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學府文章煥

一所歷史悠久的大學，往往有幾個發展的關鍵時刻。對於復旦大學來説，有四個時期影響深遠:1905年脱離震旦大學另立復旦公學，使復旦的根系掙脱了教會大學體系的束縛，邁開了自主的腳步。 ^[1]  倘若沒有這一艱難的從頭起步，隨着1952年中國教會大學的徹底消失，震旦煙消雲散，復旦更無從説起。第二個時期是抗戰西遷重慶，復旦在1942年由私立改為國立。表面上看，復旦從此離開了“民間”傳統，納入到國民政府的教育規範之中。然而在這一轉變中復旦獲得了經濟上的有力支撐，使學校能夠在大後方堅持下去，為民族培養急需的抗戰人才。據《中華民國檔案彙編》中的資料記載，僅僅1939年復旦大學的財產損失就高達五十四萬餘元，而同期的南開大學更是高達三百萬元。對於財政拮据的私立大學來説，這無疑是難以承受的打擊。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這兩所著名私立學校分別在1942年、1946年改為國立大學。1952年的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是復旦難忘的第三個時期，復旦匯聚了華東地區十餘所高校的文理科，一躍而起，成為中國最高層次的大學之一。而此時，全國的私立大學一律改為公立，絕大部分拆解到其他高校。如果復旦仍為私立，恐怕此時也不免銷聲匿跡。 ^[1] 

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復旦迎來了發展期最長的第四個時段，這一時期裏裏外外的推進力接踵而至:1984年後進入少數幾所國家基本建設大學的行列，世紀之交又迎來了“建設世界知名大學”的黃金時期。在中國高等教育跨越式發展的一波又一波大潮中，復旦總是得天下之先，臨近百年之時，煥發出無限青春。

復旦的文學傳統與創作起伏，與上述四個時期有密切關係。1905年籌備成立復旦的六個“幹事”中，于右任、邵力子後來都是文學成績斐然的名家。而後入復旦學習或任教的文學名流絡繹不絕:任復旦公學校長的嚴復、進入復旦公學學習的陳寅恪、組織復旦劇社的洪深、講授文學的葉聖陶、翻譯教學兩不誤的傅東華、詩人意氣的劉大白復旦的這種文學氣象，得益於上海當時的特殊文化地位。五四之後，中國文化與文學的出版業聚集於上海，引來了大批的文化人。復旦地處於此，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復旦文學家大多繼承了“學者與作家”兼而有之的五四文化人特色，很多人從事文學創作，也進行學術研究。謝六逸、鄭振鐸、方令孺等人皆如此。這種風格也影響着稍後的一批人，使復旦作家都有些書生氣。1926年進入復旦、1949年後長期擔任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的邵荃麟，既擅長寫小説，又將主要精力放在文學理論研究與文學評論方面，這在中國現當代作家中是很少見的。而在抗戰時期西遷重慶之後，大批文化青年來到復旦。他們身處民族危亡的生死線上，行動大於思維，文學與學術語境大幅分離，呈現出更多的實踐性與理想衝力。這一時期進入復旦學習的冀 、綠原、鄒荻帆，任教復旦的胡風、端木蕻良、儲安平、曹禺等人，都有更多的專業作家氣質。復旦在重慶的年份不算長，但這一時期培養的作家數量頗大，不少人以後成為中國文學界的中堅力量。復旦文學的這一特殊階段的豐碩收穫，來源於抗戰時期重慶的特殊地位。作為戰時首都，大批文化人云集山城，為抗戰宣傳，為文化之火，為學術相傳，也為文化人的生計，流離的青年與漂泊的文人都在復旦找到了一展身手的天地。不可忽視的一個“文化地緣”環境是:中國當時的著名大學，如北大、清華、浙江大學等等，都沒有搬到重慶，復旦在重慶的“聚集效應”自然放大。這也是歷史提供的一個特殊文化空間。而在1952年後的復旦，已經是國家教育戰略中的排頭兵，萬千學子心嚮往之，各地英才源源不斷而來，其中的文學萌芽不可計數，理應作家輩出。然而事實並不盡然，1966年前復旦培養的作家在中國作家協會與各省作家協會的名錄中數量可觀，但其中大部分是評論與研究者，小説、戲劇、散文、詩歌方面的大家並不多見。這種情況不僅出現於復旦，全國大學幾乎都是這般狀況。其中的重要原因，是1952年之後，高校的文學系科將主要的方向確定在培養研究與教學人員上，並不鼓勵甚至壓抑大學裏的文學創作。在一切都被“計劃”的年代，這種培養模式似乎理所當然，但與國際文學教育經驗大不相符。美國及歐洲很多大學都有“Creative Writing”碩士學位，專力培養創作意義上的作家，成效斐然。1966年開始的“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秩序大亂。大亂中復旦中文系破天荒地開設了“文學創作”專業，亂世中培養了梁曉聲等小説家，也算一幸。1977年恢復高考之後，復旦陡然增加了一大批文學良將。僅中文系就收進了盧新華、張勝友、胡平、王兆軍、李輝、張鋭、李曉等十餘位後來赫赫有名的創作人才。而經濟系當時意想不到地成為復旦詩歌的高地，許德民等人創辦的“復旦詩社”在中國校園詩歌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之後，復旦學生幾乎代代出作家，而且作家的創作風格和價值觀念千差萬別。這離不開復旦温潤而多樣的文學氣候，幾乎每一種文學種子都能在這裏找到開花的土壤。馬驊、韓博、衞慧、素素這些作家能出自一個校門，本身就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文學自由的象徵。

另一個富有意味的現象更值得深思:很多復旦學人在學術生涯的豐收之年，卻開始了散文創作的青春期。賈植芳、潘旭瀾、吳中傑、葛劍雄、周振鶴、許道明、駱玉明都在以自己的創作實績，獲得文學界的熱烈反響，形成了復旦的校園“創作圈”。更加令人注目的是，復旦越來越自覺地將創作視為自身發展的支撐點之一。1989年第一次開辦了“作家班”，培養了虹影、凡一平等來自生活深處的青年新鋭。又引進了王安憶等著名作家，並開始招收以創作為主要方向的碩士研究生。一個復旦文學的新時期，隱約可見。

回顧復旦的歷史路徑，文學是其中延綿不絕的篝火。為紀念復旦大學百年校慶，也為了這難忘的文學歷程，這裏編輯了《巍巍學府文章煥 ——復旦作家作品選》和《日月光華同燦爛——復旦作家的足跡》兩本文選。“復旦作家”既包括畢業於復旦的學子，也包含曾任教於復旦的教師。收入的文字，基本上按照復旦文學後浪推前浪的歷史流脈排列先後。這兩本集子所能包容的，僅僅是復旦文學的一部分。當我們再次撫摸這些復旦人的文字，再次回想這些復旦人風雨兼程的奮鬥，不禁感慨滿懷。其中的一些作家是我的師長，曾經給以我難忘的教誨。記得是在1981年，中文系舉辦書法展，學生會派我去請朱東潤先生寫一幅參展作品。一進朱先生家門，只見他手提大茶壺，從樓梯上騰騰走下來，絲毫不像已經八十五歲的老人。我説明來意，他毫不遲疑地答應下來，問我什麼時候來取。朱先生頓時臉色一沉，嚴肅地説:“看來你中國文化學得不好，不懂得禮儀。

你這叫‘請字’，是件莊重的事情，起碼要提前一個星期來説。一幅字寫起來很快，我馬上可以給你，但這不符合中國文化的道理。這樣吧，看你來得挺急，三天以後來取。”聽罷這番話，心裏又慚愧又感激，連聲向朱先生道謝。我的碩士論文導師潘旭瀾先生、博士論文導師賈植芳先生都在晚年煥發出巨大的創作熱情，發表了《太平雜説》、《獄裏獄外》等有廣泛影響的文化散文，作為學生一輩，深為

他們的文化品格和文學精神所鼓舞。這樣的教育，只有來到復旦，在先生們身邊才能獲得。也正因為有這樣復旦作家的不息奮鬥，我們才能説:復旦，無愧於中國百年文學!

王羲之《蘭亭集序》中感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在復旦下一個百年之時，會如何回顧自己的文學履痕?可以説，復旦所獲得的發展能源，是歷史以來最強的。社會與民族都對復旦有着巨大的關注，復旦秣馬厲兵，正在進入歷史的最佳位置。復旦如何為民族的人文精神注入新的活力，文學創造力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期待着，我們責無旁貸! ^[1] 

梁永安，男，山東威海人，文學博士，復旦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專業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文革中曾至雲南怒江峽谷傣族村寨插隊勞動兩年。1978年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學習，1984年11月起在復旦大學任教，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