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賀直哉

志賀直哉1883年2月20日生於宮城縣石卷叮，祖父志賀直道是舊相馬中村藩主相馬家的家今，曾與佔河財閥的創始人古河市兵衞共同開發足尾礦山，在政界和實業界都比較有影響力。父親直温曾任總武鐵道和帝國生命保險的董事，在財政界的地位舉足輕重。志賀直哉小生於直温任職第一銀行石卷支行行長。

在志賀直哉之上，原本還有一個哥哥志賀宜行，可惜在直哉還沒出世時就早早夭折了，因此，直哉可算是志賀家事實上的嗣子。

志賀直哉2週歲時，父系宜温辭去石卷支行的工作，一家搬回東京與祖父母同住，老人以年輕父母不善照顧幼兒為內室接將直哉帶在身邊親自照看。在祖父母的溺愛下．直哉與父親的關係漸漸疏遠，這也是導致日後兩人不和的原因之一。3歲即隨父母上京，開始受貴族子弟式的教育。 ^[1] 

17週歲時在家裏的書生介紹，志賀直哉參加無教派宗教活動家內村鑑三的夏季講習會，18歲拜在其門下直到24歲。與此同時，與父親直温在私生活和思想意識的對立和衝突也愈演愈烈。

學習院中等科在校期間，志賀直哉兩度留級，最後一學年時與武者小路實篤、木下利玄、正親盯公和等人成為同學，並與之結為好友。

明治二十六年，20週歲時升入學習院高等科。高等科在校期間，立下一生從事文學創作的志願。1910年志賀直哉中途退學。 ^[1] 

1904年發表處女作《菜花與少女》。1906年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英文系，兩年後轉國文學科，中途輟學。與武者小路實篤、木下利玄共同創辦傳閲雜誌《望野》，以其準確的描寫和清新的風格獲得廣泛好評。

1910年創作短篇小説《某晨》《到網走去》，向《帝國文學》投稿被退回，其後由於輾轉遷居和自我省察，輟筆數年。期間發表的優秀作品有短篇小説《清兵衞和葫蘆》《範氏犯罪》等。繼續創作《速夫之妹》《荒娟》等小説。

1912年發表短篇小説《克羅諦思日記》，顯示他出眾的才華，為文藝界矚目。此後他與有島武郎、有島生馬、武者小路實篤、木下利玄等共同創辦《白樺》雜誌。圍繞於這個刊物的一些年輕作家與美術家，對當時主張純客觀主義的自然主義文藝思潮不滿，要求肯定積極的人性，主張尊重個性，發揮人的意志的作用，提倡人道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文學，形成“白樺”一派。

在“渡良川礦毒市件”的勞資鬥爭中，志賀直哉同情工人，與其父發生衝突。後又在與女僕相愛問題上遇到其父親阻撓，以致與父親決裂，到1917年和解。同年發表的著名中篇小説《和解》，寫他立志於文學與父親發生衝突而終於得到和解的經歷。作者從此進入創作旺盛時期。

從1921年開始，着手寫他生平唯一的長篇小説《暗夜行路》，歷時15年之久，於1937年完成。這是他的代表作，寫一個孤獨的知識分子在不幸的生活中與思想苦悶的道路上探索的歷程。主人公時任謙作是祖父和母親的私生子，在兄弟間一直遭受歧視，在母親死後，他與祖父及其年輕的妾共同過着寂寞的生活。為立志從事文學事業與父親發生衝突，婚後又發現妻子不忠，便獨自流浪，最後在旅途中病倒。妻子趕到時，只見病牀上的丈夫睜開柔和而充滿愛情的眼睛。

志賀直哉於1918年經過短暫停頓後，重新執筆，以創作上新的成就,蜚聲於大正文壇，被稱為新現實主義的第一人。他對人性作深邃的觀察，對於庸俗與虛偽有驚人的敏感與強烈的憎惡。他具有理想主義的熱情。1917年的中篇小説《好人物夫婦》，表現了他心境的轉移，從生氣蓬勃與激越的性格轉變為蒼勁沉着的態度。 ^[1] 

志賀直哉是白樺派代表人物，主張善比單純的美更美，支持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觀點，要求充分地發展個性和自由地表現自我。志賀直哉對人生的態度是樂觀、明朗而又天真的，他們呼喚着光明和希望，對未來充滿了嚮往之情。他無疑受到了當時流行的西方民主主義思潮的影響，他們對柏格森、尼采等人的思想感興趣，也推崇托爾斯泰、歌德、惠特曼的作品，還極力介紹貝多芬、塞尚和羅丹。

志賀直哉在白樺派作家中是頗具特色的，作品中深厚的道德觀念和深刻的倫理自覺，尤其那深沉典雅的心境和清淡含蓄的深藴，都具有東方色彩。他把西方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精神與東方的禪學等調和得恰到好處。《到網走去》從人道主義出發對女主人公生活的不幸給予了無限同情；《和解》寫了克服生活中的不安和危機而走向了和諧；《暗夜行路》更讓主人公在大自然中尋到了清淨、和睦，從而諒解了生活中的一切苦難。從白樺派作家這裏，我們更是體會到了日本文學對東西方文學融會貫通後所產生的魅力。唯美派和白樺派東西合璧的做法顯示了日本文學的風格，到了新思潮派，這種風格愈加明顯。 ^[1] 

志賀直哉是個非常主觀的作家，他的情緒的變化會直接地體現於其作品裏。故而，其文學一直沿着他的情緒的曲線旋轉。為此，結合他的情感轉移等主觀因素，志賀直哉的文學生涯通常形象地被劃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期“戰鬥的人”，從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白樺》創刊到大正三年（1914年）。這時期的志賀直哉瘋狂攻擊一切既成的價值觀，他在試圖擺脱基督教教義困縛的同時，對父親的權威也發起挑戰。這段期間，他的作品人物形象鮮明，個性突出。並在不自覺間開始摸索以自傳作品為土體的寫作模式。主要作品有《混濁的頭》《大津順吉》《清兵衞與葫蘆》和《範的犯罪》等。

第二期“和解的人”，從大正六年（1917年）的《在城崎》、《佐佐木的場合》到昭和二年（1928年）的長篇小説《暗夜行路》。經過3年的蟄伏，直胡已從第一期的“無神的自我’’的“小我”束縛中破繭而出，東方泛神論意義上的自然和諧的領悟使得他在發揚個性之餘，也開始懂得尊重他人的自我，對所有生命體營生的必然性和有限性也都抱持了很大的寬容度，與父親多年的對立與矛盾煙消雲散，以前的芥蒂與不和也迎刃而解。世界觀的成熟帶來藝術造詣的進一步昇華，《在城崎》《和解》《小僧的神》等志賀育就文學的代表作大多寫作完成於這一時期。

第三期“凝望的人”，從昭和八年到昭和二十年日本戰敗。昭和初年，無產階級文學在日本迅速鋪開，而與此相對應，志賀直哉則開始了他文學創作的第二個蟄伏期。隨着無產階級文學的退潮以及日本侵略戰爭的升級，育哉文學也漸漸呈現出靜觀的態勢，作品數量也相對較少。這一時期，他除繼續完成第二期延續來的長篇小説《暗夜行路》的後部分的創作外，只寫作《早期天》和《早春之放》。

第四期“回想的人”，指日本戰敗之後的一段時間，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有《灰色的月亮》《被蝕的友情》等等。 ^[1] 

志賀的作品大多從自己及和自己有直接關係的生活中取材，他也是現代日本文學中從自我經驗中取材最多的作家。

志賀直哉是一個非常重視小説的探索性、實驗性的作家，他一生不斷尋求寫作上的創新形式，計在此期間無形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體和藝術風格。他的作品大多以自己為主人公，將寫身邊瑣事，不摻雜社會雜質，瑣碎小中無限煙波。具有人生寓言般的強大藝術感染力。如小説《和解》就是描寫自己和父親出對立到和解過程的一部作品。通過平凡的生活來襯托父子關係，寫實而深刻，把父子的形象揭東得豐滿而有層次，開創了口水寫實主義文學的新篇章。他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對同時代的日本作家有深刻的影響。

在敍事上，除《暗夜行路》 ^[5]  外，志賀直哉的小説均為短篇，篇幅簡短不晦澀，描寫細膩，語台生動，敍事高度凝練緊湊，嚴密起伏音節，常常被後來的文學家當作小説創作的範本來學習，故而獲得“小説之神”的美譽。 ^[1] 

志賀直哉是日本大正年間熊踞文壇的著名作家，被日本人尊稱為“小説之神”。他不僅是白樺的傑出代表，也是“心境小説”的泰斗，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其影響巨大而深遠。古田精一在《現代日本文學史》中稱讚志賀是“與德田秋聲異趣的心境小説的開拓者，經過他藝術加工的心境閃耀着光輝，是大正時代最純粹的文學家的典型代表”。志賀的文學創作以短篇小説為主、見長。“作品極簡潔活潑，如實表現了自然的趣味。”

早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他的作品就由魯迅、周作人、張資平、謝六逸等陸續翻譯介紹到中國來，對中國現代文學產生過一定的影響。郁達夫對志賀做了很高的評價，他在《致王映霞》中寫道：“他的作品很少，但文字精練絕倫；在日本文壇上所佔的地位，大可以比得中國的魯迅。” ^[2] 

日本文學評論家谷川徹三認為，縱觀志賀直哉的一生，作為白樺派的作家，他雖然沒有像武者小路實駕、有島武郎那樣展開理想主義的精神運動，但他在小説創作上對青年作家的影響，則遠遠超於武者小路實篤和有島武郎兩人。有的評論家甚至認為志賀直哉是“日本最優秀的短篇小説作家”， “可以説志賀直哉以後的短篇小説作家，一切都必須從志賀出發。” ^[3] 

日本文學研究學者葉渭渠評價，日本作家志賀直哉以其驚人的藝術才華和高超的寫作風格而被譽為“小説之神”。其作品大部分取材於自身的生活經歷，耳聞目睹的事實和個人感受。對於志賀來説，實際生活和文學創作，互為手段與目的，息息相關。而觀其作品可以發現，與父親的衝突與對立是志賀文學觸及最多的主題，也是其文學的創作源泉。 ^[3] 

中國學者張效之評價志賀直哉的小説，在藝術上以刻畫細緻入微著稱，富能與出入們看到而未能説出的細節；文字優美洗烷，格調請滄極力誹斥色情、怪誕等墮落煩向，閃耀着一種經過磨鍊的心靈的光芒。這在深受西方現代派、頹廢派影響的日本資產階級文壇上，格外顯得俊逸和挺拔。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