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曦

彭曦出生于山東鄆城一個書香世家。父親是北京大學中文系高材生，母親是曲阜師範學校（現曲阜師範大學）第一批女學生，當時只招了三名，彭曦的母親和姨媽均在其中。在他不到3歲時，父親因參加“一二·九”愛國運動被捕入獄，獲救後，一家人輾轉千里來到陝西，從此，彭曦就再也離不開這方熱土。

彭曦的祖父曾參加過清末最後一次科舉考試，儘管家境已開始沒落，他還是為孩子們請來了私塾先生。不到6歲的彭曦，捧起了《論語》、《孟子》、《朱柏廬治家格言》……當其他的孩子還在玩泥巴時，儒家的審美觀念已開始在彭曦幼小的心靈裏撒下了種子，這些，影響甚至鑄就了他的一生。

來陝西后，彭曦的父親又投入了革命。為了打開國民黨對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封鎖，他為根據地秘密買藥買器械、輸送革命青年，這是一份代價很高的工作。不消幾年，彭家開始家徒四壁。當吃飯都成問題，受教育無疑成了奢侈。中學畢業的彭曦無法繼續學業，平生第一次，他知道了什麼是痛苦。後來西北水利學校招生，他欣喜若狂，儘管自己一直熱愛文史哲，但只要有書讀，哪還顧得了那麼多？父母竭盡所能滿足了他，這段學習經歷，對他以後的研究頗為有益，尤其是考古涉及到的水利學中的測繪等知識。

中專知識並不能滿足他的“胃口”，他立志考大學。按照政策規定，中專畢業後必須為國家服務三年，才能繼續考學。他邊工作邊自學準備高考。天道酬勤，四年的汗水換來了“天之驕子”的榮耀。他走進了西北師範大學歷史系。當時的西師大是北京師範大學的西遷校址，雲集了一批國內著名的大師學者，顧頡剛、楊伯竣、袁敦禮、孔憲武、趙蔭堂……這些全國聞名的學界泰斗為彭曦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有過想讀書而不能的失學體驗，彭曦求學的渴望格外強烈。他認識到學歷史必須學考古，可當時學校沒有考古學專業。執着的他提筆給著名考古學專家、中國第一個留學英國的埃及學考古博士夏鼐先生寫信，表達了自己有志於考古研究的熱望，夏鼐先生竟然親筆回信鼓勵他。回憶起這段往事，彭曦言語中充滿了無法抑制的激動和崇敬：“夏鼐先生是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導師之一，無論是先生的人品還是文品，都令我高山仰止。”

考古學知識日益豐富，彭曦卻越發感到自己學識不足，在實際探索中遇到的古文字困擾着他進一步研究。他再一次向夏鼐先生“求救”，先生給他介紹了著名古文字學家、王國維四大弟子之一唐蘭先生。唐蘭先生告訴他抄書，這是最快也是最簡便的學習古文字的方法。憨厚的彭曦沒有絲毫抱怨和懈怠，老老實實把先生介紹的幾部古文字書工工整整抄寫下來，一遍不行兩遍，兩遍不行三遍，直到完全弄懂，運用自如。

大學四年，他只看過一次電影，其餘的時間都給了圖書館，給了東敲西挖的實地探測，給了厚厚的古文字抄書稿。大師的指點，加上自身的不懈努力，為彭曦日後的騰飛插上了翅膀。

在大學裏，彭曦如魚得水，暢遊在知識的海洋。1957年底，右派劃分已漸近尾聲，突然又有人揪出了彭曦，説他在課堂上的發言是與中央文件唱反調，否定偉大領袖斯大林。就這樣，他被補劃為右派分子，下放到陝甘寧最艱苦的山區接受勞動改造。幸運的是，革命老區的羣眾依然信任他，他去縣上的中學當了一名教師。由於所謂的政治問題，他不能教政治、歷史、語文，除此之外他幾乎包攬了所有課程。當地的百姓無不誇讚他，同時也納悶“這麼優秀的小夥兒怎麼會有問題？

1969年，彭曦受到了更為嚴重的迫害。善良的鄉親們實在看不過去，悄悄讓他逃跑，跑得越遠越好。彭曦跑了，但沒有聽鄉親們的話跑到天涯海角躲起來，而是一路討飯到北京，他要討一個説法，還自己清白。此時恰逢中蘇交惡，珍寶島雙方戰火大作。有關部門的領導審查過他的資料後，作出批示：“這是一名好同志，沒有任何政治問題。”七尺高的西北漢子，聽到“好同志”這三個字放聲痛哭。這麼多年了，沒有人敢對他説這三個字。為了這三個字，他飲盡了屈辱，受盡了折磨，多年的期盼一朝實現，怎能不叫人熱淚盈眶。

研究成果

1985年，他開始搞長城考古與文化研究的大課題。學術界有人認為秦昭王長城沒有修完。彭曦在閲讀了大量史學文獻和經過縝密的思考後認為，從宏觀考慮，這段長城一定完成了。為了證明這一觀點，他走出書齋，用了三年多的時間跋涉於陝、甘、寧、晉、蒙、冀諸省區的荒野大漠和深山峽谷間，總計徒步行走約8000公里，成為我國徒步考察戰國秦簡公“塹洛”和秦昭王長城的第一位學者，他用生命換來了學術界對戰國秦長城的重新認定。專著《戰國秦長城考察與研究》出版後，學術界盛讚他是“理論研究長城的第一人”。這項研究，已被編列為新中國50年來全國考古重要發現之一。

“東漢蔡倫發明造紙術”一直是我國的傳統説法，然而自上世紀30至90年代不斷髮現西漢紙之後，這一觀點遭到專家質疑。彭曦追蹤考察中國造紙術20年，收集了大量考古發現實證和文獻資料，進行了充分的科學調研，大膽拋出“中國人發明紙比傳統説法要提前200甚至300年”的論斷。2004年6月15日，《科技日報》在第一版予以報道後，引起了學術界大討論和各方關注。中央電視台《走進科學》欄目特邀彭曦等人作了“挑戰蔡倫”的專題節目。中央有關部門也高度重視。因為近年印度發現了相當於中國晉代的紙，那其實是中國古代高僧帶過去的，印度卻想借此與中國爭奪紙的發明權。中宣部一同志打來電話説：“你的研究成果徹底取消了印度在紙的發明權限上的所有發言權。”

他的多篇著作都為中國古代科技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並引起學界“地震”。他在《遠古數學初探》中首先對半坡陶文中的數學和陶器花紋進行識讀，得出重要結論：6000多年前，西安半坡人的數量觀已逼近十進位制，使中國古代數學史提前了千年之久。其《戰國秦漢鐵業數量的研究》作出結論，從秦漢至明代，中國一直是全世界頭號冶鐵大國。在《西周甲骨作堇版》中，他首先發現周人有用人牲祭祀的史實。這些研究無不得到國內外學界的認可和讚譽。1988年，前蘇聯新西伯利亞考古所所長拉里切夫寫給彭曦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和他的著作，信中説：“從英、日兩國文獻中知道您有關數學、天文曆法起源的研究成果，深盼能賜原作。”已故的中國科技史泰斗李約瑟博士先後給彭曦寄來了6封親筆英文信函,“您的論文，對我們這個圖書館的資料儲備來説，它將是一個最有價值的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