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彥

2013年1月爆料人稱，丈夫孫紅軍在任職公安局長期間，為張彥辦一張夏縣的身份證並非難事。名為“冬巖”的身份證為孫紅軍與孫太平買房、轉移資產所用。

爆料人提供的張彥在京身份證圖片顯示，2007年張彥的户口所在地為順義區楊鎮派出所。經相關渠道查詢後，發現張彥已把户口從順義遷到了海淀區中關村派出所。

經查證，張彥在京身份證姓名為張彥，曾用名張祥，户籍所在地為海淀分局中關村派出所；其在晉户口名為冬巖，落户在夏縣公安局裴介派出所。兩户籍的出生年份相同，但日期相差二十餘天。從身份證照片上看，二者面部相似，臉部結構一致，但前者拍照時並未化妝。

通過查詢發現在包括“正義的眼睛”“企業黨建網”及天涯論壇等網站均有針對孫太平的實名舉報。舉報中稱，不止張彥户籍所在地的房產，孫太平還利用其財政局長的權力，讓煤運公司在海南三亞為其購得別墅一座，連同裝修費共400多萬元。他還在各地購置房產11處，其中在北京至少有兩處住宅。 ^[1] 

2006年張彥將山西運城夏縣户口遷往北京，當地公安部門註銷其原籍户口。2009年3月，夏縣裴介鎮派出所負責人、現任夏縣公安局督察大隊負責人薛俊龍明知虛假仍給時任夏縣公安局局長孫紅軍的妻子張彥辦理身份證，名字變為冬巖。截至2013年1月底，薛俊龍已被停止工作、接受調查。

據瞭解，北京小城鎮購房入户政策1995年啓動，1997年擴大到北京33個小城鎮、14個衞星城。根據該政策，外省市人員只要在上述小城鎮現金投資50萬元，再在指定小區買一套兩居室以上房屋，然後按每人兩萬元的標準交納小城鎮建設基金另加1000元就可以最多辦理一家4口人在當地的户口。此政策於2005年取消。

北京警方通過微博發佈上述通告後，張彥2012年持有失業證這一細節引起網友關注和質疑。

張彥2000年進入運城市紀檢委工作，現任中共山西省運城市市委紀委效能監察室科級檢察員，從未失業過，也並沒有北京市的穩定收入，是否符合落户政策有待商榷。

2013年1月29日下午，運城市勞保局交流中心工作人員稱失業證的頒發確實系該部門負責，並稱自己是新人，不瞭解相關情況。當要求核實張彥是否被頒發過失業證時，該工作人員則稱具體負責人員不在，無法查詢。

就張彥持有失業證一事，運城市委新聞中心主任王榮志隨後接受電話採訪時表示，對於詢問的“失業證”問題，他並不清楚，但會注意，“具體問題還得調查組的人來調查” ^[2]  。

運城市政府一位工作人員表示，張彥家裏“關係”多，連身份證都有兩個，何況一張失業證明。

張彥在北京市順義區楊鎮投資併購房，於2006年獲得小城鎮户口一事，北京警方知情人告知，張彥在2005年小城鎮户口停止辦理之前提交了申請入户及遷移材料，並通過了審批，她實際獲得小城鎮户口的時間是在2006年。

隨着山西運城“房媳”張彥擁有北京、山西雙户口事件持續發酵，幕後真相相繼曝光。“新華視點”記者在運城市採訪瞭解到，張彥明明長期在紀委工作，卻憑藉虛假的失業證明等材料順利獲得北京户口。

夏縣公安局明知虛假仍辦新身份證

薛俊龍已被停止工作、接受調查。

據運城市“張彥事件”聯合調查組調查，張彥的北京户口和另辦山西户口的原籍都在運城，但出生月份有差別，前者為1980年7月16日，後者為1980年8月8日。 ^[3] 

“房媳”全家造假公公改年齡遲退休

“房媳”事件之所以引起廣泛關注，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家人的身份，其丈夫、公公分別為運城市夏縣公安局原局長孫紅軍、運城市財政局原局長孫太平。

調查組提供的情況顯示，早在2011年2月，中共山西省運城市市委紀委就對孫紅軍因濫用職權、動用技偵設備調查舉報人，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同時調離公安局長崗位。

孫太平在兒子被錄用為警察時，違反規定幫助辦理錄警手續，為延遲退休私改自己的檔案年齡，為此中共山西省運城市市委紀委給予他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户口遷往北京或想多生孩子

運城市政府一位與張彥相熟的工作人員表示，張彥將自己的户口遷往北京，一個重要原因是想多生一個孩子。

記者瞭解到，張彥與其丈夫孫紅軍育有一兒一女，涉嫌超生。對此，中共山西省運城市市委紀委新聞發言人李新民表示，關於這一問題，以前不是很清楚，市紀委未對其超生行為作出處罰。

2013年1月，有網貼曝光稱，山西省中共山西省運城市市委紀委幹部張彥有兩個分別落在北京和山西的户口，其身為前運城市財政局局長的公公在北京、三亞等地擁有十餘處房產。事件發生後，運城市委立即成立由運城市紀檢委和政法委組成的聯合調查組進行核實，並對張彥作出停止工作、接受調查的處理。

2013年1月31日，中共山西省省委紀委對外發布消息稱，山西運城市夏縣公安局原局長孫宏軍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移送檢查機關偵察。

2013年1月，互聯網曝光山西省中共山西省運城市市委紀委幹部張彥有兩個分別落在北京和山西的户口，其身為前運城市財政局局長的公公在北京、三亞等地擁有多處房產。因此，張彥被網民稱為“房媳”。

2013年1月28日，中共山西省運城市市委紀委對張彥正式作出立案調查的決定。同時，涉嫌違規辦理上户手續的時任夏縣裴介鎮派出所負責人、現任夏縣公安局督察大隊負責人薛俊龍已停止工作、接受調查。

張彥丈夫是夏縣公安局局長孫宏軍，2011年，孫宏軍因曾濫用職權、動用技偵設備調查舉報人，被中共山西省運城市市委紀委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同時調離局長崗位。

2013年5月31日，中共山西省省委紀委表示，運城市夏縣公安局原局長孫宏軍，因涉嫌嚴重違紀被紀檢監察機關立案調查，對其涉嫌違法問題移送檢查機關作進一步偵察 ^[1]  。

山西運城，時下有這麼個説法：“如果孫家開家庭會議，到場的部門領導比政府開會還多。”這話並不是説，當地官員特別買孫家面子，而是其家庭成員本身就有許多當官的。 ^[4] 

這個孫家，便是著名的“房媳”張彥的家——一個龐大的“官員家族”。張彥系運城紀委前公職人員，丈夫是夏縣公安局原局長孫宏軍。他們生活在以運城市原財政局局長孫太平為核心的“官員家族”，孫家成員及其親屬，至少15人在運城擔任官員、公務員或國企領導。在這個家族中，張彥有兩個户口，丈夫孫宏軍據稱有三個户口，公公孫太平則在全國各地擁有十餘處房產。 ^[4] 

眼下，中央反腐之風勁吹，其中因房產問題而落馬的官員，所佔比重較大。但凡房產數目驚人者，背後往往站着有權力之人。“房媳”背後有人，應屬人們意料之中的事兒，但沒想到，背後竟然站了一大羣人。

地方上的“官員家族”，其實並不是什麼新概念。這種事兒在咱們中國，古已有之。但此現象畢竟與民主法治相沖突，在當今時代，尤為公眾所不齒。顯然，一旦權力監管失範，許多被掃進歷史墳墓中的怪胎，還是可以復活的。時下各地屢被曝光的“權力代際轉移”現象，正是為“官員家族”誕生而打下的基礎。

在反腐案件中，其實有不少都涉及“官員家族”。譬如著名的“白宮書記”張治安，其背後便是以父親，安徽省潁上縣原縣委副書記張家順為核心的“官員家族”。張家的成員及親屬，分別被張家順安置到法院、公安局、税務局、教委等各個重要機關的領導崗位。全縣差不多就成了他們家的小王國，家族成員相互提攜，相互關照，辦什麼事兒幾乎都可暢通無阻。2011年10月26日，中青報以整版篇幅，披露了一名掛職官員的博士論文內容。論文作者馮軍旗在掛職中原某縣縣長助理期間，經反覆調查研究，發現當地竟存在21個政治“大家族”和140個政治“小家族”。而政治家族之間並不割裂，往往以聯姻或拜乾親的方式不斷擴大。

官員們熱衷於建立“官員家族”，其實就是為了權力結盟，架空監管，實現權力最大化。當下屢屢發生的漏洞百出的“火箭升遷”現象，不正是在無約束的狀態下發生的麼？而事情被曝光後，之所以極少追究幕後責任人，難道不正是權力結盟在起作用麼？

説起來，“官員家族”現象的發生，緣於權力沒有走好羣眾路線——無論監督，還是幹部選拔，都忽視了最廣大的羣眾。中央決定，將用一年左右時間在全黨開展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實踐活動全過程要貫穿“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總要求。是的，權力運行中的許多問題，確實該徹底洗個澡了。 ^[4] 

山西運城紀委前工作人員張彥，因公公擁有十餘套房產而成為著名的“房媳”。在張彥被停職調查後，其特殊家族背景也開始浮出水面：這是一個以其公公、運城市原財政局局長孫太平為核心的“官員家族”，孫家成員及其親屬，至少15人在運城市擔任官員、公務員或國企領導。

這樣的消息，在運城恐怕早不是什麼新聞，只是不知情的外地人聽着新鮮。當地有人説：“如果孫家開家庭會議，到場的部門領導比政府開會還多。”這種説法未免有些誇張，不能因為孫氏家族中有15人在運城當官，便認為運城便是孫家的天下。可以肯定地説，那裏還是共產黨的天下，否則，孫氏官員家族一事也不能被揭露，人們對此至今或許還只能敢怒不敢言。

不過，即使運城只有一個孫氏官員家族，也足以使人憂心忡忡。一個家族中有15人當官，在家庭規模日益小型化的今天，無論如何也不能説少，稱得上是真正的官宦之家。從事理邏輯即不難判明，這15人進入公職系統，乃是一個漸進的發展過程。這應當是官員家族形成的一般特徵。雖不能説他們都不合於公職要求或不合於公正程序，但已有事實表明，這個官員家族的“第一代”孫太平，對於官員家族的構建有着極其重要的影響。公家的職位總是有限的，一個家族就佔去15個，別人就只能乾瞪眼。問題還在於，如果這種畸形的官場結構不加以改變，人們就有理由相信，這個家族的官員特色還將延續至第三代乃至第四代，成為所謂的“官宦世家”。

在運城之外，官員家族之事也時有耳聞。不過，從前還大多發生在農村（大抵也算不上什麼官），甚至演化為危害一方的黑惡勢力，如今則漸有上移之勢，不能不引起重視。或許，只要有適合的條件，官員家族的萌芽與發展，並不以地域或層級為限。在一個地方，只要某個官員家族不能取得“一家獨大”的絕對優勢地位，那麼就一定會形成勢均力敵的均衡局面。也就是説，官員家族現象決不會孤立地存在，經過多次博弈，結果很可能形成多個官員家族“共治”的局面。由於基層幹部流動性較小，加上地緣關係的相對穩定，這樣的官員家族“共治”情形在實際中便很容易固化，進而對基層政權構成壟斷，窒息基層政權的開放性，並輕而易舉地扭曲上級的政令，使基層政權染上濃厚的家族特徵。

官員家族的出現，是政治文明大踏步的退步，是選拔任用機制長期被嚴重腐蝕的苦果。即使在世襲盛行的舊時代，“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也受到無情的譴責與批判。而近些年來，“蘿蔔招聘”、“火箭提拔”的咄咄怪事屢屢發生，與此同時，很多青年才俊卻被無理、無情地排拒於政權之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一些地方已形成盤根錯節的利益同盟和利益壁壘，因而上下其手試圖使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得以不斷升遷，同時又對“非我族類”的外來者懷有深刻敵意、百般阻撓。

毫無疑問，官員家族是權力家族化、集團化的重要表徵，是政治生態惡化的結果，且必將進一步危害政治生態。有關部門不應坐視不管，而當以此為契機，拆除官員家族這座借屍還魂的老屋，剷除官員家族生成的土壤，還基層政權以人民的本色。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