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偉

1906年1月，徐偉（徐仲蓀）隨兄徐錫麟及陳伯平、馬宗漢、王金髮、範愛農等人赴日本留學，魯迅、陳儀等人專程到橫濱碼頭迎接。徐偉作為光復會會員，一起參加了反清鬥爭。1907年7月6日徐錫麟舉事失敗，7月7日清政府從武義得悉大通學堂有革命黨人，同一天紹興紳士胡道南向紹興知府貴福告密大通學堂秋瑾、王金髮等人在農曆六月初十起事，當晚貴福速赴杭州向浙江巡撫張曾敭稟報。張曾敭要求貴福立即對大通學堂採取措施，後因紹興縣令李鍾嶽對秋瑾有好感而故意拖延。到了7月11日，張曾敭從杭州發兵圍剿大通學堂。7月12日徐仲蓀在江西九江碼頭被清政府逮捕。入獄後，徐仲蓀慘遭酷刑。雖然，他知道眾多革命黨人的情況，但在審訊中，卻始終未暴露自已革命者的身份。為了確保革命黨人有時間撤離，他盡力拖延時間與清吏周旋（根據紹興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徐錫麟史料》徐偉供詞、次日訊徐偉之情形）。之後（秋瑾遇害之後），他又以滯後信息作敷衍（根據《徐錫麟槍殺恩撫全案》編輯按）。徐仲蓀的鬥爭策略使清政府沒有因其供詞而抓到任何革命黨人，無奈之下，判他10年監禁。辛亥革命勝利後，徐仲蓀得以出獄。社會對徐仲蓀的鬥爭表現給予認可，並贏得社會尊重。孫中山到紹興時，肯定了“徐家”的功績。1912年2月，浙江軍政府派盧宗漢、徐仲蓀等去安慶將徐錫麟等人的遺骨運回浙江安葬。當他們的靈柩運抵杭州時，浙江軍民舉行隆重的迎柩大會。為紀念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等烈士，徐仲蓀等人設立了“徐公祠”，並組織200餘人的“徐社”，蔡元培先生專門“徐公祠”撰寫了《徐烈士祠堂碑記》，徐仲蓀被推舉為首任社長。之後，應浙江省都督湯壽潛之聘，徐仲蓀出任浙江杭州禁煙局局長。1915年去杭州文瀾閣修補《四庫全書》，任總校之職。1928年任教於春暉中學，與馬一浮、夏丏尊、劉質平等人共職。晚年在紹興創辦國學研究社。1941年紹興淪陷後，因拒絕當日本人翻譯，被斷口糧，無奈以糠充飢，噎食而亡。

徐仲蓀一生既不喜官，也不涉商，常以書卷為伴，會友評書為樂。他看不慣官場腐敗（指勾心鬥角、爭權奪利），曾多次婉拒官府任職。曾寫詩：“閒來寫字街頭賣，不受人間造孽錢”，自甘清貧。

徐偉是一個廣於交流的人，他經常與章太炎、馬一浮、李叔同等人探討國學，交流佛經。　1929年，弘一法師（李叔同）五十歲生日到紹興白馬湖，徐偉提出“放生”之事，大家一致贊同並當即付之行動。事後，弘一法師專門寫了《白馬湖放生記》。

徐偉愛好國學，常與章太炎進行學術交流。太炎先生十分敬佩徐偉的文學功底，他以端硯作贄見禮，將兒子章奇託拜徐偉為師。章奇時雖年幼，但已能用大筆書寫對聯，只因人太矮，要用大凳墊小凳才能書寫。章奇曾寫對聯一副送給徐偉。對聯的內容是唐朝王勃的名句。上聯為“落霞與孤鶩齊飛”，下聯為“秋水共長天一色”。上款題“仲蓀大伯雅正”，落款寫“七歲章奇敬書”。　1936年章太炎病逝，追悼會上，徐偉以好友代表身份作文悼念。

一是徐偉修補文瀾閣的四庫全書。從1915年開始，歷經十個春秋，跨躍“乙卯補抄”（屬民間自發）和“癸亥補抄”（屬官府行為）二個時段，其間既捐款又出力，一直擔任主角（總校）。由於“修補”有功，解放初徐偉（總校）和堵福詵（監理）畫像一直懸掛在文瀾閣，以供後人瞻仰。　二是徐偉在紹興創辦國學研究社，為宣揚國學文化作出了貢獻。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徐梅生傳》中曾對徐偉評價：“次偉，寧靜不趨時尚，徜徉山水間，玩宋明儒者之言，佐以禪悦，最有父風”。

參考資料：《紹興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徐錫麟史料》、《紹興名士家世叢書——徐錫麟家史》、《靈悟隨筆》、《李寄僧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