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谷若

張谷若，北京大學教授。他於20世紀30年代以成功地翻譯了英國文學大師托馬斯·哈代的代表作《德伯家的苔絲》和《還鄉》一舉成名。他一生從事教授英國語言文學和翻譯工作，以治學專注執着、做人正直厚朴而為人尊重。

譯有七部、約400萬言英國古典文學名著，除《苔絲》與《還鄉》外，還有哈代的《無名的裘德》、狄更斯的《大衞·考坡菲》、亨利·菲爾丁的《棄兒湯姆·瓊斯史》、莎士比亞的長詩《維納斯與阿都尼》、肖伯納的戲劇《傷心之家》以及唐詩英譯等。

這些譯作屢經再版，數十年來擁有海內外廣泛的讀者，以其譯文忠實精雅、註釋詳盡深入而享有盛譽，成為高等院校外文翻譯教學、研究及實踐的範本。

他旗幟鮮明地提倡以地道的譯文翻譯地道的原文，而做到這一點的根本，則在於翻譯家的地道做人。此主張得到翻譯界業內同行相當廣泛的認同。

女兒張玲也是英語翻譯家。

作為翻譯家的張谷若，以字行（原字榖若，後隨漢字改革簡化為谷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另有一位混跡於上海灘的知名小資文人張若谷，此須辨明）。他原名恩裕，這是他作為教師用的名字，一個典型的被寄予了中國式厚望的本名，和他的出身甚為融洽。

1903年，張谷若出生于山東煙台芝罘（fú）島，芝罘島實為半島，如其所名，如一朵靈芝，根連膠東半島，冠斜飛入渤海。和張玲交談中，她總會提到父親和自己的“山東人”本色，書中開篇也用了很大篇幅來詳述故里的風土人情。環海背山，特殊的環境造就了張谷若獨特的性情及容貌——他是典型的山東漢子，身高一米八餘，方寬面龐，孔武有力，終生鑽研外語卻喜着中式長袍，生活上不拘小節，疏於料理自己和家務，亦不善言談，口音裏餘留着膠東腔。

人民文學出版社原外文編輯任吉生曾擔任過張谷若的編輯，對她第一次見到張谷若的情景也記憶深刻。那是“文革”剛過去不久，面對“書荒”，人文社計劃重啓外國文學出版計劃，張谷若的譯作再版也包含在內。緣於這樣的契機，任吉生在孫繩武、蔣路兩位前輩專家編輯的引領下拜訪張谷若，三位老先生談得起興，當時還是年輕姑娘的任吉生卻感到一陣“奇怪”：學校裏外語系的教師個個西裝革履，戴着金絲眼鏡，面前的谷若先生，卻穿着一件長長的中式袍子，眼鏡也是老式的，頭髮也沒怎麼梳，“怎麼這樣呢，是搞外國文學的嗎？”

給筆者印象最深的則是書中行文至末時附的一張晚年照片，題為“笑到最後，笑得最好”，張谷若平頭短衣，留着山羊鬍子，開懷大笑，樸素中帶有從人間滄桑中突圍出的天真，像極了我們每個人都有的一位普通長輩。他勾畫了我們對“民國學者”想象之外的另一張學術面孔。

張玲稱父親為“布衣老爸”，既是家庭出身，也是學術門庭。出身僻壤鄉間經商家庭，張谷若卻是顆讀書的種子，自小好學，成績優勝，從縣裏先後考入北京師大附中（後退學）、天津南開中學兩所名校，再後來以平均分近九十分考入北京大學英文系。其實他各科均衡且優異，之所以選英文系，理由相當“致用”，竟是因為家鄉被殖民帝國侵略，“身為一名讀了書的中國人，就有一種迫切願望，要仔細弄清楚它們到底是怎麼回事；而要弄清楚它們的事，就得先學它們的語言文字”。

家裏不支持張谷若繼續求學，責斥忤逆，“在了鬼子教”，他選擇半工半讀以自給。加上時局動盪，四年大學算下來讀了兩年半，但他依然以總分第一名取得了畢業文憑。出了校門，自此，投身正在急劇變革中的中國社會。

比起其他那些隨着大時代輾轉不定的學人，張谷若的人生顯得平順許多。北大畢業後，他接來老家的妻子，就此作別山海，在北京紮下根來。他先在師大女附中教書，抗戰爆發後繼續留在淪陷的北平，受聘在輔仁大學教書，攜家度過艱難歲月。新中國成立後，1952年院系調整，輔仁西語系併入北大西語系，他隨之回到母校教書。居所從西單口袋衚衕、東斜街，到李閣老胡同（後改為力學衚衕），再到雙榆樹，他在北京度過了大半個世紀，兩個女兒也是先後在北京出生的。不像其他許多學人尤其外語學者紛紛選擇遠赴重洋深造，張谷若一生未得踏足他所研究的語言國度，反倒更接近一個安土重遷的傳統中國人。

張玲常説，她和“苔絲”是同胞姐妹。這不僅僅是修辭，她們的確是幾乎同時“落地”的——1936年，她和由父親翻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德伯家的苔絲》中譯本前後腳降臨，張家雙喜臨門。不過，《苔絲》在哈代作品中雖然名聲最盛，卻不是張谷若最先選擇翻譯的，他第一部譯的是哈代更早期的代表作《還鄉》，張玲説，那是父親最喜歡的一部。《還鄉》的翻譯從1929年就開始了，張谷若當時還在北大讀書，而哈代於前一年剛剛去世。作為英國首屈一指的作家、詩人，哈代的作品當時在中國也受到追捧，被選入許多大學英文系的教材，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對他的譯介也在陸陸續續進行，在張谷若之前，徐志摩、傅東華、顧仲彝等人都譯介過哈代的一些詩歌和小説。

雖趁着“哈代熱”，但張谷若也並非是純然跟風。他喜歡哈代，尤其喜歡哈代所擅長的細膩優美的風景描寫。張玲暗自揣測父親的想法，或許是因為那些英國鄉間的淳樸風光、人情舊習，那些主人公在故鄉和遠方之間的掙扎，無論是《還鄉》中的愛敦荒原，還是《苔絲》中的馬勒村，屢屢讓父親想起了他自己的經歷，想起環抱着山海的童年故土。

譯完《還鄉》，張谷若把譯稿賣給北新書局，卻兩三年沒有消息。後來，有朋友告知，庚子賠款名下成立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下設有一個編譯委員會，正在着手翻譯一流世界名著，正找人譯哈代的小説。張谷若便從北新贖回《還鄉》譯稿，另投此處，幸運地被選納了。主持編譯委員會的是胡適，審畢譯稿，向張谷若發出邀約，請他繼續翻譯另一部《德伯家的苔絲》。

令張谷若有點意外的是，胡適見到他第一面，開口便問：“你是南開學校作文比賽考第一的那位同學吧？”不等回答，胡適自己又接着説：“我就是當時評判文章的人。”——沒想到早有交集。除了英語，張谷若的國學底子也深厚，他從小入塾，古代典籍背得熟，文章作得好，甚至能寫精彩的駢文。胡適所説，指的是他在南開讀高二時，曾以一篇反對白話的文言文在全校“中西文化比較”作文比賽中拔得頭籌，哪裏知道當時評卷的人竟是提倡白話文的胡適。胡適晚年談及中國早期翻譯家，説起張谷若譯《苔絲》，回憶道，“文筆極佳，我是用重金買下的。”

不得不説，胡適眼光確實精準獨到。《還鄉》和《苔絲》於1935年、1936年接連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後，反響甚為熱烈，張谷若以剛剛而立之年，躋身最年輕的“哈代專家”。他雖非翻譯哈代第一人，但他的譯本卻成為了後來流傳最久、影響最大的通行版本。上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歷史塵煙落定後，張譯“哈代”先後迎來兩度再版，更是讓其擁有了來自不同年代的更多讀者，在大陸彼端，為苔絲、遊苔莎們的命運共同地、長久地嘆息。 ^[2] 

1980年，年將80歲的張谷若發表了一篇文章《地道的原文，地道的譯文》，闡述了他對於“信”這一翻譯要素的主張和見解：原文和譯文不僅要在內容、思想方面對等，還要在形式結構、詞性、用語習慣上也對等，如俚語對俚語、典雅詞對典雅詞等。這看起來為譯者設立了一個相當高的標準，然而對照張谷若自己的譯文，可以看出這是他對自己多年來翻譯實踐的總結。

《苔絲》的譯本中，最彰顯“地道”、也最被樂道的一點，便是用山東方言翻譯書中的韋塞克斯方言對話，如苔絲父親自稱“俺”等。這是張谷若深思熟慮的結果。他在“譯者自序”中有説明，原書中的方言和標準英語產生衝突的效果，因此他也選用家鄉方言來突顯出這種“土”和“怯”之感，使原文的風神愈加鮮明。雖然這種譯法在當時惹起過一些爭議，但張谷若作為譯者追求語言傳神、風格對等的匠心可見一斑。此外，他不愧是胡適稱讚的“文筆極佳”，哈代極為出色的風景描寫，通過他的譯筆，在漢語中再造重生，有詩意，有格韻，對等地轉化為一篇凝練優美的白話散文，誦讀起來也十分上口。

由於各種原因，張谷若終生未能像其他外語學者一樣留洋深造，不能不説是個遺憾。他自己當然也深知這一不足，因此愈加用功，以勤補拙。多年下來，他練就了非常紮實的基本功，成為了學生們眼中的“活字典”“活圖書館”。這從他做註釋的功夫中最能顯現——張谷若繼承了傳統治學中訓詁、註疏的方法，把翻譯作為研究，將大量心血傾注在譯著的註釋中，每一處有可能對中國讀者造成理解障礙的地方，包括異國曆史文化、地理民俗等，都做了詳盡的解釋，多年後再版時還予以修訂。負責再版的編輯任吉生説，單是那些註釋，就夠出一本書。比如哈代書中寫到的許多英國鄉間植物，張谷若會參照詞典和植物圖譜條條比對，再請教相關專家，才最終定名。一位北大西語系的青年教師曾告訴張玲，有次師生一起義務勞動給校園除草，教授們比賽用英文或拉丁文辨認植物的名字，最後大家公認“張先生知道得最多”。

《還鄉》和《苔絲》初版二十餘年後，張谷若繼續翻譯了《無名的裘德》，由新中國成立後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完成了“哈代三部曲”。接着，他轉入狄更斯、菲爾丁等作家的翻譯，惜因“文革”中斷。“文革”結束後，此時張谷若已八十高齡，鰥居十年，珍惜辰光重新埋頭工作，對舊譯進行補譯修訂，晚年的兩部重要譯作《大衞·考坡菲》及《棄兒湯姆·瓊斯史》先後於1980年、1993年出版，和《苔絲》一起被列入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策劃、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外國文學名著叢書》，也就是如今被廣泛蒐集的經典“網格本”。摸到上海譯文社寄來的“湯姆·瓊斯”樣書數月後，張谷若在雙榆樹的寓所去世，安然行盡了91年的人生旅程。 ^[2] 

1997年，畢業於北大西語系的著名藏書家、新東方創始人之一王強在書肆購得《棄兒湯姆·瓊斯史》，寫下一則藏書筆記，稱讚張谷若“譯文典雅，趣味橫生，無愧於菲爾丁”。因張玲在書中引了這段筆記，出版後，策劃編輯蒙木將書送到王強手裏，並問他，那時的西語系學生知道張谷若就是北大老教授張恩裕嗎？王強坦承，不知道。蒙木感嘆，張谷若或者張恩裕把自己藏得多好，藏得讓學生們都不知道。

從這件小事裏，頗可想見張谷若的為人之風。張玲書中有個章節名是“名流邊緣”，是她對父親深中肯綮的觀照。在張玲眼中，父親為人簡樸內斂，寡言不擅交際，雖身在文藝圈中，與許多後世聞知的名家有交集甚至通家之好，卻從不是立在中心笑談之人，亦未沾得此中浪漫風流習氣，只算得個“圈內邊緣人”。以致許多年的朝夕相處裏，過眼皆是平凡瑣事，張玲並未覺得父親有什麼特別和了不起。直到許多年後，她自己也從事翻譯事業，漸漸才理解父親這一類知識分子的意義：“他雖然不算什麼高門大儒泰斗權威，不過是一介布衣，不太重視虛浮的名氣和個人的聞達，比較單純地出於對專業對學問的一種痴情和執着，一生一世、一步一步，輕悄悄地在那完成着自己的使命，採擷着果實，最終達到自己個人的飽足。”

從張玲寫下的“父親故事”裏，我們驀然倏地領悟，除了那些站在前台的數位，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圖景裏，更多的或許是像張谷若這樣的“普通學者”，時代風雲激盪，難以把握，他們選擇自我沉潛，守定與己有關的一隅，在芸芸過往中留下一鱗一痕。看似不經意，也不多麼偉大，卻同樣呈現着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日常和精神生活方式之一種，代表着時代中恆久不變的、關乎人生與生活本質的那份常性。

與其他民國學者一樣，張谷若在人生中段經歷了曠日綿延的戰爭，面臨着何去何從的考問。然而不像被書寫和傳頌更多的、當代人也更熟悉的眾多內遷學人，他選擇留在淪陷的北平，在輔仁大學繼續教書。因教會性質，輔仁大學幸未被日軍掌握，仍掛中國旗，是覆巢之下僅餘的完卵。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他和妻女免於顛沛流離之苦，也未讓學術事業有中斷，但處在異族統治之下，言説和行動自由受限，精神心理上的壓抑可想而知。張玲回憶，一日家中半夜遭歹徒，體格健壯的父親與之勇鬥，後來才知是走投無路的偽軍逃兵。之所以選張家下手，是因為那時日本人為加強統治，命令家家户户門上掛户口卡，寫明家中成員的各種詳盡信息，歹徒看到這家只有户主一個男丁，又是文人，才鋌而走險。在這樣的長期不安中，張谷若要做、能做只有努力庇護家庭和朋友。在張玲的童年記憶中，父母帶領在北海划船，與北平留守親友間的互道安慰，皆為灰暗歲月注入一絲人性的光亮。

北平解放前夕，親友學生們有的去台灣，有的去美國，人心紛紛不寧。如此前一般，張谷若依然留在原地，一邊期待新政權，一邊也有隱隱的擔心，首先便是疑惑，到新社會英語教學這個行當未來是否還存在，會不會面臨失業。他未雨綢繆地做起了籌劃，“靈機一動”想到可以帶領全家做豆腐，甚至興致勃勃專程買了一輛自行車來學騎，以備日後挨家挨户送售。只是車沒學會，北平和平解放，“夙願”未能成真。類似這樣的情節，樁樁件件，拼湊出的張谷若是一個普通而典型的父親形象，好似沒有過高的冀望，但拼力負擔起了一份為國之民、為家之主的責任，保全全家捱過艱難時世。這絲縷對於舊北平日常生活的側寫，也是對戰時中國知識分子敍事的一種補充。 ^[2] 

與長袖善舞者相比，張谷若是個純粹的學人，與政治熱潮始終有一定疏離。書裏兩度提及，五四運動時，他正在北京師大附中讀初一，雖也隨學長們去天安門遊行靜坐，但久坐後心性不耐，便脱離大部隊自行返校。蜻蜓點水地掠過這一中國歷史上的大事，而未予置身其中有更深的交集與刻痕，如同一個預示，招引他後來的許多個選擇，最終，都是回到自己的本位上。他性情內謹，非弄潮之人，但這多少也保護了他。張玲在書中多次提及，祖母説父親“八字好”，的確，無論是戰爭還是後來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張谷若都沒有受到太大的波及，生涯相較平順，想必也與此稟性有關。

張家是學校師生、北京文化人及山東在京老鄉多方交會的一處據點，他雖不擅長交遊，卻繼承了山東人的好客，與各黨各派、不同階層人物都能夠往來，只是會維持在一個分寸上，和善、兼聽而不逾越。其中有一位姓單的地下黨，是山東老鄉，甚至把張家當做一個秘密落腳點，用來暫存和轉運物資。張谷若本人對共產黨的瞭解和信任，也是在與這些進步學生、朋友的交往中產生的。然而他的交往依然是純粹人與人之間的，而非建立在某種共同團體或利益上，這在天地玄黃人心不寧的年代，殊為可貴。

這與張谷若有過交集的一個一個人，言談舉止，音容笑貌，常常會鮮活地在張玲眼前浮動。因此她寫父親，又不僅僅是父親一個。父親如一條線索，串起了許多往事，尤其是北大-輔仁西語系這一脈故人故事。除了胡適、錢鍾書、馮至、李霽野、牟潤孫等鼎鼎有名的人物，還有些不那麼為人所知的，如《馬丁·瞿述偉》譯者葉維之、《哈克貝里·芬歷險記》譯者張萬里等，他們都以一部譯作傳世，是張谷若的多年之交。張玲將這些“父執”從記憶中打撈出來，帶着她兒時所見的音容，歷時性地穿插在張家的日常敍事中，如同一部生動的私家羣像列傳，復原着那樣一羣與父親相似的現代知識分子的面目。

葉維之的故事最令人難忘和動容。他是張谷若的北大同學、終生好友，專業精深，有名士氣，一輩子孑然一身，不修邊幅，常常住在張家，張谷若對他是既欣賞又“嫌棄”。動亂年代中，兩人分隔京滬兩地，多年未見，直到20世紀七十年代後期，葉維之回京，張玲受父親之託，從東單的一個大雜院裏把他“淘”了出來。葉維之鬚髮已白，見到暌違多年的老友，第一句卻劈頭問“你説bird fancie怎麼翻好？”這是他正在翻譯的狄更斯《馬丁·瞿述偉》中的一個詞組。張谷若想了想説：“鳥迷。”葉維之拊掌道：“對，就是！”在這寥寥數語中，兩個普通的知識分子講盡了長若一個世紀的故事。 ^[2] 

張谷若十八九歲時，由家裏做主，娶了鄉里近鄰女子，自此攙扶一生。兩人都是恪守中國傳統的人，在婚後卻有意識地長期“丁克”，在彼時着實十分前衞。不願意要子嗣，除了家庭內部因素，也和時代環境有關。當時國內外危機重重，用張谷若的話説：“中國人的孩子生下來就像豬狗一樣給外國人宰割，我要孩子做什麼？”

直到33歲，經歷了長時間的“思想鬥爭”，長女張玲終於降臨，後來又有了次女。儘管不在年輕父親的計劃內，但孩子真的出生後，他還是儘量提供最好的資源，想盡辦法讓她們健全成長。他親自輔導孩子的學習，不僅文科，物理數學也不在話下。張玲記得，一部《史記》，父親能從頭背到尾，給她一邊背一邊講。唯獨本行英語，卻行不通。張谷若常常遺憾自己學英語太晚，因此督促女兒早早學，然而卻用教大學生的方法來教，長長的從句、單詞讓六七歲的張玲落荒而逃，為此常常會吃父親的老拳。

張家無子，張玲生就一副男孩性格，直爽利落。她後來考入北大中文系，成為父親的校友。畢業前夕，她被分配到遙遠的寧夏從事新聞工作，後來偶然轉行英語教學工作，以曲線救國的方式回到了鰥居的老父身邊。陰差陽錯或是命運使然，再之後，她繼承了父親的翻譯事業，與父親成了同行。直到步入新的門檻，她才得以認清父親這一類知識分子在現代中國的位置，也理解了父親當年對她的責之深愛之切，督促她多用功，只是為了讓她長大後少吃些苦頭。

張玲自己也86歲了，這些年，父親和往昔熟悉的面孔越來越頻繁地在她眼前躍動，她不願他們被遺忘，開始動筆寫這本書。她並未嚴格按照時間順序，而採用了大量插敍、倒敍，往事與記憶在長達幾乎一個世紀的時間線上往復跳躍，構成多聲部的迴音，這賦予其一種歷史性的維度，也讓我們清晰地看到，經年累月裏，在那些相似的歷史關口，像谷若先生這樣一批“普通的”中國知識分子有過何種相似的困惑，穿越了哪些相似的風雪，最終又捧得了哪些相似的花月。 ^[2] 

本文完稿之際，出版社傳來消息，張玲老師於11月1日凌晨去世。聞知非常驚訝，因為9月30日，新書發佈會前夕，我才剛剛和她進行了一番長談。那日她除了聽力欠佳，精神十分健旺，還告訴我幾個父親的小秘密，並透露説計劃接下來再寫寫自己的故事。她原本很期待見到成稿，不想未趕及，竟成莫大遺憾。好在有這本書。她曾説，寫的時候，“心裏頭抱着一種好像是不把它寫完，死不瞑目的決心。”天鵝之歌便是如此了——卻也讓我們能作如此安慰想：在最後時刻實現人生最大的願望，何不是圓滿。 ^[2] 

張谷若，中國偉大的文學翻譯家之一，在翻譯領域取得了卓越的藝術成就。他強調在翻譯過程中，要擺脱原語語言的形式束縛，用地道的譯語傳遞源語所表達的藝境。張谷若翻譯了很多世界經典名著，他的譯作得到了人們的普遍讚譽，並被稱為譯界的楷模。英國偉大的文學家托馬斯·哈代在小説創作方面創立了自己獨特的風格。他善於通過對自然環境的描寫來表現人物的性格命運和內心情感的變化。哈代化音樂之美、繪畫之美於他的創作之中，使其作品具有顯著的美學特徵。《德伯家的苔絲》作為哈代的代表作，它全面地展現了哈代作品的主要藝術成就。張谷若將哈代作品中的藝術特色與技藝精湛而巧妙地展現在他的譯作中，完美的再現了原著的審美價值。

1、用詞上體現音樂之美

哈代家庭有着喜愛音樂的悠久歷史，哈代從小就受到音樂的薰陶，他對音樂有非凡的感悟力。讀他作品的語言，有強烈的音樂之美。張谷若在翻譯過程中用地道的譯語極力展現了原語的音樂之美。張谷若將哈代在語言用詞上的音樂之美通過使用摹聲、摹狀、疊詞等手段成功地演繹出來。

例如：The rosy-cheeked, bright-eyed quartet looked so charming in their light summer attire, clinging to the roadside bank like pigeons on a roof-slope, that he stopped a moment to regard them before coming close. (Hardy 129;Ch.23)

張谷若譯為：她們四個人，臉上紅撲撲，眼睛水汪汪，夏服輕飄飄，擠在路旁的土坡上面，好像一羣使鴿子，並排蹲伏在屋脊上一般，看着非常迷人、非常可愛，所以他先站住了，把她們端詳了一番，然後才走近前來。在這一段的翻譯中張谷若採用了摹狀的方式生動地再現了四個年輕女孩的神態。通過. “臉上紅撲撲，眼睛水汪汪，夏服輕飄飄，這三個摹狀詞的使用張谷若不僅將這四個少女的形象生動地展現在讀者面前，而且讓譯語讀者感受到視覺和聽覺上的愉悦。 “臉上紅撲撲” 形象地表達了少女的嬌羞之色；“眼睛水汪汪” 清晰地展現了少女的温柔之情 ；“夏服輕飄飄”生動的勾畫出少女的輕盈之態。 因此，張谷若的譯文不僅有效地傳達了哈代語言音樂性的特點，還賦予譯語讀者很大想象的空間，使譯語讀者獲得與源語讀者相似的審美感受。

2、句式結構呈現出畫卷之美

哈代的家鄉古樸恬靜，牧歌式的田園風光便成了哈代終生追求的理想。他畢生熱愛歐洲的繪畫藝術，並對它有深厚的研究與獨特的理解，哈代善於運用繪畫構圖技法，賦予作品強烈的繪畫視學效果。張谷若在翻譯過程中，通過使用不同的句式結構再現出哈代作品中所展現的顯著的繪畫特徵。張谷若主要通過採用整句與散句相結合、排比、倒裝等句式結構，使原著中的美麗畫面鮮明而生動地再現在譯語讀者面前。

例如：Which he had before known but darkly – the seasons in their moods mornings and evening, night and noon, winds in their different tempers, trees waters, mists, shades and silences and the voices of inanimate things. (Hardy 107; Ch.18)

張谷若採用了整散句相結合的句式將之譯為: 除此之外，他對於外界的暮暮與朝朝，子夜與亭午，水之浩蕩，霧之迷濛，草之滋蔓與黃落，木之盛衰與枯榮，寂寂與悄悄，昏昏與暝暝，以及本來無生之物，卻能聽之有聲——所有這一切，從前只模模糊糊地知道一點點，現在都有親切細緻的認識。我們知道，整句具有結構整齊，音調和諧，表達順暢，語義鮮明的特徵；而散句的特點恰恰與整句相反，整句與散句的結合不僅避免了表達上的單調和枯燥，還加強了表達的生動性。使他的翻譯不僅體現了句式上的美學特徵，還生動地再現了原著在繪畫視覺上的美學效果，如“水之浩蕩，霧之迷濛，草之滋蔓與黃落，木之盛衰與枯榮”就如同一幅畫卷一樣呈現在讀者面前。

1、修辭方面的美學特徵

哈代在他的作品中善於通過對景色的描寫來表現人特的情感和性格特徵。在《德伯家苔絲》中哈代使用了大量的修辭手段描寫自然景色，並通過對自然景色的渲染和描寫來表現人物的命運和內心情感的變化。張谷若的譯本一方面保留原著修辭方面的特徵，同時他還發揮譯語優勢來再現源文所表現的美學內涵。

例如：Nightfall, which in the frost of winters comes as a fiend and in the warmth of summer as a lover, come as a tranquilizer on this March day. （Hardy 317; Ch.50）

張谷若將之譯為：在冬日嚴寒的時候，夜色來臨，好像魔鬼；夏天悶熱的時候，夜色來臨，好像愛人；現在三月的時候，夜色來臨，卻使人心神平靜。重複的修辭方法不僅有助於加強音節的韻律之美，還能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張谷若在其翻譯中將 “Nightfall” 重複了三次，這不僅清晰生動地表達了源語的語意，還鮮明地再現了源語在語言形式上的美學特徵。

2、在意境與意象方面所體現的美學特徵

意境與意象在美學上被看作是作品的靈魂。張谷若成功地再現了原語意境和意象的美學意藴，並實現了原語和譯語間在美學效果上的對等。

例如： All round was open loneliness and black solitude, over which a stiff breeze blew. (Hardy 359;Ch.58)張谷若有效地再現的原文所要表達的意境，將之譯為：“周圍一切，只是一片空曠的荒寒，一團漆黑的僻靜，一股勁風，在上面吹動”。“open loneliness” 和“black solitude” 張谷若將之分別譯為“一片空曠的荒寒”和“一團漆黑的僻靜”這不僅表達了淒涼的意境，同時還向譯語讀者呈現出一幅憂傷悽清的畫面。 “stiff breeze blew”被譯為“一股勁風，在上面吹動”。這一意象與描寫的景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襯托了悲慘而憂傷的氣氛，預示並象徵不幸的事情即將發生。

第一，張恩裕先生鼓勵青年學生勤讀書，勤思索。他介紹了古人歐陽修的“枕上”、“馬上”和“廁上”的學習方法。提倡抓緊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時間讀書和思考。我幾十年來，就是遵循了先生的教導，擠時間用心讀書和思考問題。

第二，張恩裕先生説要想學好英語，必須學會利用工具書和詞典。學好英語，總得用破幾本詞典。他説不僅要學會利用英漢詞典和漢英詞典，更要學會利用原文詞典，就是英英詞典。他介紹了我前所未聞的Roget’s Thesaurus，那是英國人Peter Mark Roget按照語義意念分類編纂的“找字詞典”（word finder）。我後來到王府井東安市場的舊書店花五角錢買到一部袖珍本，用了一輩子。我在漢譯英和用英語寫作時，主要就是使用這本詞典。老一輩學者中有些人由於時代的侷限性，從來沒有留過學，沒有出過國，甚至一輩子沒有機會同英美人交談過。他們學好英語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勤查詞典。

第三，張恩裕先生説英美人寫的東西都可以拿來學，知識是隨時隨地學來的，並不都是從教科書上學的。比如，拿英美報紙上的一則廣告，也可以學到活生生的知識。我上大學時，正處於政治運動高潮，廢除了傳統的課本，沒有固定的教材。我隨手拈來一張報紙、一本雜誌或一本書，都可以學到知識。一生就是這樣做的，知識是日積月累獲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