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國懋

1923-1928年在南京金陵大學求學，得文學士學位。1927至1929年任金陵大學英文講師。1929年赴美國約翰霍金斯大學求學，獲政治學博士，任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中文秘書。1932年回國，任金陵女子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教授，兼任南京中央政治學校英文教授。1934年任全國經濟委員會秘書，專員室主任，辦理國際技術合作事宜。1936年任漢口金城銀行副經理。1938年在上海金行總處辦公，兼菲律賓友聯投資公司經理。1941年任重慶金城銀行經理。在徐主持下，金城為抗日後方建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徐同時兼大成酒精廠常務董事、交通部專門委員、重慶纜車公司常務董事、民生實業公司董事、渝鑫鋼鐵廠董事等職。又任美國教會援華委員會主席、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主席和金陵大學、大夏大學、福建協和大學等校董。抗戰勝利後任上海金城銀行總行經理，兼新裕紗廠、太平洋保險公司常務董事，又為全國紅十字會常務理事、上海市臨時參議員及第一屆參議員、上海市銀行公會常務理事。 1949年7月任金城銀行總經理。

建國初期，滿懷愛國之情、事業心的徐國懋（1906―1996）毅然從香港返回上海。他是一位鎮江籍的中國金融界著名人士。全國解放後曾任上海金城銀行總經理、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常委、中國銀行董事、上海市金融學會名譽會長等。毅然返滬

徐國懋在解放前夕被迫去了香港。上海解放後，第一艘從上海到香港的輪船抵達香港，徐國懋聽説這船上有兩個他熟識的人。一個是劉念義，這次來港是向其父劉鴻生介紹上海解放後的情況，並動員其父回上海金城銀行。徐國懋便找到劉念義，向他了解解放後的上海有關情況。劉念義對新政府的工商政策頗有好感，讚不絕口地向徐國懋介紹瞭解放後上海的許多新氣象。另一個是英國人邁克（英國安利美洋行總經理），早在抗日戰爭之前徐和他在漢口時，就有業務往來，後來在上海交往。他到了香港後，徐國懋去看他，見面這位英國人就直誇他見到的共產黨軍隊紀律嚴明，作風優良。他説，他親自在南京路上看到，外面下着大雨，那些解放軍擠在弄堂口，屋檐下，人們請他們進屋避一下，他們堅決不肯。邁克還説解放後上海的物價和社會秩序都有好轉。邁克稱讚共產黨把一個百孔千瘡的上海管理得井井有條，真不容易。劉念義和邁克都勸徐國懋回上海看看。“為什麼他們都説解放後的上海好呢？”劉念義和邁克的講話，引起徐的深思。

當時徐國懋雖然萌發過回上海去看看的想法，但是，顧慮也很多，特別是全家都由上海到了香港，到底回不回上海？確實引起其激烈的思想鬥爭。正在這時，章士劍來到香港。他們是受周恩來總理委託前來香港聯繫解放前由滬赴港的一些工商界知名人士，動員他們回大陸參加新中國建設事業。章、黃在香港召開了幾次小型座談會，轉達了周總理的期望，闡明瞭共產黨的政策。徐國懋等都參加了座談，章、黃的講話親切感人，對徐的觸動很大。他始終記着離開上海時的情景，感到自己的事業在國內，無論在香港或是海外，是沒有什麼出路的。現在既然上海已平靜了，就應該返回上海把金城的工作挑起來。於是在1949年秋回到瞭解放後的祖國。

交往密切

1949年7月18日，在香港的金城銀行董事開了一次董事會，決定周作民不再兼任總經理，推薦徐國懋擔任。董事會執行主席錢新之徵詢各位董事的意見。最後，董事會決議通過。

解放後，形勢大變，社會制度也發生了變化，工人、職員當家作主了。徐國懋在返滬途經北京時滯留了幾天，北京金城銀行的員工知道他出任總經理一職，紛紛向他反映對金城銀行分行的許多意見，要求解決他們提出的各樣的問題，使徐國懋感到十分尷尬。由於他對北京分行的情況不甚瞭解。所以在北京沒待幾天，就回到上海。

哪裏想到，徐國懋回上海後，上海金城銀行的職工也向他提出了許多類似北京分行的問題，要求他調回存在香港的外匯，改善職工待遇，使徐國懋感到十分棘手。

到上海稍事休息了幾天後，徐國懋即前往市政府訪了潘漢年同志。潘漢年是他從香港回滬後接觸的第二位共產黨領導。徐國懋認為潘漢年的形象和他原來想象中的不一樣，他是一位戴着眼鏡，文質彬彬，講話和藹，平易近人，有條有理的知識分子類型的人物。當潘漢年一見到徐國懋，就表示歡迎他回到上海，歡迎徐國懋為繁榮上海金融事業出謀劃策。並告訴徐他已接到周恩來總理的通知，要他對徐和金城銀行的事加以照顧。他對徐國懋説：“徐先生，今後有什麼事，你們可以直接來找我，不必有顧慮。我和你們金城銀行的周作民先生是老朋友，他為我們黨和國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凡是對人民和國家有貢獻的人，我們是不會忘記他們的。目前周作民先生還滯留香港，我希望他也能早日回上海。請你寫信給他，轉告我的意見，代為問候。”

潘漢年同志稱周作民先生是他的老朋友，其中有一段淵源是解放前，潘漢年同志是中共香港地下黨負責人，他善於團結黨外人士，善於做統戰工作，並重視、關心在香港的知名人士，得到了大家的讚賞和擁護。當時周作民通過其他民主人士的介紹，和潘漢年結識。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隨後淮海戰役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中國共產黨決定定都北京，並積極籌備召開新政協會議，建立新中國。當時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等，響應黨提出的召開新政協會議的號召，準備前往華北解放區參加會議。為此，潘漢年找到周作民，問他能否協助這批人北上。周作民表示可以由金城銀行出資，在香港租一艘輪船開往天津，擔負起這個任務。為了使這件事得以具體落實，周作民指派原上海金城銀行外部經理楊培昌與潘漢年聯繫，共同協商，進行周密的安排。1949年2月末，金城銀行花了約四五十萬港幣，租了一艘“華中”號輪船，運送柳亞子夫婦、葉聖陶夫婦、陳叔通、馬寅初、包達三、鄭振鐸、宋雲彬、傅彬然、曹禺、王芸生、徐鑄成、趙超構、劉尊棋、張志讓、沈體蘭、吳全衡等27人悄悄離港，順利到達天津。為了避人耳目，輪船掛了外商旗號，裝載了一些華北解放區相當缺乏的西藥和生活物資。周作民以金城銀行董事長的名義，用這筆錢為祖國和人民做了這件好事，此後他和潘漢年的關係更加密切了。所以潘漢年同志見了徐國懋之後，十分關心周作民在港的情況，除了執行團結工商界共同建設新中國的政策，還和金城銀行在香港為黨和革命做了好事有關。

周恩來總理、潘漢年同志對周作民非常關心，一再囑徐國懋寫信請他回來。1950年7、8月間，徐參加在北京召開的全國銀行工作會議。會議期間，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曾和徐國懋談話，也叫其動員周作民先生回來。周作民先生在許多人的關心、敦促下，終於下了決心，在1950年秋由香港經天津、北京返回上海。他到達北京時，國家副主席李濟深等親自到車站熱烈歡迎，隨後周恩來總理也親切接見了他，並特邀他為全國政協委員。回上海後，潘漢年同志假餘慶路衡山路轉角處一幢花園洋房，設宴兩桌為他洗塵，菜餚極為豐盛。應邀作陪的，除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的正副行長陳穆、謝壽天外，還有上海市經濟、金融界各部門負責人。當時徐國懋也應邀作陪。

潘漢年同志遵照周總理的指示，對金城銀行給予照顧，其中最主要的是幫助金城銀行渡過難關。解放前夕，金城銀行由於受通貨膨脹的影響，特別是1948年底改用金圓券之後，營業不振，加之人事臃腫，開支龐大，月月虧損，實力大大削弱。這個後遺症一直延續到解放初期，赤字日增，無法彌補。不但上海金城銀行是這樣，全國各地銀行也處於這種狀況。為此，周作民心急如焚，想處理一部分資產來填補缺額。他決定將金城、中南兩銀行共同投資的新裕紗廠中的一個廠出售。當時剛剛解放那裏有買主？要賣，只有賣給人民政府。但人民政權剛剛建立，是否願買廠？捉摸不定。於是，周作民叫徐國懋去找潘漢年副市長，申述金城當時的困難和準備出售新裕紗廠的意圖。於是徐國懋去上海市政府見了潘漢年副市長，並遞交了周作民給他的信。潘漢年副市長説：“這件事我們可以考慮。”過了幾天，他讓市財政局長顧準前來看周作民，共同協商。顧對周説：“潘漢年同志對你們的困難十分關心。作民先生過去在香港幫過黨的忙，現在你們有困難，我們不能袖手旁觀。所以，讓我來具體商談。你們不要有顧慮，儘管開價好了。”周作民説：“關於價格問題，我無主見，還是由紗廠同業公會提出 一個公平合理的價格比較妥當。”結果，擁有3萬綻的一個紗廠，賣給了國家，解決了金城銀行的燃眉之急。事後市財政局顧準局長對徐國懋説：“關於價格問題，潘漢年副市長再三指示我不要討價還價，更不乘人之危殺價。我們共產黨人不是不講情義的，對於為黨為人民做過一些好事的人，不會忘記。”這富有感情的話，使徐國懋心情灼熱，從而對共產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徐國懋在同潘漢年的交往中，感到潘漢年同志待人坦率體貼，能推心置腹。使他終身難忘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一件事，由於徐國懋擔任金城銀行總經理，全國各地的金城分行發生各種問題，都紛紛找他要求解決。重慶分行發生了棘手的勞資糾紛，打電報到上海要他去解決問題。周作民為此事寫信給潘漢年，徵求他的意見，並請他予以協助。潘回信給周作民説，重慶離上海較遠，萬一發生比較麻煩的事，我們鞭長莫及，愛莫能助，國懋還是不去的好。最後，徐聽從了潘漢年同志的勸告，沒有去重慶。對這件事，徐國懋從心底裏無限感激。

徐國懋與潘漢年，正是通過一件件事、一次次交往，不斷加深了相互理解和感情溝通，成了肝膽相照的朋友。他們之間的交往和友誼，也使人們深切感受到黨的統戰工作積極效應。

感激萬分

徐國懋從香港回上海後感受很深，回憶起舊社會生活了近50年，幾乎年年都有大小內戰，外國人詆譭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當時國家軟弱，受人欺凌。解放後，徐國懋親眼看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站起來了，腰桿硬了，都感到自豪。國內政治穩定，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國家前途不可限量。

解放後徐國懋雖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衝擊，但在“文革”後，黨和政府落實了政策，恢復了他的名譽，歸還了被抄家的財物，而且在政治上給以更高的安排，在生活上給以更多的照顧，更堅定了他接受共產黨員的領導，跟共產黨走的決心，相信社會主義，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即使遇到挫折也不改變初衷。這是他以實際行動，表達了對潘漢年同志深切的緬懷，敬重和思念之情。

具有博士學歷的銀行家,在中國早期的現代銀行業的中,徐國懋是第一位。他，是由船民子弟成長起來的一位中國現代銀行家。

徐國懋1906年8月8日出生在鎮江新河街，有兄弟姐妹八人，一大家全靠父親徐瑞傑操持的一條駁船維持生計。儘管生活負擔很重，但他的父親還是在他11歲的時候，把他送入當時有鎮江基督教會辦的潤州中學讀書①。不到三年，他就以優異成績考入南京金陵中學。初三時，他開始勤工儉學，每天下午下課後為金陵大學醫學院進行英文打字，在署假期間也不回家，每天工作八小時以上，以減輕家裏負擔。

17歲時，徐國懋考入金陵大學文學系，繼續進行勤工儉學，除了兼職英文打字以外，從大二時兼教南京鐘英中學高二英語。1926年，有教會創辦的四所著名大學，即金陵大學滬江大學、聖約翰大學、東吳大學聯合進行英語辯論大賽，徐國懋代表金陵大學參賽獲得冠軍，在學校嶄露頭角。1927年，在北伐軍勢如破竹接近江浙時，外籍教授紛紛撤離，金陵大學的大一英語沒有老師授課，校長陳裕光請他以大四在校生的身份進行教課，並親自來坐堂聽課壓陣，誰知同學們反應很好，從此獨立授課，直到1928年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

1929年，他在同校教授貝德士幫助下自籌二千美元，赴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政治系攻讀博士學位。學校規定，博士生必須攻讀兩門外語，他廢寢忘食，僅用六個月時間，就拿下了德語、法語課程，能夠閲讀法文、德文報刊，並考試合格。1932年，他以《關於中國租借地和租界的收回問題》為論文獲得博士學位。

回國後，他任金陵女子大學國際關係教授。1934年轉入全國經濟委員會任秘書。1936年，正在全國經濟委員會負責國際技術合作業務的徐國懋，接受金城銀行董事長周作民的邀請，出任金城銀行漢口分行副經理，開始了他作為中國現代銀行家的人生跋涉。金城銀行是當時中國一家著名的私人銀行，以扶助農工、扶助實業、促進民族經濟發展為宗旨，綜合實力迅速發展，分支機構達到65處、存款餘額2億多元。但抗日戰爭爆發後，業務發展受到重創，處於分散經營狀態。1941年，在抗日戰爭進入最困難的時候，他被委以重任，出任金城銀行重慶管理區副經理和重慶分行經理。

重慶分行是金城銀行內地位僅次於上海分行的重要機構，金城銀行不惜血本支持的許多企業此時都在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地區。為了保證資產不被日寇掠奪，上海分行已有周作民冒着成為漢奸的風險親自坐鎮掌控，在當時通信、交通全部中斷的情況下，周作民任命徐國懋主持重慶分行可見對他的信任和看重。徐國懋不辱使命，在他的主持下，金城銀行重慶分行全力以赴，支持國家戰略大後方建設。在這一時期，徐國懋出任了許多重要企業的職務，如民生實業公司董事、渝鑫鋼鐵廠董事、重慶纜車公司董事、大成酒精廠常務董事。他利用自己留學美國和長期在教會學習工作的便利條件，廣泛聯繫國際友人蔘與中國的抗戰，兼任了美國教會援華委員會主席、全國大學生救濟委員會主席和金陵大學、大夏大學、福建協和大學校董，吸收了美國援華機構的大量存款，支持國家的戰略後方建設，其中最典型的是，他組織投資90萬元巨資，支持著名人士楊度之子楊公庶開辦了大成酒精廠，生產出大量酒精，代替石油,成為大後方急需的汽車燃料，有力支持了抗戰。

抗戰勝利後,徐國懋把在重慶分行期間積累的二百多萬美金全部留下,出任金城銀行上海分行行長。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湯恩伯脅迫他去台灣，而他巧妙的攜全家去香港，到香港後，陳誠又專門派人到香港請他到台灣，遭到他的拒絕。當年秋，周恩來總理派章士釗、黃炎培到香港動員金融界愛國人士回國參加新中國經濟建設，他響應號召在11月回到北京。

他是第一個經過動員回到新中國的銀行家，聽到他回到北京，周總理非常高興，第二天晚上，就在懷仁堂接見了他。總理與他見面時聽説他是鎮江人，當時就愉快回憶起了鎮江的另一位銀行家——時任交通銀行行長的趙棣華，總理説他曾與趙棣華同乘過一艘長江輪，雙方談得非常投機，並向他了解了在港其他銀行家的情況，請他多做工作，爭取他們回來參加新中國建設。他把總理談話的情況迅速向在港的銀行家們通報，在他後面，著名企業家劉鴻生、戴立庵和同是鎮江人的銀行家吳藴齋也回到了祖國。經過他説服爭取，第二年8月，在中國銀行界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著名銀行家、他的老上司、金城銀行創始人、董事長周作民回到了北京，這是解放初期海外統一戰線的一次重大勝利。周作民回來後，受到周恩來、李濟深、黃炎培、章士釗的接見和關心，並被安排為全國政協委員。

周作民是中國著名的“北四行”，即鹽業銀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的領袖人物，於是這幾家銀行成立了聯合管理處，由周作民任董事長、徐國懋任管理處副主任，並在不久後完成了公私合營。公私合營後，徐國懋被派到上海人民銀行任研究室主任。他不甘拿錢不做事，組織大家編成了百萬字的《上海錢莊史料》和《金城銀行史料》，直到今天，這兩部著作都是經濟界公認的金融史權威專著，他也因此成為新中國金融史研究的開拓者。

1957年後，徐國懋被選為民革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和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

在“文革”中，徐國懋和他的家人受盡折磨、劫難，但在改革開放落實政策後，他無怨無悔的投入國家建設，並在1978年後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和民革中央常委，同時擔任中國銀行董事，交通銀行常務董事，上海市金融學會名譽會長，全國基督教青年協會會長，金陵大學校友會副會長等職。

1981年後，他三資自費出國，周遊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港澳地區，遍會親朋好友，宣傳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為吸引外資和祖國統一出力。

1994年8月，徐國懋因心臟病發作在上海逝世，享年88歲。

徐國懋除有《八五自述》一書面世外，還有許多回憶文章散見於各種書刊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