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貴

張瑞貴出生在十萬大山中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其母生下張瑞貴第三天就得揹着他下地幹活，終年勤勞，全家仍不得一飽。張逐漸長大，除務農外，還上山打柴，挑至貴台圩賣，幫助父母維持家計。少年時，還受僱於人，牧牛看鴨，由於看鴨時間較長，鄉人都叫他“看鴨張”。後因家庭生活困難，隨父母前往南寧謀生，在一家醬料店做工。晚上常與同伴到武術館學武術，還常到説書寮去聽故事。他特別喜歡聽各朝代英雄人物和各種小説中武俠人物的故事。

張瑞貴於欽防軍官講習所肄業，1909年受孫中山兩次組織領導欽州王崗山、馬山反清武裝起義的影響，加入同盟會。1910年棄工從軍，投入舊桂系部隊當兵。由於作戰有功，提任伍長、十長、排長。辛亥革命後隨桂軍林虎部入粵，任連長。當連長時，回南寧探親，與以前已相識的韋秀英結婚。1919年，張在廣東江防司令申葆藩(欽州人)的部屬任營長，1921年任遊擊統領，後改任團長。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孫中山。次年，鄧本殷、申葆藩向廣東南路擴張，自封八屬聯軍正副總指揮。申葆藩設行轅於欽州白虎廟(今市實驗小學)，升任張為第二旅旅長，旅部設在欽城符家祠(原縣級欽州市大院內)。1925年春，八屬聯軍被國民革命軍打敗，張率殘部400餘人退回貴台馬山附近的那夜洞等村負隅反抗。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十一師陳濟棠的部隊進駐欽廉四屬，1925年底張接受陳濟棠改編，任第十一師補充團少將團長，團部駐廉州城。離團部不遠有個菜市場，內有一箇中年婦女和一位女子賣豆腐。這女子名叫陳培蘭，18歲，人稱“豆腐西施”，正在廉州中學讀書。張經常路過市場，看見這個漂亮的女子，神魂顛倒，即叫副官謀劃撮合，竟如所願，陳培蘭便成為張的二房太太。1927年，陳濟棠部隊調防廣州，陳晉升第四軍軍長，張升任第四軍十二師副師長。次年任第六十二師一二三旅旅長，第一獨立旅旅長。這時，陳培蘭入廣州光華醫科學院讀書。1929年冬，粵桂戰爭爆發，第四軍陣勢不支，情況不妙，陳濟棠坐立不安。張聞訊請戰獲准，率部屬官兵一絲不掛，奮勇衝殺，擊退桂軍，從此成為陳的心腹愛將。1933年秋，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陳濟棠率各將領巡視潮汕東防區，一刺客手握俄式手榴彈，在陳跟前拉開保險閂，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張瑞貴猛衝上去，一腳踢開，雙手將那刺客連同手榴彈擲出數米外，手榴彈爆炸，刺客抱彈而亡，陳濟棠僅足部受輕傷。陳濟棠為感謝張救命之恩，除贈送洋房和金錢外，還決定把張提升為軍長(未果)；張1935年任第四路軍第三師師長；1936年2月授陸軍少將；8月任第63軍153師師長，10月授陸軍中將；1937年8月起任第63軍軍長；1946年4月，任廣東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同年10月退役。

1928年前，貴台鄉沒有一所小學，沒有一箇中小學生。張瑞貴深知沒有文化的苦楚，極力提倡興辦學校。他召集地方紳士，決議建立貴台小學。他率先垂範，慷慨捐獻白銀陸千元，並發動地方人士募捐建校，於1932年建成前後兩座教學大樓(校址今貴台糧所)。是年秋，貴台小學開學上課，全校師生在校門攝影一張集體像寄給張瑞貴，張接到該小學的像片和信函後，萬分喜悦。不久，即購買大批書籍、儀器寄回，內有：萬有文庫、辭源、辭海和各種雜誌，世界地圖、全國地圖、動物圖、植物圖、礦物圖、科學圖、人體構造生物衞生等掛圖200多幅，共數大箱。還有中型風琴一台，天津制排、籃、足球兩大箱數百隻，洋鼓全套，長短洋號兩對，美當時最時髦汽燈一盞。此外，每月按時寄回各種報紙、雜誌，報紙中除國內報紙外還有《香港大公報》、《星島報》、《探海燈》等。1935年，張瑞貴還鄉進新居，還到學校廣場開會演講，鼓勵地方父老鄉親要熱心教育，勉勵學生勤奮學習，爭取成為國家有用人才，併為學校書寫“寧靜致遠”四個大字。此舉，備受鄉人欽敬，學校碑記中雲：“張公以英武雄才，熱誠興學，喜惠士林，其功足以不朽”。

1939年11月15日，日寇在欽防的龍門、企沙登陸。16日下午，日寇佔領黃屋屯、大寺。剛從欽城東郊白虎廟(今市實驗小學)遷來的廣東省立欽州師範的師生員工140人，在伍瑞鍇校長的帶領下，從大寺經桂林到廣東連縣東陂鎮寶梵寺古廟復課。不久，伍校長調離學校，省教育廳派張開照(廣東龍川縣人)來接任校長。1940年11月欽州光復，省欽師的欽防子弟，要求把學校遷回欽縣。張開照怕遷回欽州當不成校長，便極力反對和阻撓。學生會向各界人士發出了“為把省欽師遷回欽縣的呼籲書”，張瑞貴接到呼籲書後，積極支持，覆電學生會，贊成遷校返欽，並匯給欽防子弟每人100元旅費。1941年6月中旬，省欽師準備遷校，張開照又勾結省教育廳領導，企圖把省欽師併入韶關師範。張瑞貴接到欽防籍學生聯合“堅決要求遷校、反對並校”的請求書後，即打電話給省教育廳長，表示支持省欽師遷回欽縣，廳長只得同意遷校。同時，以63軍軍部的名義，從坪石派出火車(客車)一節，專程搭送師生員工到柳州，終於8月中旬勝利地回到了欽州江畔的白虎廟原校址。從此，欽師得到不斷的發展。

1933年，張瑞貴部駐廣東潮汕一帶，是年朝鮮發生義士尹奉吉行刺日本天皇失敗以身殉國的事件。汕頭市的《汕報》社長兼總編輯張懷真在《汕報》上發表題為《惜乎不中》的社論，指出由此事證明朝鮮國魂猶存，今後必將有更多的人投身革命，倡議我國民眾向朝鮮義士尹奉吉學習，團結一致，共禦外侮。此事竟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史稱“汕頭事件”。

開初，日本駐汕頭總領事，以《備忘錄》通知汕頭市政府，大意是《汕報》侮辱了日本天皇，即封《汕報》，並扣留《汕報》負責人張懷真。汕頭當局對日方的無理要求，予以拒絕。事隔數日，忽然駛來大小日艦20艘，其中7艘已駛入汕頭港內，卸下大炮炮衣，威脅我方。同時，日本駐汕頭總領事向汕頭市政府發出“哀的美敦書”(最後通牒)，限汕頭市當局於48小時內實行：一、封閉《汕報》；二、拘捕《汕報》負責人張懷真，並送至日艦聽候懲處；三、賠償日艦開來汕頭的軍費；四、保證日僑安全；五、禁止任何反日言論，並保證今後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汕頭市長黃子信不知所向，一時全市人心惶惶。張懷真頗有骨氣，第二天便在《汕報》發表申明：“①《惜乎不中》社論並無錯誤，即無侮辱日本天皇字句，亦無妨礙中日邦交之處。但為避免汕頭人民遭浩劫，如果政府要封閉《汕報》或停版，他願意接受；②如果政府認為他的言論有妨礙中日邦交，他願意接受國家給予的任何懲處；③當局如果拘捕他送往日艦，則日本不只是侮辱他個人，而是侮辱我國的尊嚴。為了國家的體面、記者的尊嚴和個人的人格，他寧願自殺殉職，以保氣節，而決不能被送到日艦。

張瑞貴當時是獨立第二師的師長，駐防汕頭。張得知即表示堅決支持《汕報》的正義立場，面對日本的“哀的美敦書”，他毅然採取了果斷措施：①立即宣佈汕頭全市緊急戒嚴；②強迫疏散全市民眾到潮安、潮陽、揭陽等地，使汕頭一夜之間變成死市。同時，張懷真一家大小亦由部隊護送到潮州國民旅店妥善安頓；③派部隊把全市數百名日僑的住房包圍、監視，不准他們出門一步；④深夜在沿海各險要地區堆置沙包，構築防禦工事；⑤星夜往媽嶼口鑿沉多艘大木船，並佈下水雷封鎖港口。這些措施辦妥後，一面經正式外交途徑宣佈拒絕接受日本的“哀的美敦書”，一面又經非正式外交途徑暗示日方，謂不理什麼國際公法私法，只要日艦敢開第一炮，我張瑞貴的部隊便會把在監視中的日僑殺個精光，一切後果由我張瑞貴個人承擔。這樣理直氣壯的強硬對策，竟把日方弄呆了。日本人只得退讓，雙方發表誤會聲明，“汕頭事件”和平解決。日艦無條件撤走，《汕報》照常出版，張懷真受到各方函電嘉勉，張瑞貴“生張飛”的英名揚四方。

抗戰爆發，陳濟棠反蔣失敗，蔣介石收編粵軍，任張瑞貴為第63軍軍長。張率部出發抗日前，電告遠在德國留學的陳培蘭歸國撫育子女。陳培蘭回國後，由穗攜10個兒女(其中3個為韋秀英所生)遷居廣西桂林，後到香港。韋秀英則回到老家十萬大山中的貴台鄉居住。

張瑞貴抗日主要在“三次粵北會戰”。1938年秋，日軍強行在廣東澳頭、淡水登陸西進，張率63軍在守備地迎敵，終因無兵增援，慘遭擊潰。廣州淪陷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餘漢謀命各軍轉移粵北佈防。63軍在增城、從化外沿修築工事，與敵對峙。1939年冬，日軍全力進犯粵北，63軍在從化、新豐間，時於敵前，時於敵後，與敵擊戰。張瑞貴命153師於新豐之羊石坳、江尾頭、蒲昌等地，側擊敵之背腹。十二集團軍在中央增援一個師配合，全面展開激戰，敵不支而退，餘漢謀令各軍分頭追殺。張瑞貴親率153師所轄的459團追至增城之臘圃、曾洞時，命該團配合羣眾組織的百人大刀隊，乘敵甜睡，衝入敵營，斬殺日軍不少，但突圍歸來損失亦重，這是“第一次粵北會戰”。

1940年夏，日軍再度北犯。主力沿從化、新豐公路北進。張瑞貴令152、153師疏開於良口地段之石榴花頂、五指山、上江東、黃牛山等高地抵敵。以186師集結於牛背脊策應，戰鬥激烈，雙方損失慘重。黃牛山被敵兩度攻陷，終被我軍克復。戰鬥中，連日大雨，敵機無法投入戰鬥。從化河水位高漲，敵為達到北犯的目的，用機船拖駁增援，張急令炮兵營集中火力轟擊，敵船中彈沉沒，敵兵溺死不少。敵軍在我火力壓制之下，全部遺退，這是“第二次粵北會戰”。第三次粵北會戰是在1944年冬開始的，當時第七戰區情報報道：“敵企圖打通粵漢線，集結主力於湘贛之間，向南推進”，情況緊急。63軍待命於新豐，不久，戰時廣東省會韶關失陷。張率63軍日夜兼程出發，先頭部隊459團，進至始興縣南之東湖坪、馬頭洞地帶，與敵發生遭遇戰。張以據點式的部署，將兵力分佈於山地，由始興、南雄延伸至贛邊南浦，力挫敵鋒。敵被纏于山地，無法前進。十二集團軍另以兩個軍於韶關附近，與敵周旋，敵顧此失彼，疲於奔命，慘遭失敗。

八年抗戰，張瑞貴馳騁沙場，臨危不懼，力挫強倭，立下了不少戰功，但仍有不周。1940年冬，重慶軍事委員會給張瑞貴考核評語：“英勇有餘，遠見不周”。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挑起內戰，張瑞貴以年老力衰為由，請求退役獲准，退居從化七星果園，過着悠閒日子。蔣介石聞知，心裏不安，認為張瑞貴一生戎馬，舊部流散兩廣不少，恐怕被人利用，為了對付兩廣的共產黨游擊隊，於1948年1月委任張為“粵桂南區清剿總指揮”，在湛江設立指揮部。張瑞貴上任後，召開廣東七、八區和廣西三、四區行署專員、縣長會議，部署第一期“綏靖”計劃，重點對十萬山區進行更大規模的“圍剿”。接着，調集廣東省保安第二團、第九團，欽防警察大隊以及地方反動武裝和他的警衞營等近萬人，開赴十萬山區外圍，採取“肅清平原，圍困山區”的戰略措施，企圖消滅粵桂邊區游擊隊。1948年6月，蔣介石又派來軍統要員中將張君嵩(合浦人)為副總指揮(11月在遂溪被擊斃)。張瑞貴疑是監視他，即電請將湛江指揮部交給張君嵩負責，自己回欽州設立指揮所。獲准後，於1948年秋率部分人員回欽，在劉永福故居三宣堂設立“前進指揮所”，調集約4000人的武裝力量，對十萬山區游擊隊進行反覆掃蕩。

1949年春，蔣介石電促張瑞貴“搜剿”十萬山區的游擊隊，張即覆電“已分令防城、欽州、上思等縣地方武裝，及進駐各縣的保安團向十萬山區推進，職親臨十萬山腳之貴台‘督剿’，戰情待後續報。”張瑞貴赴貴台後，除上述部署外，另採取三條措施：一是政治誘降，散發《張瑞貴勸降書》，以鄉親關係寫信給貴台人黃煥華（粵桂邊區人民解放軍二十一團二營營長），勸其合作；二是加快修築由黃屋屯經貴台到洞利的備戰公路；三是掃墓祭祖大擺筵席，宴請當地商紳、鄉保甲長，散佈反共言論。1949年8月，張瑞貴又帶警衞營親臨貴台指揮，並將其家中保存的部分軍用物資船運欽州。不料，在百龍嶺被游擊隊截獲。同年深秋，張瑞貴奉令將欽州指揮所合併湛江總部，遷駐北海。行前，命警衞營開赴貴台，與韋秀英配合作戰。1949年12月，北海總部被人民解放軍攻陷，張狼狽逃走。1950年初，張奉令率部分兵力駐守圍洲島，不久在人民解放軍的強大圍攻下，登艦逃往海南島。1950年2月，蔣介石為配合反攻大陸，委任韋秀英為“粵桂邊區民眾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張瑞貴在海南即派外甥李成威帶“密令”潛回貴台，張瑞貴還親自草擬了一份《告同胞書》，謾罵共產黨是“蘇俄的走狗”，吹噓“國民政府派大量飛機配合大軍反攻大陸”，煽動民眾“攜槍裹糧，踴躍參加，到處襲擊共*”。韋秀英接令後，即成立“粵桂邊區民眾反共救國軍”6個縱隊，在貴台拉起一支數千人的反共隊伍，扼殺我新生人民政權，製造了慘無人道的“那嫋慘案”，韋秀英也最終被人民解放軍擊斃於大那休村。

海南島解放時，張瑞貴隨陳濟棠飛機飛往香港，後轉台灣，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張瑞貴在蔣經國的授意下，曾兩次派其部下空投或竄入欽防一帶，企圖在十萬山建立“遊擊根據地”，繼續與人民為敵，但最終被殲滅。1977年3月26日張瑞貴在台灣台北耕萃醫院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