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大華行

廣大華行誕生在抗戰初期，是進步青年盧緒章、楊延修、張平等五人為給抗日活動籌措固定經費，打算靠經商賺錢而創立的。取名“廣大華行”，就是要區別於上海灘上大批的外國洋行。 ^[3] 

為了抗敵禦侮及謀求活動經費，盧緒章、楊延修等5位青年集資300元，在滬成立“廣大華行”。起初只是一家經營西藥、醫療器械郵售業務的“皮包”公司，後來租借到上海天潼路怡如裏29號一間大亭子間，分隔成內外兩間，裏面一小間作為楊延修與朱學明的結婚新房，外間則是廣大華行辦公室。開始未掛商行招牌，白天也無人辦公，只有朱學明協助照應。工餘早晚時間及節假日，五位合夥人才會到辦公室處理業務。 ^[2]  1936年10月，“上海洋行華員聯誼會”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禮堂舉行成立大會，楊延修與楊經才、盧緒章是主要領導人和骨幹。從一定意義上説，“洋聯”已是一個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羣眾團體。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上海各職業界進步團體舉行集會，相互支持，加強配合，統一步調開展抗日救亡工作，楊延修代表“洋聯”經常參加這類活動。 ^[2] 

上海“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後，楊經才突遭公共租界工部局通緝，匆匆撤離上海去漢口，“洋聯”原有的各項文娛體育活動處於停頓狀態。為適應全面抗戰新形勢，在中共地下組織的推動下，由“洋聯”骨幹分子楊延修、梁次漁等牽頭，組織成立“洋聯”戰時服務團，同上海各界戰時服務團積極投入支援前線的抗戰服務活動。 ^[2] 

上海淪為“孤島”後，廣大華行奉命開拓大西南業務，打通法屬越南海防的海關，憑藉多年的經驗和把握商機的敏鋭，抓住昆明交通中轉之優勢，大力開拓貨物運輸及保險業務，擘劃建立起由上海經香港、越南海防到昆明、貴陽、重慶、成都等地一直通往新疆再到蘇聯的運輸線，尋覓到不少商機，獲得豐厚的利潤。這條商業運輸通道，同時又成為黨的秘密交通線，“廣大華行”還在相關城市成立了分支機構這樣，既擴大了醫藥銷售業務，又擴大了黨秘密活動範圍。 ^[2] 

1940年，廣大華行遷址重慶，由周恩來副主席及中共中央南方局親自領導，成為中共在國統區的特殊秘密堡壘。同時又以此為據點，掩護黨的秘密工作，開展抗日統一戰線活動。楊延修在與國民黨軍政憲特周旋中，做到了“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 ^[2] 

1940年下半年，按南方局指示，做好掩護黨組織的秘密使命。因此，廣大華行在昆聯社原有統戰對象的基礎上，依託廣大華行行基地，進一步同國民黨上層和工商界人士聯絡交往，包羅了國民黨昆明市的黨、政、軍和金融、工商、交通運輸等各領域的重要人物。通過他們爭取到發展紅色經濟的條件，同時為黨的秘密工作塗上了保護色。到1940年底，隨着聯誼活動逐漸萎縮停頓，昆聯社在無形中自動解散了。 ^[2] 

1944年改組後的廣大華行由盧緒章任董事長、總經理兼黨組書記，楊延修及張平等人任副總經理。 ^[2] 

為了貫徹黨中央提出的在國統區“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工作方針，廣大華行黨組織從需要及可能出發，提出創辦保險公司的設想，認為憑藉保險公司在金融界的地位，可以擴大同各行各業的業務往來，增強廣大華行的經濟活力和企業聲譽，提高企業的社會地位，為黨的秘密工作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這個想法得到周恩來的肯定。由盧緒章、楊延修等代表廣大華行一方，盧作孚代表民生實業公司一方，經過不懈的努力，最終在股權問題上達成一致，雙方各籌資一半，共投資法幣1000萬於1943年成立“民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民安”即以保障人民物資和產業為公司宗旨。廣大華行方面除以盧緒章、楊延修、張平等名義認下一定股份外，由楊延修加緊籌集外股。楊延修在昆明很快徵集到一批投資合作對象，其中包括雲南商會理事長嚴燮成、昆明市商會會長周潤蒼、昆明市銀行行長李澄宇，以及昆明市市長裴存藩、昆明市政府秘書長劉志寰等商界政界要人。以盧作孚為董事長的民安保險公司董事會由此成立，盧緒章、楊延修等人為常務董事。 ^[2] 

在“民安保險”創設初期，廣大華行與民生公司各派骨幹充任關鍵崗位，代表投資方的利益把守要津。民生公司投資額在公司資本總額中佔有較大比例，而且民安保險對民生公司有密切的利益關係。民安保險憑藉民生公司的幾十艘輪船的相關保險業務，很快成為保險界的後起之秀。1949年在上海結束業務時，“民安保險”尚有美金10萬元、港幣20萬元，投資款港幣20萬元。1949年，民安產物保險公司香港分公司改製為“香港民安保險有限公司”。如今它匯入太平保險集團旗下，成為財產保險業務主力之一，它沒有辜負當年中共地下黨人的辛勤創辦並直接領導的殷切期望。 ^[2]  “民安保險”的成立，是廣大華行黨組織正確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成果，標誌着中共地下黨領導的企業已躋身大後方金融實業界的行列，企業的社會層次提高了，經營活動的領域擴大了。通過同這麼多上層社會人士合辦企業，盧緒章、楊延修等人結識更多黨外新朋友。在複雜多變的舊上海，楊延修他們掌握市場規律、把握市場機會，是廣大華行成功的重要因素。在重慶和上海，楊延修協助盧緒章先後在民安保險公司經營保險業務，可以説，盧緒章、楊延修他們是中共黨內最早熟悉市場經濟的商業人才，是地地道道的“紅色資本家”。 ^[2] 

1943年，在重慶紅巖村，楊延修受到多位領導接見。在這段時間裏，楊延修介紹盧緒章與蔣介石侍從室專員施公猛等交上了“朋友”，楊延修自己也通過國民黨軍委會防毒處處長楊昌齡弄到了國民黨“上校參議”的身份。這對楊延修他們打好經濟戰，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在特殊時期，廣大華行能秘密而有效地為黨掌管好“錢袋子”，這使楊延修聊解與狼共舞苦悶的同時，感到特別欣慰。 ^[2] 

抗戰時期，廣大華行還擔負了為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和南方局提供和調劑經費的任務。因“平型關大捷”、“百團大戰”而威名傳天下的八路軍，有時卻得不到國民政府應發的軍費，黨中央就要廣大華行想辦法為八路軍提供，時常要臨時調劑。另外，一些海外團體也有援助中國共產黨及八路軍的款項，這些美元或黃金來了，不能直接使用，也需要有人兑換為法幣，均由廣大華行通過各種途徑給以安全調劑。“出淤泥而不染”，這其實更是一種高尚人格的寫照，也正是周恩來對盧緒章、楊延修他們的一再囑託。為了在社會上“撐起”廣大華行的面子和地位，盧緒章、楊延修他們的生活起居都按公開的社會身份安排，隔三差五地宴請賓客，長袖善舞、八面玲瓏地應付各色人等。在這種燈紅酒綠的奢華表象中，如何保持共產黨人樸實無華、“拒腐蝕永不沾”的本色，是楊延修他們必須面對的一大考驗，他們為此明確了一系列的“規矩”和原則。 ^[2]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廣大華行重慶總行決定遷回上海，特派楊延修緊急打前站，做好各項準備工作。他設法弄到國民黨上海市政府衞生局接收大員身份後，搶先回到上海，於外灘一號英商亞細亞大樓選定總行新址，並與各地的分支機構和美國分公司等取得聯繫，積極拓展進口西藥、化工原料、五金料等業務。1946年創辦了上海廣大藥房，並擔任經理。後又參加廣大華行與陳果夫合作創辦“中心製藥廠”的工作，從此陳果夫成為廣大華行的公開靠山。

1948年7月，因為曾與廣大華行進行秘密聯絡工作的一位地下黨幹部突然被捕，楊延修奉黨組織緊急通知撤離上海，會同張平一起轉枱灣前往香港，那時廣大華行總行已全部搬至香港。楊延修兼任該行投資的廣業置業公司經理，並參加了黨內學習和整風運動。 ^[2] 

1940年代，中共中央決定重新安排國統區的黨組織，擁有較好社會地位、經濟基礎及遍及半個中國的商業網點、並且便於掩護交通、情報及經濟工作的廣大華行，便成了黨的三線機構的載體。 ^[3] 

作為備用的三線機構，廣大華行歸中共南方局和周恩來直接領導，並不與地方黨組織發生橫向聯繫。周恩來指示他們“要做到社會化、職業化、合法化，不與左派人物來往，多交各方面的朋友，以提高社會地位。要以灰色的面目長期隱藏下來，對至親好友也不能暴露身份。在商言商，當好‘資本家’，但又要同流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3] 

聰明的“資本家”們“與狼共舞”，嫺熟地把廣大華行做實做大，併成為黨最隱秘的地下掩體和經濟支柱——他們曾多次掩護中央領導和地下黨領導往來國統區；向根據地秘密輸送情報和大批急需物資；更給黨一線、二線機關和延安送去了大量經費。連劉伯承的假眼睛，也是他們想方設法弄到的。 ^[3] 

解放後，廣大華行將積存的100多萬美金上交黨組織。從現存的廣大華行自身檔案中，人們讀不出任何共產黨活動的蛛絲馬跡。或許唯有一份《交通銀行上海市分行關於黨員盧緒章等捐獻股份已辦妥接管手續的報告》，才能讓人倒溯盧緒章等那段鮮為人知的“潛伏”生涯。 ^[3] 

周恩來曾經指示盧緒章：要做到不與左派人物往來，不再發展組織，即使在自己妻子面前也不許暴露身份；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關係作掩護，使這個機關長期保存下去。盧緒章是一名孤獨的“潛伏者”，儘管被朋友誤解而內心痛苦，卻始終堅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3] 

當盧緒章身穿洋裝，長袖善舞地與國民黨高層及洋商往來生意的時候，沒有人會想到，這是一名長期潛伏的共產黨員。盧的舊友甚至罵他 “與豺狼為伍”、“見錢眼開”——他和同伴楊延修、張平等五人，混在一羣國民黨上層的黨、政、軍、警、特組成的圈子裏，運作自己的公司。他們利用軍統和中央銀行的關係大量貸款，轉手高息放出；依靠宋美齡的航空委員會用飛機倒賣黃金、美鈔；拉攏蔣介石侍從室專員搖身變成國民黨的上校、少將；通過孫科太子系與蘇聯做生意，獲取高額利潤…… ^[3] 

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這個呼風喚雨的商行，實際上是地下黨活動的重要據點，是國統區隱蔽戰線上的特殊機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盧緒章歷任中國進出口公司經理，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國家旅遊局局長，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對外經濟貿易部顧問，是第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楊延修，解放後長期在滬工作，先後擔任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長、上海市工商聯副主任兼黨組書記、市政協副秘書長、愛建公司董事長等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