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古齊·瓦·提安哥

提安哥生活的肯尼亞的卡米里蘇區，在地理上屬於英國殖民統治時稱為“白色高地”的行政區域。提安哥的青少年時期恰值肯尼亞歷史上的動盪時期。1952年爆發的矛矛起義（Mau Mau Uprising）使肯尼亞全國進入“緊急狀態”，當地學校被迫關閉，只有傳教士開辦的英語學校還正常開放。提安哥14歲進入英語學校讀書，成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後來，他認清殖民者用基督教進行帝國主義文化殖民的本質，於是徹底拋棄了基督教信仰。 ^[1] 

1962年，提安哥的第1部主要劇作《黑色隱士》（The Black Hermit）在烏干達的坎帕拉國家大劇院上演，他從此進入東非的文藝領域。此後，他進入文學創作的高產期，先後創作和出版了多部故事、戲劇、小説，還在一份報紙上開辦週日專欄。 ^[1] 

1963年，他從烏干達的馬克雷雷大學英語系畢業，1964年赴英國利茲大學深造。他的第1部小説《孩子，別流淚》（Weep Not，Child，1964）寫於他在英國讀書期間，是東非作家用英語創作的第1部小説，出版後獲得了評論界高度評價。1965年出版的《界河》（The River Between），原名《黑色的救世主》，以矛矛起義為大的歷史背景，講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發生在基庫裕族村落中的故事。 ^[1] 

1967年他回國到內羅畢大學工作，改英國文學系為非洲文學和語言系 ^[5]  ，出版小説《一粒麥種》（A Grain of Wheat）。20世紀60年代，提安哥做過內羅畢《民族日報》的記者和《祖卡》雜誌的編輯，還先後在內羅畢的大學學院、烏干達首都坎帕拉的馬克雷雷大學和美國埃文斯頓的西北大學等多所大學任教。 ^[1] 

1975年恩古吉應當時蘇聯作家協會的邀請，訪問了蘇聯，在雅爾塔完成了小説《血染的花瓣》，兩年後發表。 ^[5] 

1977年是提安哥生活和創作生涯的一個戲劇性轉折點，他出版了他的最後一部英語小説《血的花瓣》。同年，他與恩古吉·瓦·米瑞合作完成戲劇《我想結婚時結婚》。由於該劇的批評矛頭直指後殖民時期的肯尼亞政府，強烈抨擊肯尼亞社會中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現象，提安哥在1977年12月31日遭到肯尼亞當局不經任何審判的秘密關押。他在獄中毅然決定放棄英語作為自己的文學創作語言，而改用本族語基庫裕語進行寫作。他認為，非洲人用殖民者的語言寫出的文學不是非洲文學，只是非歐文學（“Afro—European literature”）。作家必須使用本族語言創作，才能創建非洲文學自己的譜系和語法體系。 ^[1] 

他做出這個決定之後，就在獄中的衞生紙上創作出了第1部基庫裕語小説《十字架上的魔鬼》（Caitaani Mutharabaini，1981）。後來，提安哥還根據他的這段獄中經歷寫成回憶錄《一個被關押的作家的獄中日記》（1982）。1978年，在進步人士呼籲下，肯尼亞當局迫於壓力將提安哥釋放，但禁止他繼續在大學教書。 ^[1] 

1986年，他出版了又一部以基庫裕語創作的小説《馬提加里》（Matigari ma Njiruungi，英譯Matigari）。由於肯尼亞當局的迫害和暗殺活動，他被迫流亡英國（1982—1989）和美國（1989—2002）。 ^[1] 

流亡國外後，提安哥將創作重點轉向以文化抵抗為宗旨的文學政治批評，探討西方文化帝國主義和語言帝國主義、傳統非洲文化的喪失、基督教給部落社區造成的影響等問題。 ^[1] 

流亡中的提安哥曾在世界多所大學任教。1989年至1992年，他任耶魯大學英語和比較文學客座教授。1992年至2002年，他成為紐約大學比較文學和人類表演學教授。此前，他還曾執教於德國的拜羅伊特大學、新西蘭的奧克蘭大學、美國的史密斯大學和阿姆赫斯特大學等多所院校。 ^[1] 

1993年，提安哥又發表評論文集《轉移中心：為文化自由而戰》，指出語言對界定國家身份的重要性和全球化給非洲帶來的種種影響，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強大而統一的非洲。1998年出版的論文集《筆尖、槍尖與夢想：關於非洲文藝與國家政權的批評理論》由他1996年在牛津大學所做的系列講座結集而成，探討了作家在當代非洲社會中的作用以及藝術與政權之問複雜的關係。 ^[1] 

2006年，他出版了小説《烏鴉的巫師》。 ^[1] 

2016年9月，提安哥獲得韓國第六屆樸景利文學獎。 ^[6] 

2021年3月，小説《十全九美》入圍2021年布克國際文學獎長名單。 ^[10] 

提安哥家屬於肯尼亞當地最大的氏族——基庫裕族，父親原是農夫，但到提安哥出生時，家族的土地已被殖民者強行奪走。 ^[1] 

恩古吉的作品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和較高的社會影響力、感召力。肯尼亞獨立以前，在白人殖民統治下，勞苦大眾過着被壓迫被剝削的生活，恩古吉的作品猶如戰鬥的號角，喚起民眾，號召他們站起來，團結一致，為祖國的獨立和自由而鬥爭。非洲各國獨立以後，恩古吉又用犀利的筆鋒、生動的語言褒貶時弊，無情揭露各國存在着的諸如貧富差距、新舊文化矛盾衝突、官場腐敗、以權謀私等黑暗現象。 ^[8] 

提安哥的《回家：非洲和加勒比文學、文化和政治論文集》（1972）強調了非洲文學所具有的重要社會作用。《政治中的作家》（Writers in Politics，1981）和《思想的非殖民化：非洲文學中語言的政治性運作》（1986）兩本文集分析了肯尼亞社會中的各種社會問題，提出必須進行激進的根本性改革。此外，提安哥還強調非洲作家用本土語言進行寫作的必要性，認為非洲作家只有用本族語寫作才能深入到非洲大眾中去。

“反對英語”是提安哥在後殖民文學上所持的旗幟鮮明的立場。由於受到法國作家、精神分析家、哲學家和革命家弗朗茨·法農關於非殖民化和殖民主義精神病理學思想的影響，提安哥認為語言不僅是一種寫作的工具或形式，還是殖民者摧毀本土民族文化、進行文化殖民的最有力的武器。對他而言，拒絕英語就是拒絕被殖民同化、拒絕被視為原始和低等；珍惜和使用本族語言不僅是在文化領域反對殖民主義的必要手段，它更是保證一個民族永存的策略。 ^[1] 

參考資料 ^{[1]  [6]  [11]} 

恩古齊·瓦·提安哥是一位突出地表現步入全球化過程中的人類生活的側面的作家。 ^[6]  （土地文化基金會和樸景利文學獎審查委員會評）

提安哥的文學價值是國際公認的，他是阿契貝去世以後非洲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如果諾獎給非洲作家，非他莫屬。 ^[9]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陳黎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