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庭濟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作為愛國青年的張庭濟積極參加五四運動，被各校代表推舉為總代表之一，也是在遊行途中被指派去美英等國駐華使館遞交説帖的四名學生代表之一。北大畢業後，張庭濟留校擔任英文教師，後又先後去河南焦作及浙江嘉興、杭州、寧波、金華等地任教，1927年，回家鄉平湖任該縣教育局教育科科長。但因社會黑暗，性情耿介而又滿懷抱負的張庭濟始終難以實現他的教育救國的願望。

1934年8月，經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長蔡元培先生的引薦，張庭濟回京擔任故宮博物院秘書，從此，張庭濟便與故宮結下了不解之緣，命運也開始與故宮緊密聯結在一起，哪怕是在被日偽佔領條件最為艱苦的淪陷時期，張庭濟也沒有離開故宮，反而悉心盡力，艱難維持着當時北平故宮的運行。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不久，北平淪陷，日寇在華北肆虐。儘管故宮精品文物早已分批遷移，但是故宮留存的文物中仍有諸多精品，留存文物的安全面臨着極大的威脅。張庭濟受馬衡院長委託奉命留守，以故宮博物院總務處處長的身份擔當着院長的責任。他與故宮留守人員一道，遵循原有體制進行工作，在極其艱苦險惡的環境下苦撐了八年。在北平淪陷初期，張庭濟曾代表故宮留守人員折呈國民政府行政院彙報故宮現狀，尋求保護。

七七事變之後，汪朝宗等組織地方維持會，由前古物陳列所所長錢桐擔任該會文化組主任，強迫故宮接受補助費，想藉此干涉故宮內政。迫於形勢，張庭濟不得不相機應付，勉強接受，以維持故宮運行。其間，日本關東軍發現故宮內藏有光緒修會典時所徵集的車臣汗圖，強行要求調取攜出，經再三交涉，故宮方面答應給出拍攝的照片及副本，但日方仍不滿意，令錢桐、武田熙橋等人來院強取，張庭濟根據院章與之據理力爭，雙方發生言語衝突，幾近導致事變發生。迫於日方淫威，故宮最終答應借用三個月，但要錢桐等三人先立臨時借據，再由日方使館補具正式借據，且到期後即刻收回。不久，載濤、載潤等人以修譜為名，來故宮索取玉牒，被拒後，日偽派祝瑞霖前來交涉，亦遭到故宮工作人員的嚴詞拒絕。另有內部人員勾結敵偽多次興風作浪，但都被一一阻攔，始未得逞。

1938年6月，日偽憲警曾兩次闖入故宮博物院太廟圖書館，以檢查為名搬走、撕毀大批圖書雜誌。面對日偽憲兵的野蠻行徑，張庭濟處長在指示太廟圖書館做好損失統計、藏匿好部分餘下的“敏感”書籍雜誌的同時，積極利用人脈關係與日偽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交涉。經過不懈努力，最終追討回部分書籍。 ^[1] 

八年淪陷時期，北平故宮文物得以保全，全體留守職工、故宮總務處處長張庭濟和曾任故宮文獻館館長的沈兼士功不可沒。

1958年，張庭濟病逝於上海。 ^[3] 

1985年故宮博物院建院六十週年的紀念特刊上有這樣一段文字：“八年淪陷期間，在日寇鐵蹄下，儘管受到很大損失，但我院職工悉恪盡職守，保住了庫藏文物和紫禁城宮殿建築，這在當時確是難能可貴的。”這是對張庭濟最好的告慰。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