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延修

楊延修，江蘇泰州人。1931年加入上海市商會社會童子軍團，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長期在周恩來親自領導下，以廣大華行副總經理身份為掩護，從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隱蔽戰線工作。1949年5月參加上海接管工作。先後擔任上海市軍管會工商處副處長，市工商局局長、黨組書記，市商業二局局長、黨組書記。1979年7月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1979年後歷任上海市工商聯副主任委員、黨組書記，愛建公司代董事長、副董事長、黨組書記，愛建特種基金會副理事長、名譽理事長等職。曾任第一屆上海市政協常委，第五、六屆委員，第五屆副秘書長、經濟工作研究委員會副主任。1989年離休。 ^[1] 

楊延修，又名連生，再之。1911年1月30日出生於江蘇泰州，家境貧苦，7歲離家來滬。依靠擺皮鞋攤的叔父生活。在上海聯義善會義務小學就讀3年以後，回泰州讀完了初級中學。因無力升學，輟學跟二哥學皮匠手藝。14歲到上海英商信納洋行保險部經紀人金嗣雲處做實習生，後轉入法商保太保險公司華經理處當職員。白天辛勤工作，晚上先後在景林堂夜校，青年會夜校、民治夜中學習，並積極參加學生會活動，首任民治夜中學生會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加入上海市商會社會童子軍團，投身抗日救亡運動，積極參加抗日宣傳、募捐等支援東北抗日義勇軍的愛國活動，曾擔任中隊長等職務，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為支援十九路軍抗擊日本侵略軍，參加戰時服務團，救護傷民和難民。

與盧緒章、張平，田鳴皋，鄭棟林等於1933年合資創辦了廣大華行，業餘時間經營西藥、醫療器械等郵購服務。同時讀書學習小組活動。此時先後參加了量才圖書館、蟻社，青年會以及滬江大學社會科學講習班的學習與抗日救亡活動。

1936年2月，參加了上海職業界救國會。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上海洋行華員聯誼會積極開展戰時服務工作。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不久，遭到上海公共租界當局查封，楊延修在中共地下黨員李希之，石志昂的領導下，與盧緒章等繼續團結羣眾進行抗日活動直至淪為“孤島”，嗣後，在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的領導下，積極籌備成立公開合法地位的羣眾性團體“華聯同樂會”，並參加有劉少文領導的“星一聚餐會”，廣泛接觸各界進步人士。

1938年4月，華聯同樂會正式成立，楊延修以常務理事身份兼任秘書處主任，同月，楊延修由盧緒章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共華聯黨團成員，分工上層統一戰線工作。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上海形勢惡化，楊延修奉上級黨組織指示撤出華聯同樂會，由廣大華行派出昆明擔任廣大華行昆明分行經理，開拓大後方業務。他在昆明參加了以推動當地職業青年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為宗旨的“昆明業餘聯誼社“，曾擔任代理主席、中共昆明地下黨支部委員。

1940年廣大華行改為中共中央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特殊秘密工作機構，由周恩來在重慶親自領導，楊延修以廣大華行副總經理及昆明分行經理的身份，在昆明廣交朋友，積極參與上層社團的經濟合作活動，提高了企業和個人的社會名聲和地位，使經營的各項業務有了迅猛的發展。同時又以此為據點，掩護黨的秘密活動，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

1945年8月抗戰勝利，重慶廣大華行總行決定遷回上海，特派楊延修緊急趕回上海，開展各項準備工作，他設法弄到國民黨上海市政府衞生局接收員的身份，搶先回到上海，在外灘一號英商亞細亞大樓選定總行新址，並與各地的分支機構和美國分公司取得聯繫，積極開展進口西藥、化工原料、五金材料等業務，1946年創辦了上海廣大藥房，並擔任經理。後又參加廣大華行與陳果夫合作創辦“中心製藥廠”的工作。

1948年7月，因為曾與廣大華行進行秘密聯繫過的一位地下黨幹部突然被捕，楊延修奉黨組織緊急通知撤離上海，轉道台灣會同張平一起前往香港，那時廣大華行總行已全部搬至香港。楊延修兼任該行投資的廣業置業公司經理，並參加了黨內學習和整風運動。

1949年3月，根據黨中央指示，他離開香港去北平，向中共中央社會部報到。在天津參加了由劉少奇領導的接管天津市的調查研究工作。同年4月，隨解放大軍南下，準備接管上海。

1949年廣大華行根據中央指示併入華潤公司，楊延修按照規定將個人在廣大華行的股份、紅利全部上繳黨組織。上海解放以後，他又把個人名義，對外投資的股票和銀行存款，全部上交給上海市工商局黨總支，得到組織上的表揚。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到1958年，楊延修先後擔任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工商處副處長，上海市人民政府機關黨委成員，市政府財經委員會委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長、局長，黨組副書記書記，市商業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市商業二局局長、黨組書記，中共上海市委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十人小組成員兼辦公室副主任，上海市政協第一屆常務委員。

1958年整風反右運動中，他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下放農場勞動。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以後，曾任上海市南匯區老港公社副主任，農場副場長。1961年8月起任上海市水產供銷公司副經理。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因受廣大華行專案調查牽連，隔離審查兩年半後下放上海市水產供銷公司所屬的水產市場，加工場、冷凍廠和水產商店等基層單位勞動達十多年之久。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1979年的2月，中共上海市委發文，楊延修錯劃右派問題作出了改正結論，恢復政治名譽，恢復黨籍，恢復原行政級別待遇。

1979年3月，隨上海工商界經濟代表團訪問香港，與包玉剛等久別重逢，共話合作。曾任上海市工商聯副主任委員，黨組書記。他參與劉靖基等工商業者籌建大陸改革開放之後首家民營企業──上海市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1979年9月，上海市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成立以後，他擔任黨組書記、副董事長。

楊延修重新工作以後還分別擔任了以下職務：上海市政協第五、六屆委員，五屆副秘書長、黨組成員，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機關黨委成員，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四、五屆常委。

1985年6月，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享受副市級醫療、住房待遇。

1988年離休以後，楊延修繼續擔任上海市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副董事長。1992年上海愛建股份有限公司改制成立以後，他擔任公司的副董事長，上海工商界愛國建設特種基金第一屆理事會副理事長。1996年起，擔任上海愛建股份有限公司代董事長，1997年任上海工商界愛國建設特種基金第二屆理事會副理事長。

1999年起，楊延修擔任上海愛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顧問，並先後任上海工商界愛國建設特種基金會第三屆、第四屆理事會副理事長，2008年起，他擔任愛建特種基金會名譽理事長。

在2009年，愛建公司成立30週年之際，他的特地為公司作了“齊心協力、振興愛建事業”的題詞並祝賀。

2010年初，楊延修度過了100虛歲的生日。

2011年5月起，享受正市級醫療待遇。

2012年9月，他以名譽董事長的身份出席了慶祝上海工商界愛國特種基金會成立20週年大會。2013年初，他出席上海工商界愛國建設特種基金會團拜會。同年夏，為愛建基金會參與上海新一輪改革開放作出貢獻，穿針引線，多次邀集有關同志進行商議。

他曾擔任過的其他主要職務還有：上海市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常務董事，中外合資上海聯合實業公司副監事長，上海愛建信託投資公司副董事長，愛建（香港）公司副董事長，香港上海實業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市工商學院董事，上海市老年基金會顧問，陶行知基金會顧問等。 ^[1] 

回顧人生中起起落落，楊延修老人感慨萬千：“我的文化水平低，只讀到小學四年級，我做過皮匠，當過茶房，也做過其他底層工作。後來地位高了，也不斷地進行補習，到今天文化水平仍然不是太高。我雖已百歲高齡，但還要繼續不斷地學習，努力跟上社會的進步，儘可能在有生之年為黨和國家多做些事。”

淡泊明志是楊老的座右銘：“革命總是要有犧牲的。為了黨的事業，犧牲的人很多，一時的委屈也總是難免的。在我被錯劃為右派時，報紙上把我正面的東西都變成了反面的。這都是誤會。我心裏始終堅持自己的信念，所以我一點都不怕。”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