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光

張光本姓陳，原名維棟，浙江諸暨人，清宣統三年（1911年）生。家境貧寒，小學畢業以後，家裏沒錢讓他繼續深造，他只好時而跟着哥哥種田，時而到附近的小學裏幫助教書。他改名為陳未冬，考入府城紹興的“浙江省立第五中學”的師資訓練班。畢業之後又斷斷續續地當了幾年小學教師。

民國26年全面抗戰爆發，陳未冬嚮往抗日和革命，與友人結伴投奔延安，進入抗大學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畢業後返回家鄉進行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活動。
　　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陳未冬好幾次改名，第一次更名為張春松，並被選為中共諸暨縣委書記。民國30年皖南事變以後，國共之間的摩擦加劇，上級決定各縣的幹部大調動，諸暨幹部與餘姚縣對調。是年3月中共餘姚縣委特派員張春松帶着夫人鍾學意，第一次到達餘姚境內的周巷，經西街頭地下黨員雕花阿寶（竺永慧）的介紹，租賃老中醫單序三家的一間店面房子，開設一家舊木器商店作為掩護，開展地下工作。
　　到餘姚後的張春松又化名傅春林，民國30年夏曆四月初一，有一家舊木器商店在周巷西街開張，老闆就是傅春林，老闆娘為鍾學意。民國3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譚啓龍領導成立浙東區黨委。傅春林再次更名為張春松，擔任三北地委委員、組織部長。不久張春松到餘姚逍林區工作，化名張生光。
　　同年10月，張生光去姚西一帶活動，還在臨山東門頭附近開設了一家專門手工生產和出售金雞牌香煙的小作坊，為了租賃一間店面房子，對房東説自己名叫吳章生，吳章生公開的身份是香煙作坊的一個小老闆。第二年三月，餘上縣委和它公開對外的名稱餘上辦事處正式成立，這位吳先生身兼兩職，同時擔任書記和主任。當時的辦事處要貼一張成立公告，上面籤的大名是張光，這是張光向餘姚縣人民的第一次公開亮相，張光這個大名從此才固定下來，以後近六十個春秋都沒有改變。
　　民國34年4月，張光在臨山正式擔任餘姚縣長，8月19日隨部隊回到周巷，還在海莫村的大操場裏召開慶祝抗戰勝利萬人大會。這是張光同志在周巷鎮人民面前的公開亮相，得到周巷人民的熱烈擁護。
　　重慶談判之後，張光隨軍北撤，渡過杭州灣，各路大軍在青浦會合後繼續北上，最後撤到山東境內。經過整編，搞地方工作的張光變成了軍隊裏的一員，成為新四軍某師政治部的幹事，以後又改編為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隨軍參加過許多重大戰役。
　　民國37年以後，國共兩軍的戰略形勢發生了逆轉，解放軍開始轉入反攻，張光又隨軍南下，從山東、河南、安徽又打回浙江。1949年5月3日，張光隨軍解放杭州，很快又轉業回到地方，擔任中共浙江省委組織部裏的幹部。從此以後的幾年，雖然工作經常變換，但一直沒有離開杭州，這段時間對張光來説，算是比較平靜的日子。
　　可是好景不長，到1958年初，張光竟被某些人打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是著名的“沙文漢、楊思一地方主義反黨集團”的骨幹成員。一個跟隨共產黨20多年，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了半輩子的張光，連做夢也不可能想到，自己竟會成為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1961年，張光被摘去右派帽子，但仍舊是一個沒有帽子的“摘帽右派”，直到1978年，張光已經退休，才被平反改正。以後，總算是恢復了離休待遇和其他的政治權利，安享晚年生活。2003年因病去世，享年9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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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國30年4月下旬餘姚淪陷起，直到民國34年8月抗戰勝利，在餘姚縣，同時存在三個政權——即南京汪偽政府屬下的餘姚縣政府、重慶中央政府屬下的餘姚縣政府和共產黨領導的餘姚縣政府。既然有三個縣政府，那一定有三個縣長，下面就讓筆者來作一介紹。
　　第一個：勞乃心
　　抗戰時期盤居在餘姚城內，老江橋和鐘鼓樓斜對面傳統縣衙內的一個縣長叫勞乃心。勞乃心世居餘姚縣馬渚鎮，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生，日本早稻田大學肄業。
　　勞乃心回國後，為生活而找到餘姚縣長林澤。林縣長看到他五官端正，對人處事彬彬有禮，顯然是一個有用的人材。聽他的自我介紹在日本學習水利，就立刻委派他擔任餘姚縣政府堰壩管理處的主任，好讓他學以致用。
　　勞乃心這個堰壩主任為官尚屬清廉，林澤以及以後的幾任縣長很少收到船主的舉報，控告堰壩主任敲竹槓或者貪污。民國29年蔡竹屏接任縣長，繼續任命他擔任此職。可是就在這個任上，勞乃心卻投到了日寇的懷抱，成了一個可恥的賣國漢奸。
　　民國30年4月23日，日本侵略軍分水陸兩路開進縣城，餘姚城立時淪陷。勞乃心得悉駐餘姚日軍的司令官是自己的同學，就找到這位同學，表示自己對日本天皇的忠心。他還以地方紳士的名義，在歡迎日軍的大會上發表演説，鼓吹“中日必須親善”，積極充當“大東亞共榮圈”的一個吹鼓手。
　　這一下取得了侵略者的歡心，日本司令官立刻任命勞乃心為維持會副會長（已經有人跑在前面，當了維持會長），但不久之後成立偽縣政府，日本司令官就跳過會長，直接任命勞乃心為餘姚縣長。他在名義上是南京汪精衞的偽國民政府任命的，實際上是由侵略軍直接指派的。因為他就任的地點是傳統的縣衙之內，就自認為是正宗的餘姚縣長，可是老百姓不買賬，叫他為賣國的漢奸縣長。
　　為了表示對侵略軍的忠心，勞乃心很想做出一點成績來，使主子感覺到自己是一個有能耐的人。首先他寫信給正在南部山區流亡的蔡竹屏，勸他要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伺；還要求他認清形勢，做一個識事務的俊傑，趕快回來歸順皇軍，穩定餘姚的局勢，為餘姚的國民服務。蔡縣長看了勞乃心的信，立時把它撕得粉碎，深悔自己有眼無珠，只看他表面做事，不瞭解這個漢奸狼子野心的內心世界。
　　勸降蔡竹屏不成，勞乃心還是賊心不死，竟痴心妄想地學習劉備三顧茅廬的故事，三番四次地登門拜訪他的老師陸卿鵠先生，極力邀請陸先生出山，擔任偽縣立舜水中學的校長。陸先生是本縣教育界的老前輩，曾長期擔任餘姚縣第一所公立學校——即餘姚縣高小的校長；以後又擔任餘姚縣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中學即私立實獲中學的校長。
　　勞乃心想利用陸先生在教育界的崇高聲望，號召餘姚的知識分子為日寇效勞。結果被高風亮節的陸先生痛罵一頓，還被趕出師門，並聲明脱離師生關係，從此再也不承認他是自己的學生。陸先生恐怕漢奸再來糾纏，不顧已經花甲的高齡，連夜遠走高飛，逃離家鄉到浙中內地的深山中避難。陸先生的這個舉動，在餘姚各地一時傳為美談，人們把他看作是民族正氣的典範。
　　勞乃心勸降正直人士連遭失敗，看到日寇的兵力不足，只好網羅一批地痞流氓，成立餘姚縣的偽保安團，協助日寇鎮壓堅決抗日的中國軍民。他還出懸賞500萬偽幣，求購三五支隊領導人張光和王佐一的首級。勞乃心指揮下的偽保安團，積極配合日寇，多次到農村進行搶糧和清鄉活動，無端殺害許多無辜的人民。在日寇快要投降的前夕，即民國34年夏天，還殘殺三五支隊打入偽保安團裏的卧底王培良同志和他的警衞員。勞乃心的雙手，沾滿了我抗日軍民的鮮血。
　　經過我三北軍民的共同奮鬥，新四軍佔領的地盤日益擴大；到民國33年，使得盤踞在城裏的偽縣政府為日寇徵收軍糧也有點困難。偽縣長勞乃心出於無奈，在夏收前夕寫信給共產黨的張光縣長，要求與其談判。
　　兩個完全敵對的餘姚縣長，在泗門附近的一個小村莊裏會面——
　　“張先生您好！我叫勞乃心，是貴軍楊明先生父親楊賢江的同窗好友，楊賢江先生是本縣非常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學者。本人也非常欽佩貴軍英勇奮鬥的精神，你們三五支隊個個都是好樣的，都是赤膽忠心的愛國英雄……”勞乃心一面不着邊際地喋喋不休的吹捧，一面伸出右手想要與對方握手。
　　“勞先生你有什麼事就請直截了當，不要轉彎抹角的扯得太遠！”張光把右手一揚，避開了他的手，打斷了他的説話。
　　“噢，説起來好像有點慚愧，其實勞某的目標與你們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為了救國救民麼！只是所採用的方法有所不同，本人想的是要儘量減少我們國民的生靈塗炭，也是為國民着想啊。”
　　“這簡直是一派胡言，你的目標怎麼能與我們一致呢？事實上你是鬼子的幫兇走狗。如果沒有你們這些人，日本強盜是瞎子闖入沙灘，螞蟻落入大海。得到了你的幫助，日寇就如同有了眼睛，可以避免瞎闖，還可多苟延殘喘一些日子，但是大海一定會把你和你的主子一起埋葬！”
　　“所以我想來要求你，請你同意我在你們的邊緣地區，和平地徵收一點糧食。至於你們的中心地區，如臨山、泗門等地，我就叫他們不要去徵收了。”勞乃心好像是一個聾子，根本沒有聽到張光擲地鏗鏘有聲的發言，仍舊自説自話。
　　“不！我們的中心地區絕對不是隻有泗門和臨山等地，即使是我們的邊緣地區，也絕對不允許日寇前往徵糧！這是我們中國的地方！”張光針鋒相對又斬釘截鐵地説。
　　“那……那，他們也要吃飯的呀！”
　　“他們應該回到日本去吃飯！”
　　“那，他們恐怕要帶部隊出來徵糧了。”
　　“我們也有部隊！”
　　“那又要流血了！”
　　“那也沒有辦法。”
　　真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兩個人沉默了足足有五分鐘。
　　“你還有什麼事要談嗎？”張光公務繁忙，不願意這樣耗下去，只好打破僵局問他。
　　“哦，沒有什麼了……我是怕……噢，沒有什麼了！”
　　“那就再會吧！”
　　“好！再會！再會！”勞乃心看到人家下逐客令，只好站起來走路，張光就叫帶路的嚮導把他帶走。
　　張、勞會談以後，抗戰很快取得勝利。但使我們餘姚人民最最感到遺憾的是，勞乃心趁着混亂逃得無影無蹤，餘姚人民沒有抓到這個漢奸，而且幾十年下落不明。
　　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才得到一個信息，一位旅居法國的華裔商人，想要花巨資購買原餘姚縣府舊址，籌建一個遊樂場。還説要把當年勞乃心居住過的那幢小別墅，開闢成為一個紀念館！後來經過打聽，得知該商人姓勞，是漢奸勞乃心的兒子！幸虧餘姚人還是有骨氣的，拒絕了這個勞姓法國商人的開發要求。
　　第二個：倪永強
　　抗日時期由國民黨派遣的縣長先後有好幾個。第一個是蔡竹屏，浙江鄞縣人，民國29年就做了餘姚縣長，第二年的4月21日，即日寇入侵縣城的兩天之前，帶着縣政府裏的一班人馬，出南城向四明山方向逃跑，從此以後就在浙江中部的羣山之中輾轉流亡。
　　由於任職之地已在餘姚的縣境之外，無法向老百姓徵收錢糧，在工作和生活上都遇到很大困難，苦苦支撐了一年後，蔡縣長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只好辭職讓賢不幹。大概是基於同樣的原因吧，民國31年4月上任的蔣先啓、11月上任的夏達材、民國33年上任的王文貴和民國34年1月上任的孟鑄等4人，都是就任時間非常短的縣長。
　　按照民國時期不成文的規定，本縣人一般不得擔任當地的行政首長。可是蔡竹屏等都不是餘姚人，但都無法堅持艱苦的抗日歲月。民國34年6月，浙江省主席黃紹竑破例委任餘姚人倪永強當縣長，總算是一直維持到抗戰勝利。
　　倪永強所以能夠堅持，主要是靠他的人頭很熟，他派人到上海，找到許多在上海做生意的姚籍商人，請他們支持餘姚流亡政府。上海商人熱愛家鄉，都解囊相助，使倪永強度過了別人無法度過的難關。可是倪永強的任職時間也不長，縣政府返回餘姚之後，再也沒有必要向上海商人募捐度日，省裏決定由非姚籍人士詹世騮出任縣長。
　　倪永強，清宣統元年（1909年）生於餘姚周巷（今屬慈溪市）。當他到達啓蒙年齡時，到天河橋7號一所私人開辦的學館開蒙；兩年以後轉入義三鄉區立第一小學，初小畢業後與蔡水湘和王節和等同學一起考入餘姚縣立高級小學（簡稱縣高小）。他最後的學歷是在民國15年，寧波四明中學高中畢業。
　　當讀高小的時候，他的行為舉止就有點與眾不同，並不是他家裏困難，卻要別出心裁地搞勤工儉學，晚上跑到虞宦街（今天的新建路）做小生意。他在桐江橋附近擺了一個小小的飲食攤，沒有燈光，還掛起兩隻手電筒來照明。
　　四明中學裏更積極地參加社會活動，畢業後很快加入國民黨，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各種政治活動。由於他的思想比較激進，蔣介石清黨時有共黨嫌疑，一度被捕入獄，送入杭州反省院。民國18年獲釋後，派遣回到餘姚成為縣黨部執委會的候補委員，負責周巷、庵東、長河三區的教育工作。在他的主持下，把餘姚縣立第二小學從泗門遷到周巷。
　　民國27年，他從餘姚跑到方巖，在流亡到那裏的浙江省黨部工作，不久之後被派到温嶺擔任縣黨部書記長。在此期間，他聯合省參議院吳國昌，告倒刮地三尺的温嶺縣長——貪官夏高陽。
　　民國32年，省黨部調任倪永強為餘姚縣黨部書記長，並在天台上任。民國34年6月，省主席黃紹竑在天台破例委任倪永強為餘姚縣長（書記長讓給王節和擔任）。抗戰勝利返回餘姚以後，他很快遭到旅滬姚商的告發，説他貪污抗日經費。雖然到最後查無實據，但還是被免去縣長之職，只好取代王節和仍舊擔任書記長，不久又兼任縣參議院議長。民國36年選為國大代表，參加第一次國民代表大會。
　　1949年，在國民黨即將崩潰之際，倪永強倉卒出逃到上海，在安慶路借了一間小房間隱居不出，可還是在8月份被共產黨逮捕，很快押回餘姚，並移送寧波監獄囚禁。在拘禁期間，雖然經過共產黨的耐心教育，仍舊頑固不化，自始至終堅決拒絕承認自己有罪。
　　1950年在龍泉山北麓的餘姚中學大操場裏召開萬人鬥爭大會，公審倪永強。倪永強繼續堅持他的反動立場，在鬥爭台上高呼反動口號。由於倪永強堅持反動立場，而且死不改悔，公審大會判處他死刑，立即執行！
　　第三個：張光
　　現在知道張光的人，恐怕已經不多了。可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編寫的餘姚和慈溪的地方誌裏，在《周巷鎮志》裏，都記載了這位張同志的事蹟。他是共產黨在抗戰時期派到餘姚來工作的縣委書記，民國34年4月在臨山夏王宅村成立餘姚縣政府，張光被任命為縣長。是年8月19日，新四軍的三五支隊光復姚北重鎮周巷，餘姚縣政府也遷到周巷，張縣長就在筆者的母校陳家祠堂內辦公。
　　張光本姓陳，原名維棟，浙江諸暨人，清宣統三年（1911年）生。家境貧寒，小學畢業以後，家裏沒錢讓他繼續深造，他只好時而跟着哥哥種田，時而到附近的小學裏幫助教書。他改名為陳未冬，考入府城紹興的“浙江省立第五中學”的師資訓練班。畢業之後又斷斷續續地當了幾年小學教師。
　　民國26年全面抗戰爆發，陳未冬嚮往抗日和革命，與友人結伴投奔延安，進入抗大學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畢業後返回家鄉進行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活動。
　　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陳未冬好幾次改名，第一次更名為張春松，並被選為中共諸暨縣委書記。民國30年皖南事變以後，國共之間的摩擦加劇，上級決定各縣的幹部大調動，諸暨幹部與餘姚縣對調。是年3月中共餘姚縣委特派員張春松帶着夫人鍾學意，第一次到達餘姚境內的周巷，經西街頭地下黨員雕花阿寶（竺永慧）的介紹，租賃老中醫單序三家的一間店面房子，開設一家舊木器商店作為掩護，開展地下工作。
　　到餘姚後的張春松又化名傅春林，民國30年夏曆四月初一，有一家舊木器商店在周巷西街開張，老闆就是傅春林，老闆娘為鍾學意。民國3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譚啓龍領導成立浙東區黨委。傅春林再次更名為張春松，擔任三北地委委員、組織部長。不久張春松到餘姚逍林區工作，化名張生光。
　　同年10月，張生光去姚西一帶活動，還在臨山東門頭附近開設了一家專門手工生產和出售金雞牌香煙的小作坊，為了租賃一間店面房子，對房東説自己名叫吳章生，吳章生公開的身份是香煙作坊的一個小老闆。第二年三月，餘上縣委和它公開對外的名稱餘上辦事處正式成立，這位吳先生身兼兩職，同時擔任書記和主任。當時的辦事處要貼一張成立公告，上面籤的大名是張光，這是張光向餘姚縣人民的第一次公開亮相，張光這個大名從此才固定下來，以後近六十個春秋都沒有改變。
　　民國34年4月，張光在臨山正式擔任餘姚縣長，8月19日隨部隊回到周巷，還在海莫村的大操場裏召開慶祝抗戰勝利萬人大會。這是張光同志在周巷鎮人民面前的公開亮相，得到周巷人民的熱烈擁護。
　　重慶談判之後，張光隨軍北撤，渡過杭州灣，各路大軍在青浦會合後繼續北上，最後撤到山東境內。經過整編，搞地方工作的張光變成了軍隊裏的一員，成為新四軍某師政治部的幹事，以後又改編為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隨軍參加過許多重大戰役。
　　民國37年以後，國共兩軍的戰略形勢發生了逆轉，解放軍開始轉入反攻，張光又隨軍南下，從山東、河南、安徽又打回浙江。1949年5月3日，張光隨軍解放杭州，很快又轉業回到地方，擔任中共浙江省委組織部裏的幹部。從此以後的幾年，雖然工作經常變換，但一直沒有離開杭州，這段時間對張光來説，算是比較平靜的日子。
　　可是好景不長，到1958年初，張光竟被某些人打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是著名的“沙文漢、楊思一地方主義反黨集團”的骨幹成員。一個跟隨共產黨20多年，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了半輩子的張光，連做夢也不可能想到，自己竟會成為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1961年，張光被摘去右派帽子，但仍舊是一個沒有帽子的“摘帽右派”，直到1978年，張光已經退休，才被平反改正。以後，總算是恢復了離休待遇和其他的政治權利，安享晚年生活。2003年因病去世，享年9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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