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家嶺遺址

1954年冬季，五三農墾工人大興水利，開挖石龍乾渠。當工人們挖到屈家嶺村附近時，無意挖出了大量陶器，農墾工人立即停止挖渠，當時參與工程建設的文物考古隊隊長王勁，將遺址情況上報文物考古部門。 ^[3] 

1955年2月，由湖北省石龍過江水庫（今石龍水庫）指揮部文物工作隊主持屈家嶺遺址第一次考古發掘工作，發掘的面積為80平方米。 ^[7] 

1956年6月到1957年2月，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負責主持發掘屈家嶺遺址第二次考古發掘工作，發掘面積835米， ^[7]  開探方197個，出土各類文物900餘件。 ^[3] 

1989年7月10日至8月8日，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發掘屈家嶺遺址第三次考古發掘工作，發現墓葬13座以及大批文化遺物通過以上三次發掘，獲得一大批具有顯著地方特色的遺蹟和文化遺物。尤以蛋殼彩陶、彩陶紡輪、朱繪黑陶、雙腹仰折陶器最具地方特色，富有代表性，為以往原始文化中所未見。依照考古學命名的慣例，以首先發現這種文化的屈家嶺遺址來命名。因此，從1961年起，考古學界即正式將這種文化遺存稱為屈家嶺文化。 ^[7] 

1998年5月，為制定屈家嶺遺址保護規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荊門市博物館和京山縣博物館聯合對屈家嶺遺址進行了詳細調查和全面勘探，與此同時，對屈家嶺遺址外圍也進行了調查。通過調查，在屈家嶺遺址周圍又新發現三處屈家嶺文化遺址。這三處遺址分別是鍾家嶺遺址、殷家嶺遺址和冢子壩遺址。 ^[9] 

2017年，國家文物局批准“屈家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 ^[3] 

2016年3月，屈家嶺考古遺址公園自正式啓動建設，歷時6年，公園主體部分已建成開放，並於2022年年底成功掛牌。 ^[6] 

屈家嶺遺址主要文化內涵是屈家嶺文化及其前身——油子嶺文化，主體遺存年代距今約5300—4500年。屈家嶺遺址聚落規模大，結構完整，等級較高，史前文化發展連續性強，由早到晚歷經油子嶺文化、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共三個史前發展階段，基本涵蓋了江漢平原史前文明的主要階段。 ^[2] 

屈家嶺遺址陶器普遍使用快輪製作技術；多泥質黑、灰陶；流行弦紋、鏤孔等裝飾；典型陶器組合為雙腹碗、雙腹豆、雙腹鼎、高領罐、彩陶壺、敞口薄胎杯、高圈足杯等。 ^[8] 

屈家嶺遺址下層遺存，一般都認為是代表了屈家嶺文化的早期遺存，獨具特色的屈家嶺文化，在此期已基本形成，繁榮興盛的典型屈家嶺文化即晚一期和晚二期，是在此早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屈家嶺遺址下層出土的石器中，主要有斧、銷、鑿、刀和有孔石鏟等。其中以石斧的數量最多，絕大多數為大中型，一般長15釐米左右，最大的長達27釐米左右。形狀有上窄下寬形石斧長方形和方柱狀石斧等。一般製作的比較粗糙，體大厚重。陶器的主要特徵之一是以黑陶係為主，根據《京山屈家嶺》發掘報告統計的數字，黑陶佔57.6—64%，灰陶佔19.69%，黃陶佔8.71%，紅陶很少，只佔3.17%。器形主要有帶蓋的罐形鼎，敞口弧璧圈足碗，高圈足豆，直壁平底盤，弧壁和斜壁平底及圖底碟，三足碟，小直口弧肩罐，矮領束頸弧肩罐，斂口小折沿廣肩罐，直高領凸緣溜肩罐，曲腹杯，彩陶壺形器，罐形器，盂、甑、盆及佔有一定數量的陶紡輪，以大型的黑、灰陶紡輪為代表，以及陶球和陶環等。此外還出有一些彩陶。在黑、灰陶中，多以素面為主，有較多的磨光黑陶上飾有朱繪花紋，圖案採用直線，弧線、斜線和圓圈紋組合而成。在少數的黑、灰陶中飾有簡單的凹弦紋，凸弦紋、鏤孔和蓖點紋等。彩陶大多為紅地黑彩，個別有白衣地褐、黑、灰三色兼施的復彩，花紋主要有斜方格紋，平行弦紋，圓點和弧面等，以及採用其中幾種紋飾組成的各種圖案。其中有少數彩陶紋飾圖案具有仰韶文化彩陶的特點。只是在少數的彩陶中，在某些方面含有其它文化因素，這種因素主要來自北方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中晚期外來的影響則不再出現。 ^{[10]  [14]} 

屈家嶺遺址很多紅燒土殘塊中發現的稻穀、稻殼痕跡； ^[4]  出土的石器中，主要有斧、銷、鑿、刀和有孔石鏟等； ^[10]  土的陶器有盂、甑、盆及佔有一定數量的陶紡輪、陶球、陶環等。 ^[10] 

磨石為稻作之利器。走進已經試運行的屈家嶺遺址博物館，當你看見一些貌似簡單的石斧、石鐮、石鋤、石錛、石鑿等生產、生活工具，可別不以為然。正是這些先打製、後精心磨製的石器，成為先民們較大規模開墾種植水稻的功臣。較之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的生產、生活工具顯然要更先進些，一件比較精緻的石器，往往要經過打製（有的需要開料）、琢平、磨光等工序，有的還要鑽孔甚至拋光。大多數石器都經過不同程度的琢磨，而磨成能夠滿足人們基本需要的工具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古人所謂“鐵棒磨成針”的故事並不是空穴來風。屈家嶺文化時期，石器製作技術雖然並不存在新的突破，但集中反映了當時大型甚至特大型聚落先民們的生產生活情形。當然，聚落先民們還使用了木器、骨器等其它生產生活工具。用歷史的眼光來看，正是這些來之不易的先進生產生活工具，開啓了長江中游屈家嶺文化史前農耕文明，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12] 

屈家嶺文化時期的陶質分為泥質陶和夾砂陶。泥質陶器主要有食器、水器和容器等；夾砂陶器主要是蒸煮器。從顏色上講，一般以灰色為主，黑色次之，紅色佔第三位。屈家嶺遺址內出土的陶器有彩陶杯、彩陶碗、雙腹鼎、筒形器及甑、罐、鍋、缸等等數不勝數。彩陶是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 ^[12] 

屈家嶺遺址內發現了大量紡輪，其中尤以彩陶紡輪最具特色。這種彩陶紡輪均為火候較高的黃色陶質，一般先在兩面塗抹橙色陶衣，再在單面繪飾以褐色（或紅色）的漩渦紋、直線紋、麻點紋、同心弧線紋、雙魚紋等等。這些圖案的線條以各種方式通過軸心，來表達各種旋轉的視覺形象。這些小小的彩陶紡輪是紡紗之用。屈家嶺文化以前，流行大而厚重的紡輪，轉動慣量大，適用於紡粗硬的纖維，成紗較粗。屈家嶺文化時期，紡輪由重變輕，由大變小，因此紡出的是更細的紗，織出的是更薄更密的布，反映了男耕女織的性別分工和紡織手工業的大發展。 ^[12] 

1956年發掘出的500平方米紅燒土中，摻有大量的稻穀殼和水稻莖幹，經中國農科院院長丁穎教授等專家鑑定，這些稻穀屬於粳稻，而且在中國現在來説，都是比較大粒的粳型品種。由此表明，當時馴稻技術已達到很高水平。這是中國長江中游地區首次發現史前稻作遺存，證明中國水稻栽培至少有6000年的歷史，推翻了當時世界水稻源於日本、朝鮮、印度等傳統説法，充分證明中國是世界水稻的原產地。同時，改變了中國水稻生產起始於3700年前的舊論斷，把中國水稻的原產期向前推進千年。 ^[3] 

2020年12月6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屈家嶺遺址聯合考古隊正式披露，歷時5年的植物考古有了新發現：該遺址出土距今約5600年至5300年的33粒炭化粟粒。植物考古工作者經對這些炭化種子進行碳14年代測定，認為這是長江中游最早的粟遺存，是北方旱作農業傳入這裏的最早證據。 ^[4] 

屈家嶺遺址浮選出炭化植物種子及硬果核殼共計1599粒，經鑑定，確認農作物種子有1245粒，其中包括541粒水稻和638粒水稻基盤、33粒粟、27粒小麥及6粒大豆。此外，考古隊從各時期炭化遺存中挑選了16粒農作物種子和2塊木炭標本進行測年。測年材料反映，屈家嶺遺址稻作農業的出現，可追溯到距今約5800年。而且，各時期的水稻基盤形態都具馴化型特徵，表明這裏的稻作農業已達到比較成熟的水平。 ^[4]  水稻、粟、小麥等植物遺存數量比較，可認為屈家嶺先民的農業結構為以稻為主、粟為輔。 ^[4] 

在屈家嶺遺址，除了發現新石器時代的水稻、粟遺存外，還發現有少量黍，到東周時期，有小麥、大豆遺存出現。 ^[4]  關於先秦時期農業研究，普遍認為五穀為水稻、小麥、大豆、粟和黍。對江漢平原地區諸遺址的植物考古研究表明，至少在東周時期，該地區農業已經出現了五穀俱全的多種作物經濟形式。 ^[4] 

植物考古工作者還在陶器表面發現有薏苡、蓮藕、櫟屬以及野豌豆屬植物的澱粉粒。屈家嶺遺址先民對蓮藕這種水生塊莖類植物的食用或較為頻繁，從新石器時期到戰國晚期，陶器表面蓮藕澱粉粒的出現頻率都維持在較高水平。 ^[4]  這反映出遺址周邊的水域環境良好，非常適合這一類水生植物的生長，易於採食，深受該地區居民的喜愛，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主要植食來源之一。 ^[4] 

屈家嶺遺址出土了大量精美陶器，表明當時已普遍使用快輪製陶。這一時期的陶器在整個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製陶歷史上是質量最好的、最精緻的，超過了同時期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工藝水平。 ^[3] 

屈家嶺遺址出土了大量的彩陶紡輪，其形態由過去單一的厚重型演變為輕薄型，由素面變為繪彩，這不僅反映了原始文化藝術，而且也是紡織手工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充分説明當時紡織手工業取得了飛躍式發展。 ^[3] 

熊家嶺水利系統位於屈家嶺遺址的東北部，包括水壩、蓄水區、灌溉區和溢洪道等構成要素，截至2024年，是已知的構成要素最為完備的史前水利系統。水壩坐落於青木壋河東西向支流的河道上，土築而成。解剖性發掘表明：熊家嶺水壩可分為早晚兩期，早期壩的寬度為10.2米，高度為2.6米；晚期壩的寬度為26.6米，高度為3.3米；晚期壩在早期壩的基礎上加高加寬擴建而成。在早期壩的使用過程中，壩體迎水面上沉積出淤沙層，其上有包含細小燒土顆粒與炭化雜草種子的灰燼層，晚期壩疊壓着灰燼層，表明淤沙層上曾遍佈荒草，先民在燒荒後擴建水壩，當發生在秋冬季的枯水期，符合“農閒時節、興修水利”的行為邏輯。依據出土遺物的特徵，結合系統的測年數據可知，晚期壩的年代為屈家嶺文化早期晚段，距今約4900—4800年。早期壩的年代不早於油子嶺文化晚期，不晚於屈家嶺文化早期晚段，為距今約5100—4900年，截至2024年，該處是考古發現最早的水利設施之一。 ^[16] 

2020年至2023年的考古工作，確認屈家嶺南部台地存在以F38為代表的屈家嶺文化高等級建築區。揭露一座面積約510平方米的屈家嶺文化大型建築F38。平面呈東北至西南向“”曲尺狀，自北向南分為四間，南端向西折出一間，依據建築形制及特徵，推測其為一處公共禮制性建築。主體面積約340平方米，外圍設施（或為廊道）現存面積約170平方米，依使用面積計算，I室至V室分別約為79、27、27、79和50平方米。發現有黃土台基和數量眾多、體量巨大、建造工藝考究的“磉墩”，是已發現“磉墩”的最早形態，為中國古代土木建築技術提供了堅實的考古學依據，填補了中國建築史的空白。大型建築F15和F18、倉儲類建築F17和紅燒土廣場，皆位於F38的北部，它們與F38都處於同一地層單位，年代均為屈家嶺文化早期晚段，共同構成了屈家嶺文化高等級建築區。 ^[16] 

1988年1月13日，屈家嶺遺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 

2005年底，屈家嶺遺址入選國家文物局首批100處大遺址保護項目，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間繼續入選全國150處大遺址保護名錄。 ^[2] 

2021年10月12日，屈家嶺遺址入選國家文物局《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十四五”時期大遺址”名單。 ^[5] 

2001年，屈家嶺遺址入選“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 ^[2] 

2021年，屈家嶺遺址入選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2] 

2024年3月22日，遺址入選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11] 

屈家嶺遺址位於湖北省荊門市屈家嶺管理區屈嶺村和京山市雁門口鎮高墩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