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八百

1882年7月生，家境貧寒，自幼酷愛繪畫，幼年曾入私塾。1904年，在山東臬署學習文宗（有資料顯示説“彭八百早年曾到山東濟南胡景柱處當文書，畫技很有進步”的説法有重大錯誤。歷史記載，胡景柱卒於1890年，這年，彭八百僅八歲，不可能在“胡景柱處當文書”）。1909年，彭八百應邀到蘇州任藩屬統計處文案。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歷任拱衞軍統領部書記員，陸軍第八師師部一等書記官、湘南各軍總司令部秘書、長江上游警備總司令部秘書。1923年，以薦任職分發湖北任用。1926年秋，署巴東縣知事，同年冬，辭職到北京，以賣畫為生。廣泛結交了許寶蘅、王道元、齊白石、郭風惠、葉恭綽及徐燕蓀、張大千等高士，並與郭風惠、齊白石等一起切磋繪畫技藝。彭八百尤工蘭石，他筆下的蘭蕙，清雅高潔，靈氣生動，在畫界獨樹一幟。他畫的石，怪奇威稜，大有劍氣，這樣的石，襯上幾株蘭草，真給人一種脱俗超凡之感。因此，白石老人評價説：“自古畫蘭者有之，精者只有八百老人，神乎技矣！”

1943年出版了《彭溥皋石蘭畫冊》。

二十世紀30年代，吳佩孚及張大千都爭相跟彭八百學畫蘭。八百老人藉此機會多次奉勸吳佩孚，不要受日寇威逼利誘出任偽職。後來，吳佩孚一直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氣節，拒絕與日寇合作。吳佩孚這種態度或許與八百老人的良言勸諫也有關係。

新中國成立之初，八百老人是最早向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人敬獻畫作的畫家。毛澤東、朱德接到贈畫後，還分別給八百老人寫了回信表示感謝。據見過這兩封回信的王任先生回憶，毛澤東主席信的首句是“八百先生，惠書並大作收悉”。八百老人將這兩封信，鑲在鏡框裏，恭敬的掛於堂屋正中央。文革中，紅衞兵來抄家，見有“最高指示”於上，慌忙敬禮如儀而去，八百老人才得以脱過這一浩劫。

據最熟悉八百老人的王道元、郭風惠二老説，八百老人曾親自向他們講過關於向斯大林贈畫的事情：在向毛澤東獻畫的同時，八百老人還同時給斯大林大元帥寄去了一幅蘭石圖。蘇方接到贈畫後，見白紙（宣紙）上面只畫有一塊石頭和幾棵“雜草”，不知何意，遂向中國駐蘇大使館諮詢。大使館給蘇方講明，蘭草是高尚、高潔的象徵，是一種非常高雅的中國文化。蘇方這才知道，這幅藝術作品的非凡意義。於是正式向中共中央回函，並請代蘇共中央對中國藝術家對斯大林的敬意表示感謝。中共中央接到蘇方來信，對八百老人加強中蘇友誼、歌頌斯大林的重要舉動，也極為讚賞和重視（這就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斯大林都藏有八百老人畫作的具體情況）。1952年8月，周恩來聘八百老人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彭八百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員。1971年2月12日病故，終年89歲。

八百老人除了蘭石畫得好，他的詩詞也有很高造詣。抗戰勝利到“文革”前夜，八百老人與傅增湘、吳北江、夏枝巢、許寶蘅、關賡麟、陳雲誥、王道元、章士釗、郭風惠、鍾剛中、蕭龍友、齊如山、葉恭綽、邢冕之，劉文嘉、馬宗薌、黃君坦、湯用彤、李培基、言簡齋、張伯駒、王冷齋、沈仰放等諸多聲譽昭然的學問宗師在“銻園詩社”唱和。《許寶蘅先生文稿》和《風惠詩存》（手稿）中，就有許寶蘅、郭風惠二老與八百老人相互唱和的記載。

八百老人與郭風惠先生形同手足，二老是最為親密的詩友和畫友。八百老人十分佩服郭風惠先生的學問和書畫藝術，認為在道德學問方面，郭風惠堪為當世第一人。他曾對人説，郭風惠比我強百倍，跟他比，我頂多算個學徒。因此，在大師、高人云集的北京，八百老人獨選郭風惠先生作自己兒子的老師。從文革前到郭風惠先生辭世，尤其是郭先生受到“文革”殘酷衝擊後的歲月，八百老人命自己的兒子，每天必須到郭老那兒去看看，趕緊學點東西，或幫郭老幹點家務活兒。

1971年2月12日，八百老人謝世在那個最混亂、最黑暗的歷史時刻。此時，好友齊白石早已先謝世十四載;郭風惠正受到“紅衞兵”管制，而失去自由，並處於癌症晚期之際；張大千則漂泊海外，不知歸處。老人就是帶着這樣的惆悵和對家人、朋友的無限眷戀告別了這個曾是滿地蘭香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