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曆獄

清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軍進入北京，攝政王多爾袞下令內城居民遷出城外，準備讓八旗官兵屯駐。湯若望於五月十一日上書清廷，請求准許他仍住宣武門天主堂傳教。翌日，清廷內閣頒下滿文告示，張貼於宣武門天主堂門前，允許湯若望仍住天主堂。從此，湯若望將傳教希望寄託於清廷。

六月，他再次上書，説他自己曾用西洋新法釐正過舊曆書，製造過許多天文儀器，近聞已遭毀壞，準備另造進呈。並把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第二年正月望日食詳細情況，依照新法推算京城所見虧蝕分秒，並起複方位圖象，以及各省能見到日食的不同數據等，都開列呈覽。攝政王多爾袞遂命湯若望修正曆法。

七月，湯若望又將自己所製造的渾天球一架，地平、日晷望遠鏡各一具，並輿地屏圖一幅，呈進清廷。清廷禮部大臣等經過研究，決定將湯若望修訂的歷書定名為《時憲曆》，從順治二年起頒行全國。

八月初一日日食的這一天，內閣大學士馮銓等奉命與湯若望及欽天監各官到觀象台測驗日食，結果只有湯若望的新法測驗準確，而大統、回回二法均不準。對這一次的測驗日食活動，在清代檔案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內閣大學士批日：經與大臣等會同置設觀測儀器測驗，大統歷錯一半，回回曆差一時，西洋新法吻合，時刻分秒，毫釐不爽。明朝二十年來不用新法，我大清國不過施行幾日，一測即驗，猶如合對兵符，真可謂為神奇者也！全可盡心詳錄新法，以傳為萬年之楷模。” ^[3]  湯若望的新法一矢中，使湯若望深受清廷信任。當年十一月，湯若望奉命掌管欽天監印務，一應進歷、占候等項，悉聽湯若望決斷。

順治二年，湯若望對《崇禎曆書》進行了修改，又加進部分新作，編了《西洋新法曆書》。同時，湯若望在欽天監組織各官學習西洋新法，定期進行考核，檢查學習情況。順治十一年，湯若望疏稱：“去歲八月內，考試屬員，學精新法者已多。今年三月內又考試學習者，亦皆諳曉。其天文漏刻之官，亦習新法。” ^[4]  由於湯若望主持欽天監工作成績顯著，不斷獲得晉級封爵，在成為欽天監最高長官監正之後，歷任太常寺少卿、太僕卿、太常寺卿、通政使司通政使，秩正一品。順治帝賜號“通玄教師”，先後加封其為通議大夫、光祿大夫等。 ^[5] 

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直接掌管欽天監工作的西洋人。湯若望的精通天文曆法是他最好的進身之階，使他在清廷中獲得了相當高的地位，又得寵於順治帝福臨。順治帝賞銀給湯若望重修了宣武門天主堂，又賜親筆所書“通微佳境”堂額，恭懸於教堂，還給撰寫碑文，鐫刻於教堂門前。這些都成為湯若望及在華傳教士們傳教的最有利條件。當時在北京和外省共有舊建、新建天主堂三十座，分佈於北京及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四川、湖北、陝西、山西、河南等地，各天主堂均有西洋傳教士傳教。而“每堂每年六十餘會，每會收徒二三十人，各給金牌、繡袋，以為憑驗。” ^[6]  據湯若望自己講：“凡入我教之人，各給《教要》一冊，及銅像、繡袋、會期。一年收徒二百餘人。一月四會，講演天主教。” ^[1]  據西洋傳教士畢嘉統計，“1651年（順治八年）至1664年（康熙三年）的十四年間，全國領先入教者，至少有十萬零四千九百八十名，而在這以前，自1581年（明萬曆九年）至1650年的七十年中，卻僅有十五萬人左右。” ^[7]  入教者既有達官貴人，也有太監、百姓，既有男，也有女。在湯若望得寵的這一段時間裏，天主教在中國發展很快，影響也迅速增長。但天主教在中國的迅速發展及推行西洋新法，又恰恰成了引發本案的客觀原因。 ^[5] 

順治十三年，楊光先從歙縣來到北京，他於十五年見到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畫像，才肯定天主教就是耶穌教，“從此即有彈劾之念” ^[8]  。楊光先對天文曆法並不精通，“既不會計算，又不能作出任何使人看到他的學説的試驗。” ^[9]  楊光先也承認自己“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教”，“但知歷之理，而不知歷之數”，也“未習交食之法” ^[10]  ，楊光先自稱是“聖學”的崇拜者，由他自己撰寫而由其侄王泰徵署名的《始信錄·序》説：“先生（即楊光先）之真奇，不在於劾權要，而在於尊聖學。” ^[11]  楊光先説：“若是皇上敬天法祖，尊經黜異，直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脈，帝王之學唯皇上獨得。” ^[12]  他的這種思想代表了墨守成規、沿循舊制的保守勢力利益。他認為天主教是一種“邪教”，而湯若望的歷法“件件悖理，件件舛謬”，用百刻計算的方法是“歷代成法”，不能變更，而以九十六刻計算是“西洋之法”，必不可用。他主張“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13]  。楊光先的頑固守舊的思想主張，乃是引發本案的主觀原因。 ^[5] 

楊光先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於順治十六年五月作《摘謬論》一文，摘湯若望新法十謬，又作《選擇議》一文，摘湯若望選擇榮親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範五行之謬，並親赴禮部呈告。當時，禮部尚書渥赫、王崇簡認為，“楊光先為曆書事呈請題疏、因六部從無代人具疏之例，故將其原呈退回。” ^[8]  當年，楊光先又作《辟邪論》上、中、下三篇，刊行五千餘冊，批駁天主教，指出天由二氣結撰而成，並非天主所造。耶穌是彼國謀叛之罪魁，因事露而被正法，絕非造天聖人。 ^[14]  倘若天下之人，“只愛其器具之精工，而忽其私越之幹禁”，那就無異於“愛虎豹之文皮，而豢之卧榻之下” ^[15]  。同時，楊光先又作《中星説》等篇章，指責湯若望私自更改羲和之法。順治十七年，楊光先又作《正國體呈》一文，於五月二十三、二十七日，兩次親赴通政使司具投，被通政使司正卿雅布蘭等駁回。同年十二月初三日，楊光先又赴禮科控告湯若望在《時憲曆書》封面上題寫“依西洋新法”五字，目的是“借大清歷以張其西洋，而使天下萬國曉然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並説湯若望借西洋新法陰行邪教，而“謀奪人國是其天性，今呼朋引類，外集廣澳，內官帝掖，不可無蜂蜇之防”。 ^[8]  從以上不難看出，楊光先是從天文曆法乃至天主教等諸方面，對湯若望全面進行抨擊。只是因為福臨帝尚在位，湯若望寵遇正隆，所以楊光先雖曾多次呈告，但都未予受理。

康熙初，湯若望經與在京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等商量，讓欽天監夏官正李祖白執筆，撰寫了《天學傳概》一書，刊行五六十冊。《天學傳概》是針對楊光先指責天主教為邪教之説，説明天主教並非邪教，而是正教。據李祖白講，明朝崇禎皇帝曾賜給湯若望“欽褒天學”匾額，所以稱天主教為天學。《天學傳概》一書稱，“天主上帝開闢乾坤，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孫聚居如德亞國。”其後生齒日繁，散走世界各地，而“在中國為伏羲氏，乃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裔”。如德亞國即猶太國。又有國子監助教許之漸於康熙三年（1664年）正月間為《天學傳概》一書作了序。

《天學傳概》一書刊行後，楊光先馬上作出反應。康熙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他先寫信給許之漸，指斥天主教是邪教，《天學傳概》是妖書，敦促許之漸舉揭。但許之漸認為《天學傳概》中並無謬論，他所寫的序言也沒有不妥之處，拒絕舉揭。七月二十六日，楊光先再赴禮部具投《請誅邪教狀》，控告湯若望“假以修歷為名，陰行邪教，延至 今日，逆謀漸張，令歷官李祖白造《天學傳概》妖書，謂東西萬國皆是邪教之子孫，來中夏者為伏羲氏，六經四書是邪教之法語微言”。“又有邪黨於濟南、淮安、揚州……並京師，共三十堂，香山岙盈萬人，踞為巢穴”，他們“內外勾連，謀為不軌”，請求朝廷早日剪除，以免養虎貽患。楊光先又將《天學傳概》一本，《邪教圖説》三本、金牌一面、繡袋一枚、會期一張、順治十八年漢字黃曆一本、《正國體呈》稿一本、《與許之漸書》稿一本，一併具呈禮部，要求依律正法。

八月初五日，清廷密旨禮部會同吏部審訊湯若望。康熙三年八月初六日，審理開始，前後經過禮、吏、兵、刑、三法司等衙門，以及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等反覆會審，經過近一年時間，方才結案。 ^[5] 

康熙三年八月初六日，禮、吏二部開始正式審理本案，十一月十一日，禮、吏二部提出瞭如下處理意見:

一，通微教師、通政使司通政使、欽天監掌印湯若望，擬以革職，交刑部議。西洋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擬交刑部議．天主教徒太監徐乾，擬交刑部議。湯若望義子潘盡孝，係為武職，擬交兵部議（兵部議擬革職戔也交刑部議）。《天學傳概》執筆者夏官正李祖白，擬以革職，交刑部議。《天學傳概》作序者國子監助救許之漸，擬以革職。欽天監監副周胤，擬以革職。天主教徒春官正宋可成、中官正劉有泰、秋官正宋發、冬官正朱光顯、保章正尹凱、張文明，俱擬革職。原告楊光先，擬交刑部議。其他與本案有關人員，如原通政使司通政使現左都御史覺羅雅布蘭、原禮部尚書渥赫、王崇簡，以及禮科給事中徐星等，擬免議。

二，各省教堂西洋人仍在傳教，收納教徒，請密敕各該督撫緝拿西洋人，押解京城，擬交刑部議罪。

三、湯若望所住天主堂，理應拆毀，因欽命賞銀湯若望修理該堂，且又鴯給碑文。所以，擬仍留存該堂，僅毀天主畫像等物。又利類思所住東堂，雖系欽派佟吉購房所賜，但伊等拆毀原賜之房而建堂。所以擬將利類思等所住東堂以及阜成門外教堂，一併交工部拆毀。

四，擬將湯若望、利類思等所住兩處教堂內現有西洋教畫像、書籍並《天學傳概》書版，俱行焚燬。

五，雖欽免查議入教之人，但發給伊等銅像、繡袋、會期、《教要》、《天學傳概》等，理應俱行查收，送交禮部銷燬。凡為外省者，可飭交該督撫嚴行查收銷燬。其在省天主堂、西洋教畫像、書籍等，亦應交該督撫銷燬。

六，居住香山岙西洋人去留問題，請一併密敕廣東督撫核擬議疏，另行議擬。

七，捐銀西洋人修建教堂的佟國器、許纘曾二人，俟押解到京時，擬另議疏（後作革職處理） ^[8]  。

十一月十九日，題本批紅：楊光先所告邪教等案既皆屬實，可免交刑部。在省西洋人，着免緝拿，可送至京城議奏。拆毀天主堂一案，俟本案議結之日，着復請旨。餘俱依議 ^[8]  。康熙三年十二月間，刑部審理本堂，提出如下處理意見：湯若望、李祖白、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徐乾、潘盡孝共謀立邪教，又編造新書，蠱惑眾人屬實。所以，主犯湯若望，擬以立即凌遲處死。從犯李祖白、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潘盡孝，各杖四十，流徒寧古塔。徐乾系滿洲包衣，擬加枵三個月，打一百鞭 ^[8]  。題本批紅着三法司核擬具奏 ^[8]  。

康熙四年正月二十日，禮部尚書祁徹白等審理誤選業親王葬期一案後，又提出如下處理意見：

一，湯若望、李祖白既然在刑部受審，擬將此案並交刑部議。

二，宋可成、朱光顯、宋發、劉有泰擬交刑部議。

三，漏刻科杜如預、五官挈壺正楊宏量，俱擬革職，交刑部議。

四，原監副賈良琦及劉有慶，既已故去，擬無庸議。

五，劉有慶子博士劉遠、宋可成弟博士宋可禮，俱擬革職。賈良琦子監生賈文鬱、劉有慶子監生劉奎，俱擬罷黜。以上四人，俱交刑部議。

六，劉有慶、賈良琦、杜如預、楊宏量、李祖白、宋可成、朱光顯、宋發、劉有泰等九人無官閒散子弟，亦擬並交刑部查議 ^[16]  。

題本批紅依議 ^[16]  。

康熙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尚書尼滿等審訊湯若望等人後，提出如下處理意見：

一，湯若望、杜如預、楊宏量、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泰，俱擬凌遲處死。

二，劉有慶、賈良琦既已故去，擬無庸議。

三，劉有慶子劉必遠，劉奎、賈良琦子賈文鬱、宋可成子宋哲樸、李祖白子李實、湯若望義子潘盡孝，俱擬斬決。

四，湯若望、杜如預、楊宏量、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泰等人不及歲之子，並妻室、家人、地畝、財物等，均交該員嚴查入宮。

五，宋可成弟宋可禮，又杜如預等之祖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一處之人，並伯叔兄弟之子，已諮五城及浙江等四省督撫詳查緝拿，一俟到部，將與宋可禮一併詳查議報 ^[17]  。

題本批紅:着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同詳擬具奏 ^[17]  。

康熙四年三月十三日，和碩康親王傑書等經過會議之後，同意刑部意見。題本批紅湯若望系掌印之官，於選擇事情不加詳慎，輒爾鈐印準行，本當依擬處死，但念專司天文，選擇非其所習，且效力多年，又復衰老，着免死。杜如預、楊宏量本當依擬處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風水，皆伊等勘定，曾經效力，亦着免死。湯若望、杜如預、楊宏量並干連人等，又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泰並於連人等，應得何罪，仍着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再加詳復分別確議具奏 ^[18]  。

康熙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禮部題報刑部如下處理意見：湯若望案內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徐乾，因恭遇康熙四年三月初五日恩赦，俱行免罪開釋 ^[19]  。題本批紅：湯若望等所供奉天主畫像，不焚燬，給還伊等，但不準供奉。利類思等所建之堂，在省之堂，俱停拆毀，可準住入 ^[19]  。

康熙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和碩顯親王富綬等議政王大臣提出如下處理意見：

一種意見：因湯若望專司天文，選擇非其所習，又杜如預、楊宏量勘定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風水，欽命免死。奉此，湯若望、杜如預、楊宏量，俱擬責打四十棍，其家口妻孥一併流徒寧古塔。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泰，伊等專司選擇，卻用不當用又顛倒五行之洪範一書進行選擇，故前俱擬凌遲處死。湯若望等，既俱着免死，則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泰，亦俱改擬立斬，其妻室、不及歲之子，以及家人、房屋、田地、財物等，俱行入官。現有查獲劉有慶子劉必遠、劉奎、賈良琦子賈文鬱、宋可成子宋哲樸、李祖白子李實、湯若望義子潘盡孝，皆系千連人員，俱擬免死，俱行責打四十棍，其家口妻孥一併流徒寧古塔。杜如預、楊宏景等祖孫父子兄弟，以及同居之人，伯叔兄弟之子，一俟查送前來，亦將責打四十棍，流徒寧古塔。

另一種意見：湯若望、杜如預、楊宏量，及其家口、妻孥，一併流徒寧古塔。為首三人，既已欽命免死，則將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泰，亦擬免死，俱行責打四十棍，並其家口妻孥一同流徒寧古塔。宋可成子宋哲樸，李祖白子李實、湯若望義子潘盡孝，伊等皆系千連人員，俱擬免罪。皆隨其父流徒。劉有慶，賈良琦已死，其妻孥亦並流徒。杜如預，楊宏量案內干連之祖孫父子兄弟，及同居之人、伯叔兄弟之子，俱擬免議查拿 ^[20]  。

題本批紅：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泰，俱着即處斬。湯若望、杜如預、楊宏量，俱着免打流徒。伊等之罪，既供着免，其湯若望義子潘盡孝，及與杜如預、楊宏量干連族人責打流徒，亦着俱免。餘依前半所議 ^[20]  。

康熙四年四月初一日，吏部尚書阿思哈等為立春前日起管事，對有關人員提出如下處理意見：

一，張其淳，擬以革職，交刑部議。

二、已死欽天監官員潘國祥、朱廷舒、張光祥、左雲和、周世昌、黃道隆、盛明，擬無庸議。周世瑞、徐虎、鮑英齊、歐吉武、司爾畦、周世泰、張衞應等，應當革職交刑部議，但念伊等之罪皆在康熙四年三月初五日赦前，故擬俱免罪 ^[21]  。

題本批紅 ^[21] 

康熙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禮部尚書祁徹白等為安插西洋傳教士事，提出如下處理意見：

從各省送來北京的西洋傳教士慄安黨等二十五人，仍驛送廣東總督，待安插香山岙西洋人後，亦將伊等安插之。二，湯若望、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亦擬一併遣送 ^[22]  。

題本批紅：慄安黨等二十五人，着照所議送回廣東。湯若望、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着仍留此。其送回廣東者，着該督撫不時嚴查。其留此地者，着爾部不時嚴查。恐彼仍傳邪教行亂，亦加飭交繼任各官防範 ^[22]  。

至此，湯若望案內所有關聯人員，都已處理完畢。 ^[5] 

湯若望被革職後 ^[1]  ，於康熙五年七月病逝於寓所，湯若望多年培養起來的能夠推算新法的骨幹隊伍也完全瓦解。同時，楊光先於康熙四年四月初七日出任欽天監監副，八月初五日升任監正。他引昊明煊為監副，以大統術治歷，停止推行新法。從表面上看，楊光先似乎已經獲得了完全勝利，但實際上本案並沒有真正完結。 ^[5] 

楊光先主持欽天監工作之後，錯誤連續不斷，康熙帝知道楊光先實難勝任，便決定起用南懷仁治理曆法，又經大學士圖海等與欽天監官員共同測驗立春、雨水、太陰、火星、木星，結果“南懷仁所指，逐款皆符，吳明烜所稱，逐款不合” ^[23]  。於是，康熙八年三月，清廷任命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將康熙九年的一切曆書等交給南懷仁推算，從此又開始用九十六刻推算的歷書。又根據南懷仁的建議，將無象可推的紫氣星不再編入七政曆書內，對推算曆法並無用處的候氣舊制，亦令停用。不久，南懷仁、李光宏呈告楊光先依附鰲拜，捏詞陷人，將歷代所用的洪範五行稱為滅蠻經，致李祖白等各官正法，湯若望等無辜下獄。因此，當年八月十一日，康親王傑書等議政大臣議複稱：楊光先系妄生事端，殃及無辜，捏造無影之事，誣告湯若望謀叛。至於供奉天主，系沿伊國舊習，並無為惡實跡。決定恢復湯若望的“通微教師”之名，照原品賜卹，給還教堂基地，但仍禁止傳教士們聚會，或散發《天學傳概》，以及銅像等物。許纘曾等受革職處分官員，准予復職。李祖白等被處死的五人，照原官恩恤。所有流徒子弟，准予取回，有職者復職。李光宏、黃昌、司爾畦、潘盡孝等原受降革之職，仍行給還。康熙帝指示説，除南懷仁等照常自行奉教外，恐直隸各省復又立堂入教，仍着嚴行曉諭禁止。餘依議。至此，湯若望案基本平反。而楊光先本人，原議擬處死，但康熙帝念其年老，從寬免死，發遣回藉，尋死於途中 ^[24]  。

在審理本案過程中，湯若望、楊光先多次在法庭上交鋒，楊光先從天文、曆法、地理、宗教諸一方面對湯若望進行批駁，湯若望也針鋒相對地予以駁斥。現將雙方爭論的要點羅列如下：

中國曆代王朝都很重視制訂曆書，視其為國家興盛之象徵。楊光先指責湯若望只呈進200年曆書，是其不忠，因為“天將篤祜皇家，享無疆之歷祚” ^[25]  ，應該推算出“萬年曆書，才能謂為臣子”。湯若望指出，以新法推算出的歷書，“不僅有二百年，亦有無疆年表”，之所以分為前二百年曆書後二百年曆書，只是為了方便而已。 ^[26] 

楊光先説，湯若望敢於在頒行天下的《時憲曆》封面上特書“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暗竊正朔之權以予西洋，而明謂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是借大清之歷，以張大其西洋，而使天下萬國曉然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實欲天王西洋而魯大清也。” ^[15]  湯若望指陳，在《時憲曆》封面上所寫“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掌印戈承科之事”，並非他自己有意書寫 ^[8]  。

楊光先説，按舊法將一晝夜分一百刻，再分為十二時，每時為八刻三十三秒三二微三十三纖三芒。而新法不知計算秒微纖等數，將一時改為八刻。又説，中國“自古不用九十六刻，而用百刻計算”，這是歷代成法。湯若望説，將百刻分為十二時，必有餘數，難以計算。將九十六刻分為十二時，則無餘數，不難計算。太陽行一晝夜，或以百刻計算，或以九十六刻計算，均不增減，區別僅在於計算之複雜與簡便 ^[27]  。

楊光先指責新法於順治十八年置閏七月是錯誤的，應置閏十月；湯若望則堅持應置閏七月，而置閏十月是錯誤的。為此，湯、楊二人在法庭上進行了一次辯論。楊光先説，“月之內有一節氣，有一中氣，此常月之法也。有一節氣而無中氣，則以上半月為上月中氣，下半月為後月之節氣，此置閏之法。”據此，他進一步分析順治十八年曆書，他説，若照新法推算，閏七月十四日酉時正初刻交白露，八月節。那麼，十四日以前作七月用，十四日以後作八月用，這就是有節氣而無中氣的置閏法。但是，新法又定十二月十五日申時正三刻交立春，正月節。倘若果真如此、此月有節氣而無中氣，與置閏七月法相同，豈不是一年有兩個閏月嗎、而實際上，順治十八年實閏十月，新法謬閏七月 ^[28]  。湯若望説：“凡閏之月，太陽之躔某官，先後會月者三。是本月之內，太陽不及交宮，因無中氣，遂置為閏月。乃舊法置閏，用平節氣，非也。新法用太陽所躔天度以定節氣，與舊法不同。”他指出，“某月中氣若見於下月內，則某月無中氣，仍屬下月之中氣，故置上月為閏。”因此，“順治十八年七月之後一月，應為八月，但八月之中氣僅見於下月初，是以置七月之後一月為閏七月。至十二月之中氣，即見於十一月三十日，又怎可以置十一月為閏？”他進一步指出，“所謂中氣者，即指進入宮宿矣。每月皆有宮宿，不可有誤。十一月之後一月，已入十二月宮宿，而七月之後一月，尚未進入八月宮宿。是以，置閏七月者，無所質疑矣。” ^[28]  因此，置閏十月謬。審理此案的各大臣對二人觀點孰是孰非無法判斷，所以又傳欽天監各官博士等二十餘人，當堂訊問順治十八年應如何置閏。結果，有人按新法推算，應置閏七月；有人按舊法推算，應置閏十月，終無定論。

楊光先説：“按節氣，當從赤道十二宮均分，每一節氣該一十五日二時五刻一十七秒七十微八十三纖。今新法以黃道闊狹之宮算節氣，故有十六日、十五日、十四日之差，所以置閏、立春皆錯”。湯若望説，舊法平分節氣，以十五日為限，此與天數不合。新法則按天度推算，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或十六日置一節氣，多寡不一。” ^[29] 

楊光先説，至分之數，時刻均齊，無長短不一之差。自冬至至夏至，夏至至冬至，自春分至秋分，秋分至春分，均為一百八十二日七時半。這是因為太陽日行一度所致矣。湯若望説不然，自冬至至夏至為一百八十二日二時，夏至至冬至為一百八十三日一時弱。自春分至秋分為一百八十六日九時二刻十分弱。秋分至春分為一百七十八日五時五刻五分。這是因為太陽之行遲疾所致 ^[30]  。

楊光先説：“太陽之行，原無遲疾，一晝夜實行一度。夏至太陽躔申官參八度，參八出寅宮入戌，晝行地上度二百一十九度弱，故晝長。夜行地下度一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苟因夏至之長而謂太陽之行遲，則夏至之夜短，太陽應行疾矣。遲於晝而疾於夜．有是理乎？冬至太陽躔寅宮箕三度，箕三出辰宮入申宮，晝行地上度一百四十六度強，故晝短。夜行地下度二百一十九度弱，故夜長。苟因冬至之晝短而謂太陽行疾，則冬至之夜長，太陽應行遲矣。疾於晝而遲於夜，有是理乎？” ^[31]  湯若望説：“晝夜之分，歷家皆從子午起算，一歲行度，日日不等，其差較一刻有奇。新法獨明其故有二，一緣黃首道夏遲冬疾，差四分奇。一緣黃赤二道，廣狹不同距，則率度必不同分也。” ^[31]  又説：“夏至晝長夜短，冬至晝短夜長者，與太陽之行遲疾有關，即與夏至太陽在地上所行軌道長，在地下所行軌道短有關。冬至反之，在地上所行軌道短，在地下所行軌道長。天下各省晝夜長短不一，北辰與各省相距亦不一。若接楊光先所言地為方者，則各省北辰高應為相同。誠然如此，各省晝夜長短亦為相同矣。楊光先言太陽入戌，行地上度二百二十九度，誠然如此，各省所見北辰皆相同矣，豈有此理？楊光先所言冬至、夏至亦皆非矣。” ^[31] 

楊光先説，四方七宿，俱以木、金、土、日、月、火、水為次序。“今湯若望更調參水猿於前，觜火猴於後，古法火水更調矣”。 ^[32]  湯若望説：“在《恆星曆指》、《新法表異》以及順治十四年呈部聲明中皆言稱，將火、水分為觜火猴、參水猿者，皆系人為定編次序矣。諸曜漸次東移，實行天度，自然於新法內定參水猿在前，觜火猴在後。查諸考論，務必從天，每日抬頭可見，仝以為憑，無須多言。若按火水次序，不更調參水猿於前，觜火猴於後，則必不合於天。” ^[32] 

楊光先説：“古無四餘，湯若望亦云四餘自隋唐始有。四餘者，紫氣、月孛、羅喉、計都也。如真見其為無，則四餘應當盡削。若以隋唐宋歷之為有，則四餘應當盡存。何故存羅、計、月孛，而獨刪一紫氣？”又説：“夫紫氣者，乃東方木生之氣，萬曆丙辰年東方出現一道白氣，直衝紫微垣，經觀測後，奏以紫氣所變。不久，太祖皇帝興兵，不到三十年，世祖皇帝進入北京一統萬邦。紫氣乃我朝創業之吉祥星宿，而湯若望將四餘中獨刪去紫氣一餘，不知其為何意？” ^[32]  湯若望説：“紫氣一餘，已於順治十四年呈部説明過。紫氣於天上，欲測候，無象可明，欲推算，無數可定，欲論述，無理可據，明系前人妄增，後人傳會。唐以前未聞有此，唐以後皆棄而不用，故於《時憲曆》內不存留。至月孛、羅、計，皆言有理有數，故而留之，僅刪無理無數之紫氣一餘。”又説：“至該一道白氣，小的亦曾眼見，確為彗星在空中，非在天上，數月之後即散，故不可言其為紫氣。” ^[32] 

楊光先説：“羅、計自隋唐始有，而新法以羅為計，以計為羅。但不知若望何以知隋唐之羅是計，計是羅耶？羅屬火，計屬土，火土異用，生剋制化各有不同，令民何所適從？” ^[31]  湯若望説：“順治十四年曾將此事已呈部説明。羅喉、計都之名，原所有之，實因月之交行所致，故又稱為正交、中交，亦有稱為龍首、龍尾，或天首、天尾。蓋亦初宮為首，月行而交，謂為正交矣。以六宮為尾，月行而交，謂為中交，羅喉一星自初宮起計算，而計都一星則自六宮起計算，首尾分明，正中成次，楊光先何以妄言羅計顛倒？若光先言羅屬火，計屬土，則天上象體數理無憑可稽矣。” ^[31]  又説，所謂各有吉凶者，“惑世誣民，莫此為甚” ^[31]  。

楊光先説，滿天星宿皆拱天而不動，惟獨七政日、月、金、木、水、火、土可動。若言二十八宿動而不在原處，則足見湯若望不知天象矣。又説，二十八宿及羣星皆隨天而行，一日過一度，久而久之，即為三百六十五日三時弱，比太陽差一分五十秒，比歲差矣。久而久之，經過六十六年又八月之後，天比太陽退度。湯若望説，宗動天自東往西移動，上列十二宮，此自古不變者。眾星天自西在東移動，只其移動甚緩，每歲各行五十一秒，須日久方有感覺。各星宿向東移動，久而久之，自然與宗動天錯開，故日歲差。所謂子、午、卯、酉四宮，則為不動者矣。星、房、虛、昂四宿，則為可動者矣。動則不在原處。又説，倘各宿不往東移動，何以堯時冬至太陽在虛，今時冬至太陽在箕，而虛東移五十度 ^[31]  ？

楊光先説，湯若望等人不用正五行選擇，而用洪範五行選擇柴親王葬期，因而年犯三殺，月犯生殺，日犯黨殺，時犯伏吟，四柱無一吉者。又説洪範五行，又名滅蠻經。湯若望等人則説，歷來選擇都用洪範五行 ^[33]  。

楊光年説，每年十二個月，有二十四節氣，都以律管葭灰觀測，此乃定理。康親王傑書等也説，湯若望等不遵會典舊例，每年立春前日起管，謊疏春氣已應。湯若望説，飛灰觀測，置而不用已久。再者，地有硬軟乾濕不平現象，實難求其吻合。又説，定例於立春前日起管，況且立春前後，空氣中已有不冷不熱之地氣，此時春氣已應 ^[34]  。

湯若望曾刻印輿圖十二幅，標有宮分度數。楊光先見此極為惱怒，認為“天主教得行於中國”，就是因為推行“西洋新法”，而“新法之妄，其病根起於彼教之輿圖”，因此他把湯若望繪製的輿圖比喻為製造種種罪孽之根，而將自己的觀點比喻為一面鏡子，特撰寫《孽鏡》一文，以批駁湯若望的所謂錯誤觀點。楊光先的觀點，在今天看來是可笑的，但是科學尚不發達的古代中國，確實讓人解釋不清。譬如，湯若望刻印的輿圖是球體的，於是楊光先説，如果地球是大圓球，“萬國錯布其上下四旁，球之大小窪處，即是大小洋水附之”，那麼豈不是“球上土人之腳心，與球下國土人之腳心相對”嗎？“夫人頂天立地，未聞有橫立倒立之人”，只有“蜾蟲能橫立壁行，蠅能仰棲，人與飛走鱗介，鹹皆不能”。又説：“予順立於樓板之上，若望能倒立於樓板之下，則信有足心相對之國。”他又説，水是天下最平的，不平則流，“果大地如圓球，則四旁與在下國土窪處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傾？”難道有“圓水、壁立之水、浮於上而不下滴之水？”他又比喻滿盂之水説：“若望能側其盂而水不瀉，覆其盂而水不傾，予則信大地有在旁在下之國土”。不然，“則大地以水為平，而無似球之事”。他説，天和地“如二碗之合，上虛空而下盛水，水之中置塊土焉。平者為大地，高者為山嶽，低者為百川，載土之水，即東西南北四大海。” ^[35] 

湯若望等人説：“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裔，而來中夏者為伏羲氏。”又説，中國太古之時，曾有天主教，秦始皇焚書之後，天主教也在中國失傳。中國四書五經上所載“上帝”者，就是天主教所供奉的“天主”，上帝與天主，雖字不同，而義相同。“西漢元壽年間，天主耶穌降生，救贖世人，又派聖徒多莫來中國傳教”。他還説：“天主教乃全世界之正理”。楊光先説，天主教非正教，而是邪教。天主耶穌是叛國無君的賊，實如中國的白蓮、聞香邪教。又説，他們造傳的書，是蠱惑人心的妖書。又説，他們惑眾入教，以結人心，內外勾連，謀為不軌 ^[36]  。

以上十五點，僅是湯若望，楊光先所持立場觀點的梗概情況，也是本案的中心議題。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