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恕

當樊遲問仁時，孔子回答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論語·子路》）“忠”是對人處事的準則，是在任何場合都不能違背的。曾子每天再三反省自己，第一條就是：“為人謀而不忠乎？”（《論語·學而》）為別人出主意辦事情，有沒有不夠忠誠的地方？這是以孔子“與人忠”的教導做自我檢查，看能否徹底做到。

孔子提倡忠，要求言行一致。如説：“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論語·衞靈公》）説話要忠誠無欺，行動要認真親切，即使在被認為是邊野落後的地方也行得通，否則在本鄉本土也難立足。孔子還有幾處提到“主忠信”（《論語·學而》、《論語·顏淵》），作為交朋友和提高品德的主要依據。孔子更認為“忠”要落實到行方面，當子張問政時他回答説：“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論語·顏淵》）堅守崗位不懈怠，執行職務要忠實。無論言與行，待人與待事，都不能離開“忠”字。

“忠”既然是人際關係的一種表述，就有個相向選擇或對等條件的問題。如君主與臣民關係，孔子在回答魯定公時説：“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做君主的能尊禮羣臣，臣子才以忠心回報。這帶有君臣對等的觀念，大臣並非無條件對君主盡忠。另外還要君主先行做出榜樣。當季康子問怎樣才能使臣民盡忠時，孔子回答説：“孝慈，則忠。”（《論語·為政》）做國君的原先對父母孝順，對兒女慈愛，臣民才對國君表示忠心，這也帶有對等的意思。

孔子雖主張對人忠誠，並非百依百順，即使對君主和上司，遇有缺失時也要忠言直諫。如説：“忠焉，能勿誨乎？”（《論語·憲問》）忠於其人，能不對他勸告嗎？相反對人只會阿諛奉承，就不是忠誠待人了。孔子並非絕對忠君論者。他自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並主張：“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憲問》）所謂忠臣不事二主，並非孔子思想。他周遊列國，“道不同，不相為謀”，在“道不行”時，寧可“乘桴浮於海”，但不做那種愚忠式的文死諫。對齊桓公殺公子糾事，管仲“不能死，又相之”。孔子認為：“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他沒有斥管仲對故主不忠，反而許其為“仁”（同上）。可見孔子並不看重忠於某個主人，而是以人民利益為重。 ^[1] 

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倫理準則，孔子還主張“忠”與“恕”相配合，就是他説“一以貫之”的忠恕之道。這裏講“忠”，並非單指忠君，而是講待人要存心忠厚和寬恕，要將心比心和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衞靈公》）孔子回答子貢時，認為這是“可以終身行之”的“恕”道。但當子貢説：“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時，孔子卻説：“賜也，非爾所及也。”（《論語·公冶長》）即認為這種恕道非子貢所能做到。

為要做到一以貫之的忠恕之道，孔子提出要“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語·衞靈公》），即對己嚴而待人寬。曾參説：“犯而不校。”（《論語·泰伯》）孔子也説：“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論語·公冶長》）這非膽小怕事，而是待人採取寬厚態度。孔子對那些“居上不寬”的人不滿意（《論語·八佾》），認為寬厚的人能得到眾人的擁護，守信則會得到人民的支持。孔子提倡的忠恕之道，後來成為儒家人世為人的一條準則，併產生深遠的社會影響。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