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斌

彭斌出生於破落地主家庭，自幼好學，喜文史，善書法。在榮昌舊制中學結業後，因川中軍閥混戰，鄉境匪患無寧，乃投筆從戎，去成都考入陸軍講武堂。一九一八年畢業，被分派到川軍熊克武第一軍第二混成旅劉伯承團，歷任排、連、營長等職。

一九二六年，劉伯承領導瀘州起義，彭斌任起義軍總司令部參謀。起義失敗後，劉伯承出川，失去聯繫。經其血表兄甘績鏞舉薦、轉入劉湘部隊，協助劉湘籌辦二十一軍重慶軍官學校、成都教導總隊，任上校戰術教宮，為劉湘培訓了大批幹部，這對劉湘擴軍發展起了促進作用。當工農虹軍在四川建立革命根據地之際，蔣介石任命川軍王陵基為長江上游“剿總司令”，劉湘派彭斌到“剿總”任少將總參議，積極為王陵基出謀劃策，使紅軍遭受了一些損失。

一九三二年，彭斌被調回重慶。充任劉湘貼身武裝二十一軍軍部警衞大隊副大隊長，輔佐劉湘的妻弟大隊長周成虎。這個警衞大隊人員和武器都極充足精鋭，彭斌深得劉湘信任。

一九三四年，劉湘擴軍，警衞大隊擴編為四八六旅，彭斌任該旅九七一團團長。一九三七年四八六旅再擴編為陸軍新編第十八師，彭斌任該師第一旅旅長，部隊由重慶移駐瀘州、宜賓一帶。劉湘奉命出川后不久去世，彭斌成了劉湘留川殘餘勢力中的實力人物。

彭斌威望日加，因而遭忌。參謀長胡志潛等人從中挑撥，周、彭之間關係逐漸惡化，彭斌多次受到刁難，深刻不

安。蔣介石入川為徹底瓦解川軍勢力，舉辦峨眉軍官訓練團，彭斌被調受訓，並單獨召見了他，以示器重。從此彭斌與蔣介石建立了師生關係。這更增加了周成虎的耽心。於是，故意在川康將領中公開散佈流言，説彭斌“背叛四川，投靠蔣介石”，並欲置彭斌於死地。而蔣介石蓄意分化川軍，授意張羣、唐令果、何北衡、及彭勳武極力支持彭斌，當時彭斌的處境是非常困難的。

1942年，蔣介石令新十八師從敍、瀘移防川北。周成虎有意拖延，一年多的時間，才到達中江、三台。蔣介石籍此，以周成虎違抗軍令，撒職查辦，委任彭斌為新十八師師長。彭斌率第一旅部隊已到三台，第二旅李元宗部和師部尚在中江，周成虎不但無移交之意，一面急電蔣介石告彭斌違犯軍令擅自拖走部隊之罪，一面向川軍將領鄧潘告密，並串聯新十七師劉樹成師長向三台逼近，欲圖圍殲彭斌旅。值此危急之際，蔣介石令軍政部長何應欽前往調處，同時密令其嫡系廖昂一個軍及駐資中的暫二師準備馳援，給彭斌以大力支持。攝於蔣介石的威力，周成虎、劉樹成等遂不敢妄動了。彭斌由是很感激蔣介石，經其四弟彭勳武的多方奔走，通過政學系首腦張羣、何應欽、俞濟時等人的關係，彭斌更加靠攏了蔣介石集團。 ^[1] 

1943年冬，蔣介石手令將彭斌部隊改編為陸軍新編獨立第一旅，彭斌任旅長。在脱離川軍，蔣介石尚未撥款撥糧的過渡階段，為維持部隊糧餉，彭斌除借貸外，還動員官兵投資開辦“興中合作社”，經營鹽業、電影、旅館、餐館業等，獲利均作軍用。他還成立了“興中軍學研究社”，吸收忠於他的軍官參加，作為部隊的中堅支柱，同時大量接收軍校畢業生，輪訓各級軍官，嚴禁打罵士兵和賭博。這樣官兵較為團結、部隊素質有所提高，軍心也比較穩定。

抗日戰爭勝利後彭斌部移防重慶。1945年10月“整軍”高潮，俞濟時轉發了蔣介石手令，將原重慶的李根固新二十五師與彭斌的獨立旅合編為新二十五師，李根固為師長，彭斌任副師長，手令明確指出：“李根固年老多病，彭斌應負重任”。這實際上是吞併了盤據重慶多年的李根固部。

1946年，蔣介石瘋狂發動內戰，其嫡系部隊紛紛調離四川。彭斌通過重慶市長張篤倫和市參議長鬍子昂聯名電告蔣介石，請留新25師在渝維持治安。獲准。重慶市難以承擔龐大的軍費開支，張篤倫、胡子昂又多次力爭，幾經周折，才由張羣簽呈蔣介石批准新25師改編為內政部第二警察總隊，軍費由國庫支出。同時趁機拔掉了李根固，由彭斌擔任總隊長。七月一日內二警正式成立，總隊部設在重慶曾家巖德安裏原侍從室駐房。

內二警不干預民事，刑事案件，與軍統不發生任何聯繫。接受重慶警備司令部指揮，彭斌曾多次派部隊去永川、壁山、浩陵、長壽、合川、嶽池、武勝、渠縣等縣清鄉罪，為國民黨政府效力。

1946年11月中共榮昌地下黨組織派陳維城通過親戚彭基本的關係打入彭斌部隊，擔任其總隊部的機要秘書，以刺探有關軍事情報和伺機作彭斌的策反工作。

1947年2月27日，彭斌派副總隊長麥徵甫率直屬四中隊任外圍警戒配合憲兵隊和重慶市警察總局封閉了重慶化龍橋新華日報印刷廠。4月，重慶又爆發了“反飯餓、反內戰、反獨裁”的學生運動，重慶當局佈置血星鎮壓。彭斌慎重考慮後，採納了陳維城的建議，只派部隊在小龍坎勸止學生遊行隊伍，不要進城，避免事態擴大。

彭斌所部萬餘人槍，這不小的武力使內政部警察總署副署長唐令果饞誕欲滴，遂四出活動，圖謀與彭斌對調工作，以奪取兵權。彭斌聞訊後，即針鋒相對，予以回擊。

1947年秋，彭專程赴南京拜見了張羣、張厲生、何應欽、顧祝同、俞濟時等軍政要員，並得到蔣介石的召見和支持，才使唐令果的陰謀未能得遇。這次明爭暗鬥，反而提高了彭斌的身價。彭返重慶後，西南長官公署的特務頭目徐遠舉亦表示特別友好，將原戴笠的住宅李家花園送給彭斌住家。

重慶新華日報社被搗毀後，中共在地下辦起了《挺進報》，由古承鋒主編髮行。國民黨政府對此恨之入骨，沒法破壞。1948年7月，古承鋒、吳延水夫婦潛避白市驛機場附近一農民家，軍統特務偵悉跟蹤而至，隨即指使鎮公所隊長伍世龍扣捕了古承釋夫婦，解送內二警總隊二支四大隊指揮官陳策勳處。約一小時後，重慶行轅派人將其提走。後來，古承鋒被害，吳延水獲釋。

1948年9月，內二警出納主任譚汝輯從中央金庫領出部隊經費，用麻布口袋裝好搭乘公共汽車，從小十字到增家巖總隊部，途中被扒手劃破口袋，竊去金元券伍千元。彭斌聞訊大怒，即令遍抓扒手，勒令退賠。被抓的扒手頭目在嚴刑之下，慌忙表示願意如數賠退。彭斌指派的辦案人員趁機大肆敲詐，結果總退賠了近萬元金元券，超過失竊數的一倍，扒手們才全部獲釋。

1948年秋，彭斌採納楊鎮華“擴充編制，以便應付時局變化”的建議，派楊鎮華去南京辦理有關事宜。1949年元月，內二警由三個支隊擴編為六個支隊（即團），一萬二千餘人，一律美式裝備，初步形成了一個軍的架勢。國防部亦有意將內二警擴編成軍。國防部參謀總長顧祝同向彭斌提出的條件是新編的軍歸胡宗南指揮，並由國防部和楊森各派一名人員充任該軍的師長。彭斌考慮到改軍以後雖可提升官職，但亦可能要道受到外來師長的挾持和胡宗南的宰割。於是，便婉言加以拒絕，仍維持現狀，保留內二警的編制。這年，華瑩山地區農民秋收暴動，彭斌任華瑩山合川、廣安、嶽池、渠縣等七縣地區付指揮官，派兵鎮壓農民起義。他命令渠縣縣政府槍決了三名被捕的農民領導人，並派一個團以上的兵力在七縣地區普遍清鄉，替蔣介石賣力。因此而受到蔣介石的傳令嘉獎，國防部和內政部還為他記了功。

1949年，內二警警士王森槐因私閲《唯物辯證法》和《新民主主義論》，被中隊長鄭右軍發覺。副總隊長麥徵甫得報後，立即將王森槐扣捕，關押在歌樂山車巡隊中隊部，並將王的書籍和私人信件全部扣留。經審訊後，並無“通共”證據，但彭斌仍指示將王森槐以“共產黨嫌疑分子”罪名關押在總隊部禁閉室繼續審訊。直到11月底部隊撤離重慶，才由龍禹門的兄弟龍若愚將王釋放。事後證實，王森槐並非共產黨人，只是稍具進步思想而已。

1949年8月底，蔣介石飛抵重慶，因楊森等人告發“彭斌與中共有勾結行為”，蔣介石遂軟禁彭斌於林園，並以“保證家屬安全”為名，迫使彭斌同意將其妻楊素波，其子高邀、高佩、高飛送台灣，實則作人質。彭斌在林園被禁數小時後，由張羣擔保才獲得自由。蔣介石居留重慶時，內二警負責保衞工作。當時，彭斌的好友李如蒼曾受共產黨指示，策動彭斌就此起義，逮捕蔣介石和楊森。彭斌因感蔣的知遇之恩，再則自己家屬送往台灣作了人質，故爾疑慮重重，猶豫再三，不願下手，競讓蔣介石安然飛往成都。

1949年9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達重慶市郊，楊森令彭斌到南岸佈防。11月30日黃昏解放軍開始進攻，彭斌部在文峯塔與解放軍相遇，戰敗。楊森又命彭斌部撤回市中區，再經合川向川北撤退。彭斌率部渡江時，突遭國民黨潰軍羅君彤部襲擊，混亂中，彭斌與部隊失去聯繫，僅帶着龍禹門、曾昌煜乘車逃至山洞。第二天凌晨，彭斌整頓好陸續到來的自己的部隊，繼續撤退，經銅梁、遂寧、安嶽、樂至、簡陽、到達成都。

蔣介石在成都又召見彭斌，手令彭斌部歸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指揮，開往灌縣待命。王陵基欲派彭斌擔任成都市城防司令，但遭到胡宗南的強烈反對而作罷，城防司令職遂由胡宗南部下的盛文擔任。

彭斌面對如此形勢，已看到了蔣家王朝必遭滅亡的命運，不得不考慮今後的出路問題。於是，乃與舊交郭勳祺籌組“西南民主聯軍”，公開宗旨是“維持川西社會秩序”，實則為準備起義之過渡。商定郭任總司令，彭任第五縱隊中將司令，其部隊代號“99817”。彭斌部曾短期使用過這個名稱。 ^[1] 

1949年12月16日，彭斌率部由温江向灌縣轉移。親信部屬龍禹門向彭斌進言，説不少將士都希望走“彭縣路子”（當時，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正在彭縣聯繫在川部隊起義）彭斌沉默了許久，只反問了一句：“素波（彭的妻）她們怎麼辦”，龍獻策：“拍急電給香港的彭勳武，叫他速設法將妻兒接到香港”，彭表示同意。18日彭部駐灌縣石羊場，接到彭勳武覆電説：“妹已進校”，知道妻兒已去香港，彭無復顧忌，決定起義。即派參謀長陸滌生前往彭縣和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取得聯繫，統一了起義時間。12月24日彭斌在石羊場通電宣佈起義。令全體官兵就地待命，嚴守紀律，違者軍法論處。這時民眾告發一個分隊長姦污民女，彭斌即下令將這個分隊長立即槍決。隨後，彭斌令楊鎮華、龍禹門、彭高萬、彭維蕃等人徹底銷燬了舊印信，立即造具起義人員花名冊等報送解放軍18兵團備案。

1950年元月4日，賀龍在成都接見了彭斌和其他起義將領，並派以解放軍48師副師長張培榮和參謀長趙青為首的40名軍事代表團前往彭斌部。彭斌表示竭誠歡迎，絕對服從軍代表的領導。

1950年元月7日，彭斌奉命率部隊從石羊場經自貢、瀘州、納溪開赴貴州遵義的鴨溪鎮。沿途多次遭遇土匪騷擾襲擊，尤其嚴重的是途經瀘縣鼓樓山時，彭部二支隊一箇中隊長趙建修串通山上土，欲圖帶隊叛逃。但均因彭斌態度鮮明，處置得當而未出現大問題，絕對保證了軍代表的安全和部隊的正常行軍。這表明了他棄暗投明的決心。 ^[1] 

1950年3月10日在遵義軍分區的領導下，彭斌會同軍代表在遵義鴨溪鎮對部隊進行整編完畢。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18兵團教導一、二團，團長以下千部仍留用原內二警總隊的各級幹部，編余的團以上幹部由彭斌率領到重慶西南軍政大學學習。營以下幹部到貴州息峯學習。

1950年5月，劉伯承司令員接見彭斌，調彭斌任貴州遵義軍分區副司令員，後改任貴州軍區參議。

1951年3月，彭斌將其重慶臨江門華一村53號一座房產，以及重慶臨江路陪都浴室、茶社等私人產業，全部捐獻出來，表現了跟共產黨走的真心實意。

1950年秋天，在共產黨組織的幫助下，彭斌的妻兒從香港繞道上海回到重慶，全家得以團聚。“三反運動”中，彭斌被列為戰犯，並因歷史和經濟問題而被捕入獄，在重慶、榮昌等地監禁多年。其妻楊素波遂與之離婚。

1960年彭斌得到特赦後，在重慶彈子石孫家花園戰犯管理所就業。這期間，彭斌曾同王陵基等戰犯到全國各地參觀學習，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1975年，根據中共中央對國民黨縣團級以上人員的寬大政策，為照顧彭斌與其兒媳團聚，彭斌被調到宜賓市任政協常委，並列為統戰系統的愛國人士。

1978年8月彭斌在宜賓因病逝世，享年七十八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