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埃文思-普里查德

《阿贊德人的巫術、神諭和魔法》（1937） ^[4] 

《非洲的政治制度》（1940；與M.福蒂斯合著） ^[2] 

《努爾人》（1940）

《努爾人的親屬制度與婚姻》（1951）

《努爾人的宗教》（1956）

《社會人類學論集》（1962） ^[1] 

《原始宗教理論》（1965） ^[5] 

愛德華·埃文思-普里查德自稱自己並非聰明之人，但卻是一位富有想象力和用功很勤的學者。憑藉着這種想象力和勤奮，他對整個社會人類學的發展做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這種貢獻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其一是對於原始認知的探詢，這一研究明顯地反映出其現象學取向的思維方式，雖然他並沒有觸及過德國的現象學傳統。他尋求通過對巫術這類初民社會中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來梳理出追究責任（tracing accountability）背後的基本認識論邏輯。當然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對政治人類學的貢獻。從一定意義上可以概括説，他從初民政治生活領域中看到了控制論的影子，並藉此而對看似矛盾的非洲的政治體系給出了一個獨到的社會控制論傾向的解釋。這特別體現在為他帶來作為頂尖級社會人類學家名譽的《努爾人》一書中。　努爾人部落的社會結構特徵很具有獨特之處，其在氏族和地域上抑或説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分成為許多的裂變分支。每一支都有其獨特的名字、共同的情感及其專屬區域。在一個分支與另一個分支之間，有一大片灌木叢或一條河把它們很清楚地分開。在旱季放牧時，同一部落的諸裂變支，也傾向於沿着不同的方向驅趕牛羣，為的是到了雨季的時候有清楚的空間劃分。部落的裂變支越小，其領土越緊湊，其成員越毗鄰，他們的一般社會紐帶越多樣、越親密，因而其團體情感就越強烈。一個部落裂變支圍繞着這個部落中支配氏族的一個宗族而聚集到一起，裂變支越小，這一氏族分支的成員之間的譜系關係就越為密切。

最為重要的是，努爾人社會的政治凝聚力不僅隨着政治距離的改變而改變，而且也是其他類型的結構距離的函數。每一個裂變支本身又存在着裂變，其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存在着一種對立的關係。任何一個裂變支的成員在與毗鄰的同級裂變支作戰時，都會聯合起來，而在與較大的分支相對抗時，又會與這些毗鄰的同級裂變支聯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