堂女士從小在江蘇無錫一個信奉佛教的家庭裏成長，所以，佛教對她的影響是很深的。1962年，她在美國發起成立了“美東佛教總會”，並親任理事長，近30年來已發展至四五十處佛教寺院和各種佛教團體。金玉堂居士在創立“美東佛教總會”，進行弘揚佛法、出資修建寺廟的過程中，始終得到了應行久的全力支持，“美東佛教總會”所需要的一切費用都由應行久供給。1971年，在紐約州南開羅山地建造了一座“大乘寺”，建立時，應行久夫婦兩人決定，“大乘寺”的香火費將由他們專門供應。金玉堂居士熱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1981年中國大陸河北、湖北兩省受災，金玉堂居士捐資l萬多美元救濟災民，1990年舉世矚目的亞運會在中國北京舉行，金玉堂居士主動解囊捐助5萬美元，亞運會結束後，應氏夫婦赴上海市楊浦區社會福利院參觀，金玉堂居士又當場捐款5000美元，並向上海市南匯吳迅中學捐資1萬美元作為獎學基金。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應行久之子應立人，1964年畢業於紐約理工大學物理系，先後以優異成績獲物理學碩士、博士學位。他繼承了父親應行久的事業，擔任美國大中集團主席兼總裁，他又是美中國際貿易促進會會長，他在紐約和美國其他城市以及加拿大、日本、香港都設立了多家公司和連鎖店，重點經營中國大陸的各種產品；並在美國佛羅里達州迪斯尼樂園的世界之窗設立中國館，每年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萬旅遊者和觀眾，使人們認識中國、瞭解中國，並促進中美兩國間的貿易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