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別

全書共有六部分，以母親的離去為起點，片斷式地向回追溯母親生前的一個個細節：端午節五芳齋肉粽的滋味，古稀之年初當模特的喜悦，病中閲讀的幾百本推理小説，以及最後一個春節裏的煙花。作者在前人的生死議論間上下求索，討論生與死這一和每個人休慼相關，但又永遠難以解讀的哲學問題。 ^[1-2] 

《惜別》寫母親去世這件事帶來的觸動，不是放聲悲歌，卻是坐在沙灘上靜靜守望“退潮”。最為沉痛、強烈的感情，都經由一層理性的過濾紙而得以呈現，過濾掉了那些過於感性的成分，而代以有距離的“觀望”。止庵曾將自己文章的這種寫法稱作“反抒情”抑或“抒情的阻遏”。但“反抒情”無疑也是抒情，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抒情。“抒情的阻遏”在《惜別》中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呈現。

一是抒情主體的變化。一般親情散文中的“我”身份較為單一，《惜別》當中的“我”則可分為作為兒子的“我”、作為讀者的“我”和作為作家的“我”三個層面。作為讀者的“我”面對母親的死想到的是讀過的書、前人以及他人對死亡的思考。作為兒子的“我”由母親之死憶及父親之死，再聯想起父母之生、“我”之生死；作為讀者的“我”，以自己對悲傷的體味去印證前人所言，再讓引言裏的前人與他者，替“我”説話；作為作家的“我”，則試圖就“失去母親”“死亡”這兩件事情同時説出自己的感受。

二是抒情語氣的變換。由上，對應着作者三種不同的抒情語氣：作為兒子的“我”，語氣是“哀憫”的，“哀”是哀母親之逝，是感性脆弱的；“憫”則是普遍的同情，是面對天下的母親和孩子，也即該書名為“惜別”，實為“惜聚”，希望讀者珍惜與親人的相聚；作為讀者的“我”語氣則是冷靜的，從所閲讀過的經典中尋求觀念的“遇合”，以探討的語氣仔細分析與闡述，但理性底下又潛藏着深厚的情感。止庵事實上是通過“母親”之死，再一次觸摸那些閲讀記憶，也是因“母親”的死，而讓“引言”替自己説話，表達深沉的情思。

三是抒情節奏的調整。止庵在《談抄書》一文中説過：引文是一種“客氣”的文章態度，“此外還與節奏有關……一個人從頭説到底，文章容易過緊過密，板結凝滯；適當穿插一點引文，也就和緩疏散開來了”。散文這種自敍性強的文體，無論如何都在説“我”，但如何言説“我”也該有技巧。親情散文中過於綿密的情感容易導致文氣不順，因此，《惜別》引用了母親的書信、日記，作者自己的日記等，使得《惜別》的行文始終貫穿着一種舒徐有致的優雅。像寫到母親臨終的場景，如果只是就事寫事，情感就會太過濃烈飽和，這時作者轉到《莊子》中的“竭澤之魚”、內山完造的《臨終前的魯迅先生》等，也是一種情感、文氣上的疏導。其實類似的寫法也見之於楊絳的《我們仨》中虛實結合的部分，只不過方式不同。

事實上，中國散文傳統裏的親情名篇，幾乎都擅以“極淡之筆”寫“極至之情”。無論是歸有光的《項脊軒志》、林覺民的《與妻書》，還是周作人的《若子的病》《若子的死》等名篇，都是“於無聲處聽驚雷”，寫出了親情的深摯厚重，而止庵的《惜別》無疑仍是對這一傳統的延續。 ^[5] 

2015年1月8日，《惜別》入選“2014年度新浪中國好書榜·年度十大好書”。 ^[3] 

止庵，原名王進文，又名方晴，隨筆、傳記作家，1959年1月16日生於北京，1982年大學醫科畢業，做過醫生，當過記者，在外企做過銷售，在出版社做過總編輯。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