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內戰

英愛條約產生於愛爾蘭分離主義分子（組織了愛爾蘭共和國）與英國政府之間的英愛戰爭（或“愛爾蘭獨立戰爭”）（1919-1921）。條約規定成立自治的愛爾蘭國家，控制愛爾蘭大部分人口與土地，擁有自己的軍隊和警察。但是，它規定這個國家正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一樣，是英帝國中的一個自治領，英國君主作為國家元首，而不是像大多數民族主義者推崇的獨立的共和國。條約也規定新的愛爾蘭議會的成員必須宣讀如下的“效忠誓詞”：

“我……莊嚴宣誓誠心信服與效忠依法成立之愛爾蘭自由邦憲法，依照愛爾蘭一般公民之職責，與大不列顛及其依附與加入之大英國家聯邦之組成國家，忠於國王喬治五世陛下及其子嗣和合法繼承人。”

該誓詞引起許多愛爾蘭共和派分子強烈反對。在條約之下新的國家不是被稱作共和國而是一個“自由邦”，並且只包括愛爾蘭西部與南部的26郡。剩下的六郡作為北愛爾蘭仍然留在聯合王國內。另外，幾個戰略港口仍然被皇家海軍佔領。 雖然如此，領導愛爾蘭談判團的共和派領導人邁克爾·柯林斯，勸説道，條約“沒有給予所有民族渴望和追求的最根本的自由，而是實現自由的自由”。之後的事件最終證明他是對的，自由邦後來演變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共和國。但是，1922年時反條約鬥士們相信條約永遠不會導致愛爾蘭的完全獨立。

在條約問題上的分裂是非常個人化的。雙方的領導者們在獨立戰爭中曾經是密友與同志，這使得他們為之喪命的意見不和更加痛苦。邁克爾·柯林斯覺得埃蒙·德·瓦萊拉派他當全權代表進行條約談判，是因為他知道英國人不會在獨立的愛爾蘭共和國上讓步，他要柯林斯承擔接受妥協方案的指責。於是當德瓦萊拉拒絕支持全權代表們與大衞·勞合·喬治和温斯頓·丘吉爾達成的協定時，柯林斯深深感到被出賣了。對德瓦萊拉來説，他對柯林斯與亞瑟·格里菲斯沒有徵求他和愛爾蘭內閣的意見就簽署條約感到震怒。

愛爾蘭國會在1922年1月7日以64票對57票勉強通過了英愛條約。條約被批准之後，一個以邁克爾·柯林斯與亞瑟·格里菲斯為首的“臨時政府”成立，用以將權力從英國政府移交到愛爾蘭自由邦。

由於條約被批准埃蒙·德·瓦萊拉辭去共和國總統職務，帶領反對條約的新芬黨派別離開國會。他挑戰國會批准條約的權力，聲稱它的成員違背了他們對愛爾蘭共和國的誓詞。德瓦萊拉之後嘗試改善妥協方案，使新的愛爾蘭自由邦擁有與英聯邦的“外部聯繫”，而不是它的成員。更嚴重的是，大部分愛爾蘭共和軍的軍官也反對條約，並於1922年3月軍隊會議上宣佈拒絕承認愛爾蘭國會接受條約的權力。反條約共和軍組建了他們自己的“軍隊執行會”（Army Executive），並承認其為該國真正的政府。

但是，雙方都想避免內戰。柯林斯建立了一個“軍隊再統一委員會”（army re-unification committee）來重新統一共和軍，並和德瓦萊拉的反條約政治追隨者們訂立了選舉協定，共同計劃在1922年自由邦的第一次大選中競選，之後成立聯合政府。他也嘗試以同意新國家的共和式憲法（對英國君主一字不提）來換取與反條約共和軍領袖們的妥協。共和軍領袖們如廉姆·林奇已準備接受妥協。但是，共和派憲法因為違反條約條文被英國否決，英方威脅對自由邦實施貿易封鎖，除非條約得到完全實施。柯林斯勉強同意。此舉完全破壞了贊成與反對條約派別之間的選舉協定，雙方在1922年6月18日的愛爾蘭大選中作為敵對黨派參選，雙方都自稱為新芬黨。贊成條約的新芬黨以23 9193票對13 3864票戰勝反條約新芬黨。另有24 7226人投了其他黨派的票，這些黨派都是支持條約的。大選顯示愛爾蘭選民支持條約與愛爾蘭自由邦的建立，以及新芬黨已不能代表全體人民。但德瓦萊拉和他的政治追隨者與大多數共和軍繼續反對條約。有人引述德瓦萊拉的話説：“多數人也沒有權利做錯事”。

同時在邁克爾·柯林斯與亞瑟·格里菲斯領導下，按照條約成立了臨時政府以建立愛爾蘭自由邦，並組建了代替愛爾蘭共和軍的愛爾蘭國民軍，和一支新的警察部隊。但是，由於當初設想新的軍隊會以共和軍為核心組建，反條約共和軍部隊被獲准接管英國軍營並接收武器。事實上這意味着至1922年夏，自由邦的臨時政府只控制着都柏林和一些諸如朗福德這樣共和軍團體支持條約的地區。

戰鬥最終會在臨時政府試圖在遍佈全國，裝備良好與不願妥協的反條約共和軍中維護自身權威時爆發，特別是對都柏林的某一強硬團體而言。

1922年4月，200名反條約共和軍戰士在羅裏·歐康納領導下，佔領了都柏林的四法庭，造成了緊張的僵持局面。這些反條約共和派想要面對面與英軍對抗，希望以此團結共和軍的兩大派別對抗共同敵人。但是對那些決心要使自由邦成為現實可行的自治愛爾蘭國家的人來説，這是一次叛亂行為，不得不“由他們”而不是英國人來鎮壓。亞瑟·格里菲斯傾向於立即用武力解決，但邁克爾·柯林斯想要盡一切可能避免戰爭，並不去整治四法庭軍營，直到1922年6月受到英方壓力動手。

諷刺的是，英國人被柯林斯下令實施的行為搞得失去了耐心。他在倫敦暗殺了一名英國退休將領亨利·休·威爾遜，因為他負責北愛爾蘭對天主教徒的攻擊行動。

温斯頓·丘吉爾咬定反條約共和軍對暗殺負責，並警告柯林斯他會使用英國部隊進攻四法庭，除非自由邦採取行動。自由邦政府的最後希望在6月27日來到，四法庭的共和軍營劫持了JJ·“生薑”·奧康奈爾（JJ "Ginger" O'Connell），一名新成立的國民軍將領。柯林斯在給予四法庭軍營離開大樓的最後通牒後，決定結束僵持狀態，用炮擊四法庭軍營使其投降。政府隨後指定柯林斯為國民軍總司令。這場襲擊不是戰爭的第一槍，英軍移交軍營之時，全國各地在支持與反對條約的兩派共和軍之間已經衝突不斷。但是這場戰鬥代表着“轉折點”，雙方全面宣戰，內戰正式爆發。

邁克爾·柯林斯接受英方提供的火炮供新的自由邦軍隊使用（雖然內維爾·麥克裏迪將軍只交出了他在基爾曼哈姆的10000發炮彈中的200發）。四法庭的反條約部隊只擁有輕武器，在兩天的炮擊和自由邦部隊的衝鋒（1922年6月28日至30日）後投降。激戰直到7月5日仍在都柏林繼續，奧斯卡·特雷納領導的都柏林旅反條約共和軍部隊佔領奧康奈爾大街（O'Connell St），引起長達一週的巷戰。這場戰鬥造成雙方65死28傷。死者中包括共和派領導人卡哈爾·布魯阿。另外，自由邦逮捕了500多名共和軍。平民傷亡被認為超過250人。

都柏林的戰鬥停歇之時，自由邦政府已牢牢控制愛爾蘭首都，反條約武裝則分散至全國各地，主要在南部和西部。

內戰的爆發迫使支持和反對條約者選邊站。條約支持者被稱為“條約贊成派”（Pro-Treaty）或“自由邦軍”（Free State Army），法律上稱作“國民軍”。反對者稱作“反條約派”（Anti-Treaty）、“非正規軍”（Irregulars）或“共和派”（Republicans），而且繼續自稱為“共和軍”。反條約共和軍宣稱它在保衞1916年復活節起義期間宣告成立，並被第一屆愛爾蘭國會確認，但之後被接受自由邦妥協者拋棄的愛爾蘭共和國。埃蒙·德·瓦萊拉宣稱他會像一名普通共和軍志願者一樣為國效勞，並將反條約共和派的領導權交給諸如共和軍總參謀長廉姆·林奇這樣的軍事指揮官。

內戰分裂了共和軍。內戰爆發時，反條約共和軍（集中在南部和西部）數量上超過了支持自由邦的部隊——大約15000人對7000人，即超過二比一（有書面數據顯示1922年早期共和軍的實力超過72000人，但大多數人都是在對英停火期間招募的新兵，並沒有在獨立戰爭和內戰中上過戰場）。但是反條約共和軍缺少有效的指揮體系，明確的戰略和足夠的武器。戰爭開始時他們只有6780支步槍和少數機槍。大多數戰士僅裝備獵槍。他們也從英軍手中取得少數裝甲車。更重要的是沒有任何火炮。結果是在整場戰爭中他們一直被迫採取守勢。

相反的，自由邦在戰爭開始之後飛速擴充部隊。邁克爾·柯林斯和他的同僚們有能力建立一支能制服田野中的游擊隊的軍隊。英國補給的火炮、飛機、裝甲車、機槍、輕武器和彈藥對支持條約部隊幫助極大。國民軍至1922年8月達到14000人，1922年末達到38000強，至戰爭結束時已膨脹至55000人，3500名軍官，遠遠超出愛爾蘭自由邦和平時期所需支持之武裝。柯林斯的最冷血的官兵來自他在愛爾蘭獨立戰爭中指揮的都柏林“現役部隊”（Active Service Unit，共和軍都柏林旅的精鋭部隊），特別是他的暗殺“小隊”。在國民軍當中，他們被稱作都柏林衞隊。從戰爭開始到結束，這支部隊捲入數起惡名遠揚的對反條約游擊隊的施暴事件。多數國民軍軍官和士兵是支持條約的共和軍人。但是新軍隊的許多新成員是一次大戰中曾在英軍中服役的失業老兵。前英軍軍官也被招募作為技術專家。共和派利用此事大肆宣傳——宣稱自由邦只是英國的代理人部隊。但是實際上自由邦士兵中的大部分是新兵，沒有在一次大戰或愛爾蘭獨立戰爭中的任何軍事經驗。

都柏林落在支持條約派手中，而衝突則蔓延到全國。戰爭以反條約武裝佔領科克、利默里克和沃特福德自行宣佈成立獨立的“芒斯特共和國”為起點。但是，反條約一方的裝備不足以發動常規戰爭。他們缺少炮兵和裝甲部隊，自由邦卻可從英國獲得。結果是廉姆·林奇不能夠利用共和派初期在數量和領土上的優勢。他僅僅希望“芒斯特共和國”支持足夠久以迫使英國重新就條約進行談判。

但是，愛爾蘭的大城市全部在1922年8月比較輕鬆地被自由邦奪取。邁克爾·柯林斯、理查德·穆爾卡希和歐因·奧達菲策劃了自由邦在全國範圍內的攻勢：派遣縱隊從陸路奪取西部的利默里克和東南部的沃特福德，派部隊從水路奪取南部的科克郡與凱里郡和西部的梅奧郡。利默里克7月20日陷落，沃特福德於同日陷落，科克市在自由邦在衢西市（Passage West）從海上登陸後於8月10日陷落。另一支去西部的梅奧郡的海上遠征軍使該地區重回政府掌控。某些地區共和派進行了堅決的抵抗，但是沒有一處能夠戰勝裝備炮兵和裝甲部隊的正規軍。自由邦保衞戰中只有一處進行了正規戰鬥，就是基爾馬洛克戰役，發生在自由邦部隊從利默里克向南進軍時。

政府在主要城市的勝利開始了一段非決定性的游擊戰時期。反條約共和軍部隊分散開來，堅持在諸如南部的科克郡和凱里郡西部、韋克斯福德郡東部和斯萊戈郡與梅奧郡這樣的地區。零星戰鬥也在丹托克周圍爆發，那裏是弗蘭克·艾肯和愛爾蘭共和軍第四北方師的基地所在。

戰爭斷斷續續進行了八個多月才結束。在愛爾蘭獨立戰爭中是盟友的領導者們被暗殺和處決給這段時期打上深深印記。總參謀長邁克爾·柯林斯在1922年8月一次反條約共和派的伏擊中於科克郡家附近的花口村（Béal na mBláth）身亡。柯林斯的死使自由邦領導層對於共和派更加懷恨在心，很有可能導致了之後的衝突墮落為施暴與復仇的循環。亞瑟·格利菲斯，自由邦總統，也在十天前腦溢血而死，自由邦政府落到W.T.柯斯格雷夫手中，自由邦部隊則歸理查德·穆爾卡希將軍指揮。

1922年10月，埃蒙·德·瓦萊拉與反條約派議員建立了他們自己的“共和政府”作為自由邦之對立。但是，當時反條約一方已經要地盡失，德瓦萊拉的“政府”在民眾中沒有權威。無論怎樣，共和軍領導人對此不屑一顧，把自己的軍事領導看成共和派的即存權威。

內戰的最後階段蜕變成一系列的暴行，給愛爾蘭政治生活留下無限辛酸。自由邦從1922年11月17日開始處決共和派囚犯，四名共和軍成員被行刑隊槍決。之後是11月24日為人稱頌的作家和條約談判代表羅伯特·厄斯金·錢德斯。在內戰期間自由邦一共正式批准處決了77名反條約囚犯。反條約共和軍為報復暗殺了議員肖恩·黑爾斯（Sean Hales）。1922年12月7日，黑爾斯死後第二天，四名從戰爭第一個星期開始就被關押的著名的共和派成員（每省一個）——羅裏·奧康納、廉姆·梅洛斯，理查德·巴雷特（Richard Barett）與喬·麥凱爾維（Joe McKelvey）——為報復殺死黑爾斯而被處決。另外，自由邦部隊，特別是在凱里郡，游擊戰最激烈的地方，開始不公開地處決抓獲的反條約戰士。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在巴里希第（Ballyseedy），九名共和派囚犯被綁在地雷上，隨後地雷被引爆，倖存者被機槍掃射。

反條約共和軍不能維持一場有效的游擊戰爭，因為大多數愛爾蘭民眾不支持他們。這在戰後的大選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蓋爾人協會——自由邦黨——輕而易舉贏得勝利（結果見愛爾蘭1923年大選）。羅馬天主教會也支持自由邦，認為它是國家的合法政府，並將反條約共和軍開除出教，拒絕給反條約戰士主持聖餐禮。1922年10月10日，天主教會愛爾蘭大主教簽發一份正式聲明，將反條約運動描述為：“一個沒有任何合法權限的謀殺和暗殺體系……非正規軍發動的游擊戰沒有道義支持，因此殺害國民軍人是在神面前的謀殺，奪取公私財物是搶劫，毀壞道路、橋樑和鐵道是犯罪。所有反對此教喻，參與上述罪行的都犯了欺天大罪，如其堅持此種罪惡行為，則不能被告解赦免，也要被逐出聖餐禮。”該立場當時影響了很多天主教愛爾蘭人。

缺乏公眾支持，政府一戰到底的決心和自身的意志力缺乏都對反條約共和軍的戰敗起了作用。至1923年2月，共和派領導人廉姆·迪西（Liam Deasy）已經向自由邦投降並號召其他共和派分子也投降。隨着衝突逐漸轉變成為支持條約派“事實上”的勝利，德瓦萊拉要求共和軍領導層下令停火，但是遭到拒絕。某些歷史學家提出，共和派不肯妥協的領導人廉姆·林奇在4月10日在沃特福德郡諾克米爾唐（Knockmealdown）山區一場戰鬥中戰死，使得更加實際的弗蘭克·艾肯接替共和軍參謀長位置，能夠下令停止看來毫無意義的戰鬥。艾肯於5月1日就任共和軍領導，此前一天他代表反條約部隊宣佈停火。接下來艾肯於5月24日下令共和軍志願者放下武器，而不是投降或者繼續不可能取勝的戰鬥。成千反條約共和軍成員（包括埃蒙·德·瓦萊拉）被自由邦部隊在戰爭結束後幾周內逮捕，當時他們已經放下武器回家。

雖然內戰的起因是英愛條約，隨着戰事的發展共和派也尋求將自己的行動理由定義為傳統的共和主義的為了“無產者”，結果就是戰爭中愛爾蘭的英國大地主與一些並不十分富有的新教徒保皇派也受到襲擊。舊地主階級的192座“豪宅”在戰爭中被共和派摧毀，所宣稱的理由是某些地主成為了自由邦參議員。比如説屬於梅奧伯爵的納斯（Naas）附近的帕莫斯唐宅（Palmerstown House），梅奧郡的莫爾廳（Moore Hall），以及奧立弗·聖約翰·戈加蒂（Oliver St John Gogarty）的房子。但是，也有其他因素起着作用。很多但不是所有這些人，曾經在獨立戰爭中支持英軍。這種支持大多隻是精神上的，但是有時會表現為在衝突中對英軍的積極協助。這些襲擊應該在1921年7月11日停火後結束。但是實際上在停火後仍然繼續有襲擊，並在內戰得到升級。

另外，地主階級中的很多人是農村階級敵對中的焦點，從1880年土地戰爭開始這個問題就日益白熱化。雖然1903年的温德漢姆法案允許佃農從地主那裏購買土地，但是有很多沒有被租種的土地，某些共和主義分子追隨邁克爾·達維特（Michael Davitt）的政策，即所有土地都應該為“國家”所有。這使以前的地主獨立後的處境艱難，在內戰的無政府狀態中易成為目標。有時這些襲擊有教派主義的暗示，雖然大多數反條約共和軍並不區分愛爾蘭政府支持者是天主教徒還是新教徒。很多襲擊事件很難尋找動機。比如，某些不關心政治的“英裔愛爾蘭”新教徒的財產被付之一炬，如赫拉斯·普朗科特（Horace Plunkett），他幫助建立了農村合作計劃，但是另一方面，所有吉尼斯家族（Guinness family）（眾所周知的聯合派）的財產都完好無損。自由邦努力保護新教徒和他們的財產，特別是在勞斯郡，為此專門成立了一支特別警察部隊。至今為止對於新教徒在這段時間受到多大程度的脅迫眾説紛紜，但是很多人在內戰中和戰後離開了愛爾蘭。

內戰短暫而血腥。許多上層人物犧牲，包括邁克爾·柯林斯。雙方都有暴行上演：反條約武裝謀殺議員，燒燬多處古蹟；政府正式或暗地處決反條約囚犯。支持條約的國民軍傷亡800餘人，總共4000人死亡。另外有1 200名共和軍被拘押直至內戰結束，大多數在1924年以前仍未釋放。1923年10月至11月，多達8000名共和軍囚犯進行絕食以抗議繼續被監禁。

但是，愛爾蘭內戰的傷亡是否可能更加慘重仍有爭議。死者人數與當時其他內戰——如俄國內戰與西班牙內戰——相比微不足道。此外，新的警察部隊——“內務衞隊”——並未牽扯其中，意即自由邦可在戰後建立一支非武裝且政治中立的警察部隊。

愛爾蘭內戰在愛爾蘭民族主義派別之間進行，意味着北愛爾蘭問題被忽略，愛爾蘭得以從更加血腥的基於民族和教派分別的愛爾蘭東北六郡內戰中倖免。事實上，因為愛爾蘭內戰，北愛爾蘭得以鞏固其存在，愛爾蘭的一部分得以在可預見的未來保持穩定。戰爭使北方聯合派加強了對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的偏見。柯林斯直到戰爭爆發之前，很可能直到死前，一直在計劃發動對於北愛政府的秘密游擊戰役，不斷向北方的共和軍部隊輸送武器，直到最後。如果愛爾蘭內戰未爆發，這可能導致南北對峙。結果，反條約共和軍直到在內戰中失敗之後才認真考慮是否在英國統治下的北愛爾蘭進行武裝行動（首個嚴肅的建議在1930年代後期提出）。共和軍北方部隊在內戰中由於柯林斯的政策大部分支持自由邦，超過500名成員加入了新的自由邦國民軍。

共和派部隊在1922年七八月間放棄據點時，焚燒了佔領過的許多建築物和商店。另外，之後的游擊戰也造成重創，自由邦經濟在最初成立的幾年裏發展緩慢。共和派對鐵道系統與公路的系統性破壞對自由邦經濟打擊尤甚。此外，自由邦為戰爭支付軍費另有1700萬鎊。新的自由邦1923年度財政赤字到達400萬英鎊。

這對新的自由邦是一大困難，也影響到邊界委員會的談判工作，直到1925年才得以解決。自由邦同意放棄對北愛爾蘭民族派佔壓倒性多數的地區的領土要求，作為回報1921年停火協定中商定的帝國債務不被要求歸還。

1926年，在説服大多數反條約共和軍或反條約新芬黨接收現狀、作為演進為共和國的基礎失敗後，德瓦萊拉與艾肯領導的一大派別脱離，重歸憲政體制，創立了共和黨。共和黨成為了在愛爾蘭政治中的佔統治地位的黨派，新芬黨反而成為孤立的小黨。共和軍，當時比新芬黨人數更多，更有影響，也仍然保持着與共和黨的聯繫（雖然不是直接聯繫）直到1935年被德·瓦萊拉所禁止。

就像大多數內戰一樣，自相殘殺的衝突遺留下來的創傷直到今天仍繼續影響愛爾蘭政治。共和國最大的兩個政黨仍然是共和黨和統一黨，1922年反條約和支持條約派各自的繼承者。直到1970年代，幾乎所有的愛爾蘭著名政治家都是內戰老兵，此事嚴重影響了愛爾蘭兩大政黨的關係。內戰老兵例如：共和派的埃蒙·德·瓦萊拉、弗蘭克·艾肯、託德·安德魯斯（Todd Andrews）、肖恩·勒馬斯（Sean Lemass）和自由邦派的W.T.科斯格雷夫、理查德·穆爾卡希和凱文·奧希金斯（Kevin O'Higgins）。另外，他們的很多子女也都成為了政治家，這意味着內戰的創傷被傳至第三代。1930年代，共和黨第一次取得政權之後，在一段時間之內似乎內戰可能再次在愛爾蘭共和軍和支持自由邦的藍衫黨之間爆發。幸運的事，這次危機被避免，直到1950年代，政治暴力不再在愛爾蘭共和國政壇佔據顯要位置。

然而，分裂出來的共和軍繼續用各種形式存在着。直到1980年代它仍然宣稱是1918年宣佈成立，被1921年條約廢除的愛爾蘭共和國的臨時政府。有些人，如著名的邁克爾·邁克道威爾（Michael McDowell），宣稱這種可以上溯到內戰時期的觀點，仍然是臨時派共和軍的政治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