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南東道樓

山南東道樓與武昌黃鶴樓、洞庭岳陽樓、南昌滕王閣並稱為荊楚四大名樓

清·光緒年間的《襄陽府志》有載：襄陽“山南東道樓，在郡治中央，樓高三層，面南，翼從鐘鼓，樓下跨市塵，為方城勝蹟”

史稱：襄陽“自秦漢以來，代為重鎮”。《尚書·禹貢》載：天下劃分九州，襄陽分屬荊、豫二州。周時，襄陽為北郢之都；秦時，襄陽分屬南郡、南陽郡、漢中郡；漢武帝時設十三州，襄陽分屬荊州；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劉表任荊州刺史，襄陽為荊州幕府治所；曹魏得荊州後，設襄陽郡；東晉於襄陽置雍州，轄16郡；西魏改雍州為襄州；隋，設襄陽郡；唐，仍設襄州，並於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設“山南東道”治所，領襄、荊、郢、復、隨、唐、鄧、商、金、均、房、萬、忠、夔、舊、陝等16州。五代因襲唐制，於襄陽設“山南東道”治所；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5年），設“京西南路”治所襄陽，轄襄、荊、郢、隨、唐、鄧、均、房、金等8州；元代設襄陽路，屬河南行省；明代設襄陽府，屬湖北行省——明萬曆十五年（公元1642年）十二月，闖王李自成改襄陽為襄京；清代設襄陽道，屬湖北省。民國初年，設襄陽道——民國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設“專員公署”，共和國從之。1982年“地市合併”稱“襄陽市”，市府設於襄陽古城荊州大街；襄陽市轄：襄、隨、棗、宜、南、老、谷、保8縣市。

古代襄陽，嘗以“南船北馬，綠窗朱户，十里爛銀鈎”著稱，而代為“往來行舟，夾岸停泊，千帆所聚、萬商雲集”之地、和“三千里漢江上的一顆明珠”。於是，孫吳大都督魯肅雲：襄陽“外帶漢江，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敢與諸葛亮鬥智鬥勇的司馬懿也説：“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地也”。大文學家蔡邕在《漢津賦》中寫道：襄陽“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江湘，導財運貨，懋遷有無”。《南齊書·州郡志》載：“襄陽左右，田土良肥，桑梓野澤，處處而有”。惟有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言簡意賅的結論説：“天之要領，襄陽實握之”！是故，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於襄陽古城設“山南東道”治所，轄今之鄂、豫、川、陝78縣市地域；為古今襄陽人引以為豪，“光耀古今”的歷史輝煌，萬世樂道之矣。

當年，治所設在襄陽的唐代“山南東道”，道署長官稱藩鎮或節度使，轄域相當於中國六十年代的“行政區級”；五代的“山南東道”，轄域較唐代時略小，但也相當於“行省級”。宋代的“襄陽路”，級別也相當於行省。元代所設“襄陽路”，則與清代、民國初年的“襄陽道”類同——僅相當於現代的“地區級”。襄陽道道署長官稱道員、守道或道台。……勿管怎麼説“道”，“道”稱之於襄陽、從中唐“山南東道”到民國初年的“襄陽道”起至，歷時一千兩百多年久矣！僅“山南東道”稱謂之於襄陽，亦歷經了6個朝代、28位帝王、48個年號，恰兩百二十七年之久矣！

通過官方論證，而今對外宣傳的統一口徑是：襄陽古城並“襄陽市”，已有兩千八百多年的建城歷史可考。1986年5月，被國務院批准為“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

“山南東道”之於襄陽、襄人的“歷史文化環境”的印象、影響，自當比兩歲時便離開了襄陽、此後再也沒有來過襄陽、僅是成年後在鎮江主編過《昭明文選》的、梁·昭明太子蕭統的個人印象與影響，要意義深遠千倍、萬倍了！為什麼有人要把襄陽“山南東道樓”，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變更為“昭明文選樓”或“昭明台”呢？……

蕭統（公元501～532年）字德施，小字維摩，出生於襄陽，是梁武帝蕭衍的長子，年僅三十一歲就病逝了。《南史·昭明太子傳》介紹説：蕭統“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成人長大懂事後的蕭統，最討厭參與政治或軍事活動，終日沉湎於古文典籍的研究之中。除此之外，蕭統還組織一干文墨之士、盡行抄錄編纂“事出於沉思，意歸乎翰藻”的《文選》三十卷專輯。

蕭統死後，其父諡其封號“昭明”，因之，蕭統有了“昭明太子”後稱。蕭統生前所主編的“文選”，亦名《昭明文選》了。皆因唐·李善為蕭統《文選》作注六十有卷，對後世治學頗具影響，直至明、清、仍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説。然則，遍查“正史”、亦未見蕭統在文學創作方面有甚建樹；倒不如，曾為蕭統之弟蕭綱御用、被杜甫盛讚為“清新庾開府”和“庾信文章老更成”的梁朝“宮體詩人”庾子山（公元513～581年），在南北朝文學史上聲譽叫響。

《南史》有載，蕭統之弟“晉安王蕭綱”亦屬當時熱衷搞《文選》編纂活動者。梁武帝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出鎮襄陽、任“雍州刺史”的蕭綱，亦因“雅好賦詩”而“引納文學之士嘗接無倦”。並命常侍庾肩吾（庾信之父，梁朝著名詩人）等十數人“抄撰眾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於是，襄陽刺史院內專供“抄撰眾籍”活動的場所，被蕭綱命名為“高齋”。皆因“昭明太子蕭統”出生於襄陽，雖然兩歲時便離開襄陽、之後再也沒有來過襄陽，可是，還是被後世一些政客、文人、莫名其妙的把襄陽刺史院內的蕭綱“高齋”、杜撰成了“蕭統文選樓”，隨後，再指鹿為馬的奉之為“昭明文選樓”或“昭名樓”——最終被炒作（或捏造）成為“昭明太子的讀書處”、“昭明太子主編文選處”而以訛傳訛。唐·吳從政，還在他的《漢沔記》中、做了“文選樓在刺史院內，當即都督府治所”的記述。

南宋後，襄陽地方某些政要、文痞、出於對“昭明太子”的“一往情深”，竟然無視事實的客觀存在、把獨立於襄陽古城中心區域的跨街“山南東道樓”（襄陽的鐘鼓之樓）、莫名其妙“硬強施札”地以“文選樓”與“昭明文選樓”、 “昭明台”、“昭名樓”枉加，漸而寫進方誌、謬誤迄今了。

誠如，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81年），襄陽守道陳大文重修“山南東道樓”，在“辛丑夏重摹李陽冰書勒之石以復其舊”的同時，專門寫了一篇《山南東道樓考》的文章嚴加駁斥説：“昭明（蕭統）以齊中興元年（公元501年）生於襄陽。明年，梁平建業（蕭衍代齊稱帝，都建康）改元天監。十一月立為太子。五年出居東宮，十四年加冕服。卒年三十一歲。是昭明自天監至大通（公元502～531年），未尚再至襄陽也。”；“襄陽‘文選樓’之名，其為附會無疑矣”；“是‘高齋’之號起於晉安王非明也！明甚？何所依據指南雍州（襄陽）為著〈文選〉之地，且混晉安王事與梁維摩（蕭統）事耶？世俗蔑古信今、耳食塗説，況當千百年後，州圖方誌之在舛駁，故老遺民之昧將何以考？”

是故，作為兩百一十六年前的“襄陽道”最高行政長官的陳大文、遂擯棄強加給襄陽“山南東道樓”的種種不實之辭，再次將之於襄人無比豪邁、而備現實意義與深遠歷史意義的“方城勝蹟”，複名“山南東道樓”（參附圖02）！

襄陽刺史院內的“高齋”或許可謂“昭明文選樓”，但卻不是、也絕對不會變成“唐·山南東道樓”的襄陽“市樓”！

當代中國建築史學家、建築教育家、劉致平先生考證説：“大凡齋的建築，多指專心靜修的場所而言；任何式樣的建築，能達到這個目的的全可以叫齋。為了達到這個靜修的目的，則齋的建築自然是在幽深、僻靜、毫不吵雜的地方才好。”（見《中國建築類型及結構》）晉安王的“高齋”怎麼會建到城市中心位置的大街上去呢！陳大文守道指正“昭明台”之“世俗蔑古信今、耳食塗説”的蓋棺定論，“鐵案”矣！

另證“昭明文選樓”不是“唐·山南東道樓”之説——可以想見：中國盛唐時

期國力強大，經濟繁榮；毗鄰諸國“年年納貢，歲歲來朝”者眾；加之，襄陽之於全國上下戰略地位的突兀，中央政府既然設定襄陽為“山南東道”治所，自當有經濟實力或“專款專用的計劃撥款”、於城市中心地帶建一座山南東道“標誌之樓”；在藉以張揚國威的同時、“因事制宜”的並行其“晨鐘暮鼓”制度，進而使斯樓“翼從鐘鼓，樓下跨市塵”而立，方有襄陽“方城勝蹟”。……

今人還可以想見，昔日興建山南東道“標誌之樓”的空前盛況，當與現代一些重點紀念性公建的“興師動眾”無二：不是還特地專請大詩人李白的堂叔、“全國最有名氣的大書法家”李陽冰，為山南東道“標誌之樓”揮毫潑墨，寫下了“山南東道”四個大字並附長篇“書碑”嘛。若無上述“興師動眾”之舉，那麼，山南東道“標誌之樓”又是怎麼成立起來的呢？難道作為“山南東道”首任節度使的×大人，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或是敢於“有損大唐帝國光輝形象”、“厲行節約”到“用原來刺史院中不當不正的‘高齋’去頂替山南東道第一樓的‘市樓’形象和存在地位”嗎？！退一萬步講來：即使蕭綱“高齋”可以附會成“文選樓”，但也只能是“晉安文選樓”、或“晉安台”、或“晉安王的讀書處和主編他自己的文選處”嘛；怎可改稱其為“昭明文選樓”或“昭名台”和“昭明太子的讀書處和主編文選處”呢？再退一萬步講來：即便果真能夠説成是“昭明太子讀書處和主編文選處”的“昭明文選樓”或“昭名台”，並且可以代之“山南東道之樓”而用；但是，樓址依然還是在刺史大院之內嘛。難道首任節度使×大人有奇門遁甲之術？能夠將刺史院內的“昭明台”或“昭明文選樓”、一夜間搬到市中心十字街北，並使它神化般的變成“樓高三層，面南，翼從鐘鼓，樓下跨市塵，為方城勝蹟”的“山南東道第一樓”嗎？！

正確結論出來了：“襄陽山南東道樓，就是昭明文選樓或昭名台”或“昭明文選樓與昭名台、就是山南東道樓”的“耳食塗説”，實乃“蔑古信今”之大謬也！

方誌載：唐代“山南東道樓”於南宋理宗瑞平二年（公元1235年）為蒙古兵攻佔襄陽時所毀，“李陽冰碑蕪沒”。淳祐十年（公元1251年），在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兵復襄、樊兩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銘於峴”的同時，復構市樓。明末，張獻忠攻陷襄陽時，市樓再遭焚燬。清·順治年初（公元1644年），中都御史趙兆麟重建市樓。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81年），襄陽首道陳大文重修市樓。抗戰初期（1938～1939年）日寇輪番轟炸襄陽時，市樓再度遭到焚燬，僅殘留下平面呈馬蹄形或倒U字型的“市樓城台”

“山南東道樓”的台體與層樓，本屬市樓統一肌體——中國傳統建築的“三大構成要素”即“屋頂、屋身、台基”嘛。不過，為方便現代國人對於傳統景觀建築進一步的理解，筆者且將襄陽“山南東道樓”的肌體組合、分解為“台觀”與“樓觀”敍述之。

1939年之後，襄陽“山南東道樓”的“樓觀”雖已蕩然無存了，但是，其下平面呈馬蹄形或倒U字型、堞高9米許的“台觀”，仍然完整如初。——殘存下來的“市樓台觀”，與襄陽古城北大街民居、鋪面相互依偎；“台觀”跨街佇立、中有寬5米許的南北向拱券通道，暢通無阻的與北大街兩廂鋪面渾然一體。“台觀”西北緊依積倉（街）巷子，“台觀”東南近傍城隍廟（街）巷子的格局，依然如故。“台觀”東側，“山南東道樓”原有附屬大跨院、及其可供遊人登台上下的石級蹬道，一直保存到本世紀六十年代末。——襄陽山南東道樓，即：歷代襄陽人心目中的“襄陽鐘鼓樓”、及其“一街兩巷”典型佈局特色的鄉土市井文化情趣，依然存在；方誌所載“台上主樓為歇山頂，樓高三層，主樓東西各有扶厝四間；台體向南左右伸出部分，東為鼓亭、西為鍾亭”的、“山南東道樓”的特色建制與形制，業已口碑相傳，深入襄民之心的令人魂牽夢縈了。

五十年代初，“襄陽市圖書館”在市樓城台上的東、西兩廂，各建平房一棟為閲覽圖書所用。1973年初夏，皆因襄陽城內開展“深挖洞，廣積糧”、掏、挖防空地道運動之故，市樓“台東崩塌一角。為了行人安全，經市革委（會）同意，（市樓台觀）已經徹底拆除。“（見1983年襄陽地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襄陽地區概況》）

考，中國各地保存迄今的鐘、鼓之樓，其下台基多為方、矩之型；其上樓建多為兩層、或重檐三滴水兩層。如“最有名氣”的西安鐘樓，始建於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地處古城十字街幹道軸線交會處，鐘樓台基35.5米見方，高8.6米，四面設券洞呈十字相通，台上建方形重檐三滴水、攢尖式兩層木構鐘樓，是古西安城內最高大的公用建築物。西安鼓樓，始建於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位於鐘樓西北側，跨南北向丁字街口而建，鼓樓台基為矩形，面闊52.6米，高7.7米，設南北向寬6米的過街券洞，台上建七開間重檐三滴水、歇山式兩層木構鼓樓。

而名為“山南東道樓”的“襄陽鐘鼓樓”呢，不僅始建時間早於西安鐘樓、鼓樓六百四十多年，且“山南東道樓”主樓比西安鐘樓、鼓樓高出一層；所以，才會有“襄陽有座鐘鼓樓，半截擩在天裏頭”的民諺生出。——此話絕非是空穴來風，用襄陽地方俗話所云：“是蘿蔔就有因（纓）”嘛！……若非“山南東道的襄陽鐘鼓之樓”高聳入雲壯觀，豈有“半截擩在天裏頭”之説？！

襄陽古城“山南東道樓”或“襄陽鐘鼓樓”的特色建制與形制，為什麼，其“台觀”平面要呈馬蹄形、倒U字型、或“圈椅型”空間、而向南敞開呢？為什麼，其“樓觀”要左右向南伸出、且南向左右伸出者低、居中背北者較高呢？——這就不得不提及“天人合一”的中國文化特質、之於“中國建築文化”或“中國傳統生態建築與環境文化”的、兩條腿走路的“風水文化”和“園林文化”行為方式的共同影響了。……

簡言之：“風水文化”即“風水建築與環境生態文化”，“園林文化”即“園林建築與環境生態文化”；它們是“中國建築文化”思想體系與行為方式的“兩大支柱產業”！“風水文化”行為方式所強調的、是“天人相應（的）合一”，“園林文化”行為方式所強調的、是“天人共榮（的）合一”，僅此而已。“天人相應”的行為方式，源於“身體宇宙，地為大母”的原始理念，演化為之於人居環境“四靈方位，聚氣藏風”的基本要求。正所謂“大地是身體，住宅也是身體”嘛；於是，中國古代人居環境，便由初始階段隱喻“母親的懷抱”進而衍生出了“坐北朝南”的馬蹄形、倒U字型或“圈椅型”空間的環境氛圍。亦如東晉詩人陶淵明（365～427）在《桃花源記》中描繪的“防禦性空間”一樣，是為中國古代人“理想（居住）的風水環境”了

“風水文化”始於仰韶、成於商周、盛於兩漢。唐、宋時期，“風水環境要求的生態思想體系”進一步得以完善，並同時建立起了系統的“風水建築與環境行為文化理論”。對於中國式的“心情舒暢的”城市規劃和房屋建築活動，產生了支配的性歷史作用；使偉大的中國建築與環境文化，成為了合而不同的人類文化寶庫之中的一大奇葩！

中國古代人的“風水生態環境”，有着“自然造化”與“人工生態”的兩大構成模式。不管現代國人願不願意，中國建築與城市規劃原始依據的所謂三合院、四合院形制規範，能夠在中國城鄉沿襲至今，對日本、朝鮮、韓國、東南亞、均有過較大歷史影響，就是在“中國建築文化”中、佔統治地位的風水思想“頑固不化”的表現結果！“風水理論”還是中國曆代文人和士大夫階層所必修的“應知應會課程”，後被收錄進了《四庫全書》。

與襄陽古城“山南東道樓”建制與形制坐北朝南、呈馬蹄形或“圈椅型”環境氣勢相雷同的、還有北京故宮紫禁城的“午門”或“五鳳樓”雄姿；它們都屬於同一種、最典型的“風水制式”或“人工風水環境”的特色展示。只不過，北京故宮“午門”或“五鳳樓”、比襄陽“山南東道樓”的始建年代，要晚五百四十多年罷了。中國古代人的風水思想、風水意識、風水環境與風水理論……，起始於對自然環境的依附選擇、和生態平衡與生存發展原生理唸的文化創造，進而讓中國人居環境的城市、鄉村、及至家居形勢，派生出了許多美妙的傳説、隱喻、和寄無限希望於美好的未來。除此而外，作為襄陽過街樓洞的“山南東道樓”，尚有地方民俗之所謂“鎖匙頭式”建構的繪形表現——隱喻歷代兵家必爭之地的“荊楚門户”和“荊襄鎖鑰”之意。作為襄陽市樓的“山南東道鍾、鼓之樓”，在華夏各地的此類建築當中，便自然是“風景這邊獨好”了。

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81年），由襄陽守道陳大文“正名”和重修的、歷史上最後一座“山南東道樓”（即“襄陽鐘鼓樓”），其“樓觀”毀於1938年間日寇飛機的狂轟濫炸；其“台觀”拆除於“文化大革命”的1973年初夏。十八年後的公元1991年仲夏，一為迎接1993年“全國曆史文化名城會議”在襄陽召開，二為實現1995年“再造一個襄陽市”、和2000年襄陽市能夠“達到小康水平”的戰略目標張目——依照“襄陽市政府工作會議紀要（20）”，於原址“重建襄陽昭明台（山南東道樓或鼓樓）”的文件精神，作為“重建方案特邀設計人”之一的筆者，本着上述之於“山南東道鍾、鼓之樓”的詳情理解（勿管地方長官將它定以何名），於1991年6月23日前積極完成了“復構（建築）方案”及其環境設計整套圖紙；意在應邀出席6月28日“公開徵集重建方案”的“動員會議”上，將所做方案設計藍圖一併呈報展示，作以拋磚引玉而用

會議上，筆者還將自擬“重建襄陽鐘鼓樓（山南東道樓）”復構設計、自以為是的要點推薦如下：

①.尊重歷史文字記載，尊重地方環境文脈，尊重襄陽人之於“鐘鼓樓景觀形象”和鄉土市井文化的傳統喜愛，完美襄陽“市樓”傳統建構形象“個性與特色並重”的景觀效果，成襄陽山南東道樓“未來古蹟”的生態文化環境創造之實；

②.借鑑1977年武昌蛇山磯黃鶴樓重建設計“源於古代，優於古代”復構方針的成功經驗，為“襄陽有座鐘鼓樓，半截擩在天裏頭”的鄉土歷史民諺張目。

歷史上累圮累建的最後一座黃鶴樓，成於清·同治七年（1868年），毀於清·光緒十年（1884年）一場大火，比歷史上累圮累建的最後一座“山南東道樓”晚建七十七年，早毀五十四年。1927年春，毛澤東同志寫作《菩薩蠻·登黃鶴樓》名詞時所登之樓，實為光緒三十三年（1917年）在黃鶴樓遺址東北隅增建的“奧略樓”。因為，奧略樓恍似同治年代的黃鶴樓型，三鎮百姓習以“黃鶴樓”相稱。——筆者兒時生長於樓近，故而悉知其觀其事。1985年5月竣工落成的“新黃鶴樓”，才是“以清同治樓為雛型”、拔高型體（外觀增加兩層）、加大體量（擴大佔地面積）、“進行藝術再創造”的景觀產物。連新黃鶴樓復構設計的總建築師自己也承認：“由於新樓的形象保存了清代黃鶴樓的主要特徵，從遠觀效果來看，‘四望如一、層層飛檐’、‘下隆上鋭、其狀如筍’，的確和清樓十分相象。因此，對於熟悉清樓的本地羣眾來説，不啻是‘似曾相識鶴歸來’，是很受歡迎的”了。（見1986年“建築學報”第8期《論黃鶴樓形象的再創造》一文）

關於一些有紀念性意義的地方名樓“失而復得”的重建設計問題，1977年湖北省委領導確定新黃鶴樓要“源於古代，優於古代”的復構設計原則，可資借鑑。怎麼個“優於”之法？筆者認為：除了新樓的使用功能要“立足現代，取向未來”之外，説白了，那便是要在屋頂設計方面，依照清樓（乾隆“山南東道樓”）為藍本、而又有所突破的拔高形象、更臻完美的問題。——國外建築界許多專家和學者都説：傳統的“中國建築就是一種屋頂（設計）的藝術”。這話雖不算全面，卻也切中要害的道出了中國建築藝術的主要特徵。1991年6月28日，筆者在應邀出席“公開徵集（山南東道樓）重建方案”動員會議上，所展示的新“山南東道樓”方案設計圖，便自認為是“在傳統建築屋頂設計方面有所突破”的新例證；因為，它既是中國傳統“味道的”又是獨一無二的。為上述觀點和業務本位，筆者曾以《去脈來龍話屋頂》一文見諸於1995年《古建園林技術》雜誌第3期，圖説“中國傳統建築屋頂藝術的美學思想與人文內涵”以敍本源。是如，以清·同治黃鶴樓為藍本而重建的武昌“新黃鶴樓”屋頂、北京紫禁城角樓組合式屋頂建構的傳統形體等等，便稱得上是例證中國建築“以複雜為美”的典型了。

1991年6月中旬，筆者奉命完成並提交給有關方面的“山南東道樓（襄陽鐘鼓樓）復構建築方案及其環境設計”的相關圖紙，着意體現“強化地方傳統環境景觀的文化內涵，古為今用；再現荊楚名樓鄉土特色的歷史風彩，取向未來”的設計宗旨，並“復構未來古蹟”的實施目標。筆者復構設計方案”忠實於原有台觀的形意創造”，滿足了襄陽人之於襄陽鐘鼓樓“台觀與樓觀”的傳統喜愛；適可而止的誇張與擴大台觀形體，中空台體（包括地下層合四樓層使用面積）、連同“尊重方誌記載與1973年初夏附台觀傳統民居、鋪面實況的復原（復構）”設計面積，以為商服勸業之場而“古為今用”

因借武昌重建黃鶴樓“源於古代，優於古代”的成功經驗，行“拔高屋頂形象檔次”的新“山南東道樓鍾、鼓之樓”樓觀之實。故此，筆者將主樓屋頂作了“既符合方誌記載，又優於方誌記載”的、“十字脊迭落組合式歇山屋頂”新的造型處理，使新樓的“中國式屋頂蓋”不落俗套，落落大方、獨一無二！主樓“屋身”的外觀形象，向方誌記載的三層靠攏。樓層明三、暗四、計七層樓，以為旅遊觀光和“襄陽，兩千八百年大事紀陳列館”之用。（參附圖13）總要不負昔日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天之要領，襄陽實握之”論斷之英明！於是，筆者欣然命筆於1991年6月28日、所繪襄陽鐘鼓樓（山南東道樓）復構建築方案鳥瞰圖的“送審圖紙”之上，歌曰：

兩千八百歲悠悠，終成要領復市樓；

奇觀再現初冬靄，半截仍在天裏頭！

想不到，作為主辦單位的“襄陽市文物局”並市府分管領導，卻將“遠寺裏的和尚好唸經”的陳規陋習作為了“復構襄陽市樓的原則精神”——提前兩天，已於1991年6月26日與省城×大設計院簽訂“設計任務委託書”私下成交了。主辦單位為了走走過場或掩人耳目，還煞有介事的於8月9日召開了一次“參選方案評審會議”，將“公開徵集”到的三套圖紙作以“冷處理”（還有一套參選方案圖紙，竟然被主持人説是“找不到了”而未能展示）；會議還邀請了、只能拿出“方案草圖”的省城×大設計院參加評審會議，“擔綱主審”，信口雌黃。最後，由襄陽市參加會議的×副市長宣佈“終審”決定：“綜合幾套參選方案設計圖紙的優點、長處，決定委託省×院進行施工設計。謝謝各位。”終於輕描淡寫的、把襄陽鐘鼓樓（山南東道樓）的重建或復構任務，變成了名副其實的“首長工程”。筆者興滅繼絕、辛辛苦苦的“拋磚引玉”之舉，倒成為的“拋×引磚”了。……

“評審會議”之後，筆者立馬以“襄陽市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理事”的名義，從傳統紀念性建築“文化景觀“復構的專業角度出發，上書襄陽市“四大家”相關領導：

①.重聲“山南東道樓”或“襄陽鐘鼓樓”復構，應當不脱離“歷史沿革、鄉土文脈、傳統景觀、名樓文采、民俗風情、環境意識、城市設計、（行）‘未來古蹟’創造之實”的36字基要！之於“山南東道樓”也好、之於“襄陽鐘鼓樓”也好、之於“建在（新）昭明台上的（新）山南東道樓”也好，“36字”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着意體現之。

②.中國傳統建築美學的審美肌理，可概之以“勢與意，形與理，情與境，景與道”四説，其與新“市樓”形象“源於古代，優於古代”設計原則的行為方式同在。

③. 據理否定了省城×設計院8月9日在“參選方案評審會議”上展示“方案草圖”與宣講觀點，即：詆譭“襄陽鐘鼓樓”的原始建制形制特色，要北移樓位、降低層數、廡殿造型樓頂、方正台體、四面不靠，完全脱離原樓與北大街“一街兩巷”水乳交融的、傳統鄉土市井文化典型的環境氣氛，讓新樓阻斷北街、成了“泰山石敢擋”的“孤家寡人”的等等“設計方略”。並嚴正指出：省×設計院覆滅襄陽北大街環境景況，徹底毀滅襄陽北大街一千兩百多年來的“襄陽有座鐘鼓樓，半截擩在天裏頭”的美好、壯觀形象，拆除鐘鼓樓左近傳統街區，為開發商“大舉開發北街”的破壞行動“衝鋒陷陣”，用反傳統文化環境景觀的所謂“新思路”、將一座安全島似的、不倫不類的什麼“新昭明台上建新山南東道樓”的“混血兒”，強加給襄陽古城和襄陽民眾的種種做法，都是十分錯誤的！

筆者在“上書”中諫議襄陽市“四大家”和有關方面責任領導：權衡利弊、審慎定奪，決不能為後世留下新的遺憾。設若：“市樓鐘鼓失芳魂，父母冷卻桑梓心”，而“難得糊塗學板橋”的話，便“從此恥為襄陽人”了！

然而，筆者的“胳膊肘（終究）擰不過大腿”，為省城這家設計院所悉知的、“不啻是‘似曾相識鶴歸來’，是很受歡迎的”、武昌“新黃鶴樓的復構路子”截然不同的是：擺在襄陽古城民眾面前的“新山南東道樓”，不僅是一位地道的“天外來客”，而且，還是由省城這家設計院一手操辦的“新樓與襄陽北街的環境設計”呢。為了進一步給開發商家爭得“大一些、再大一些”的營業面積，竟然把“新山南東道樓”南路口主視向的開敞視廊行以阻塞。——這家設計院可以不受“襄陽市城市規劃”半點兒約束的、把襄陽十字街北向留存完好的北大街傳統街區、“大拆大建”得非驢非馬了。

與“的確和清樓（同治·黃鶴樓）十分相象”、“是很受歡迎的”武昌新黃鶴樓落成效果剛好相反：襄陽古城新落成的山南東道樓，亦“的確與清“乾隆·山南東道樓”的原形、相去了十萬八千里”了。“對於熟悉清樓的本地羣眾來説”，亦“是很不受歡迎的”了！

美國建築大師伊利爾·沙裏寧説：“讓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夠説出：這座城市裏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麼。”沙裏寧這番話對於襄陽或襄陽市當今居民説來，便顯得有些“冤枉”了——不是麼？以所謂“荊楚四大名樓”的名義、被貼上“山南東道樓”的標籤、終於1993年10月落成，硬性地、將那沒有方向感的所謂新“昭明台”、塞給古城民眾了，“存在便是合理”的取代了、古城民眾記憶中的“唐·山南東道”的“鍾、鼓之樓”的環境地位。難道説，這就是襄陽古城或襄陽市的現代居民，“在文化上的追求”了麼？！

不僅如此，上述由省城請來的×大設計院、還在它自己的“新山南東道樓”南向正前方（北大街南端）近市中心十字街口的瓶頸位置處理問題上，不僅沒有“一定綜合”筆者送審方案 “減肥西側原有鼓樓商場近樓位的建築體量、確保市樓主位向的視廊通敞，允許鼓商投資市樓復建，將市樓台體中空的四層面積、十倍於其減肥面積還給鼓商而互惠互利”等表述的“建議的優點、長處，進行設計”，而是：①為了本院承攬更多些的設計業務，越俎代庖地、非要給“鼓樓商場”進行門臉裝修設計，乘機將商場向“北大街”街中心東擴5米又增加樓層，使“鼓樓商場”成為了北大街南入口的“巨靈神”；②為了進一步承攬更多的設計業務，打着“為襄陽市吸引投資”的旗號，將北大街南端瓶頸口位東側、城市規劃原本留作“襄陽十字街大型停車場”的用地，挪為“房地產開發”，並“精心設計”了一座比西對“鼓樓商場”體量更加龐大的商業大樓。——迫使鼓樓商場為了自己的生存與發展，以兩倍於“開發的總造價”從“皮包公司”手中購進新樓，負載經營。……

③自此，這家“大設計院：像刀斧手似的把“歷史文化名城”襄陽的北大街“砍下了頭顱”——讓一座不知所云、沒有方向性的交通安全島似的“天外來客”，橫行霸道的將北大街南端出口給嚴嚴實實的堵死了。——這座“脅肩諂笑、縮頭傻腦”、類“廡殿頂”式的所謂“新昭明台”，連同“鼓商集團”矗立於北大街南端、東西兩廂的、“太行、王屋二山”似的高大樓房，便把一條繁榮千載的襄陽古城“傳統商業步行一條街”，給堵進了死衚衕。而那座全然喪失、昔日“山南東道樓”之所謂“虛而明、高而安，心舒目朗、周覽無礙”落落大方雄渾氣勢的、龜縮在兩尊商業巨無霸大樓之間的“新山南東道樓”呢，則活像一個“小鱉三兒”樣的惶惶不可終日了

如是之襄陽古城“建在襄陽（新）昭明台上的（新）山南東道樓”之觀，新“襄陽北大街”南市口之觀，乃至“大拆大建（大劫大難）”之後的“襄陽北大街（非傳統的）新的街區”、讓襄陽民眾無不為之汗顏了。亦如筆者汗顏之餘，在1993年5月31日説道“關於襄陽古城環境保護與建設、改造問題”、再次上書市府決策領導時，順便談及新“昭明台”事宜（台上層樓也名之謂“山南東道樓”了），以順口溜形式呈詞雲：

①.“遠看難辨名景，近賞不成佳境；純屬指鹿為馬，敢欺襄陽無人。”

②.“景台左右障高樓，視廊阻塞點子餿；千百年來名勝地，春蚓秋蛇競自由。名城襄陽名安在？無非一堆新磚頭！都説街亭馬謖過，蜀人何敢笑武侯？”

………………

豈止如此？襄陽“昭明台”之無中生有的地方命名，也算是地方典型的“錯打錯處來”的、命名陋俗中的“典型”了。……

昭明台上的（新）山南東道樓”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