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評傳

該書既論述了屈原的文學業績，又着重從政治觀、天道觀、人生觀、審美觀、愛國思想等方面，分析了屈原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的突出貢獻，更以其對後世的巨大影響，論證了他在傳統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此外，該書為給屈原作出歷史定位，較詳細地分析了屈原思想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對其思想分析則較多與先秦諸子的學説作對比，從同異中發現屈原思想的時代共性和獨特內涵。 ^[2]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由匡亞明教授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起，由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組織編撰，總計200部、6000餘萬字，是南京大學文科重要的標誌性工程，凝聚了當代一批學有所長專家的集體智慧。叢書的學術顧問包括丁光訓、王元化、安子介、趙樸初、馮友蘭、張岱年、楊向奎、任繼愈、蘇步青、程千帆、杜維明等數十位學者。他們與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共同研討，從2500年曆史長河中選取了270多位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領域的傑出人物作為傳主，從整體組合上奠定了中華民族傑出人物思想研究的格局。2006年，該叢書全部編撰完成，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屈原評傳》即該叢書中的一本。 ^[1] 

《屈原評傳》的顯著特點就是把屈原的思想作為研究的重點。該書不是簡單化地判定屈原思想屬於哪一學派，而是具體剖析屈原思想的有機構成，確定其歷史意義。作者認為以某家某派來範圍屈原是不合適的：一是所謂“九流十家”是漢代人歸納出來的，雖大體上可以成立，而先秦時期百家爭鳴的實際情況要比它複雜得多。《莊子》《荀子》《呂氏春秋》對當時的流派有不同的劃分，某一學派內部也有區別。二是先秦各學派間既互相攻擊、辯難，也互相借鑑、吸收，發生轉化，學説之間有同有異，並非壁壘分明、水火不容，而戰國後期學術已出現了打破門户界限的趨向。三是屈原並非學術之士，而是一個政治家、思想家，對許多學派的思想都有所吸收，也有所摒棄；屈原的思想又異常豐富，包括政治觀、天道觀、人生觀、審美觀、愛國思想等方面，超出一家一派的範圍。作者據此認為：“與其勉強地將屈原歸屬某一學派，還不如檢查屈原在他的詩中，究竟表達了什麼樣的觀點。”

該書多方比較，確定屈原思想的構成及其意義，不僅有橫向的比較，而且有縱向的比較：①對屈原政治觀的研究是橫向比較的適例。作者分析屈原的“美政”理想，指出其稱道堯舜的含義是主張以德治統一中國，這一思想與《孟子》一致，作為“德”的註腳，其稱美“善”與“義”的原則，則得之於《墨子》與《荀子》。在分析屈原主張以法治限制楚國貴族集團時，指出屈原好用“繩墨”“規矩”等詞語作比喻，與《荀子》《韓非子》有共同點，但屈原的法治主張與法家不同，他不贊成極端的功利主義，而是主張以德治民，不以嚴刑峻法來規範人們的行動。作者由此得出結論：“這使他與後期的法家保持了相當的距離，而與儒經的集大成者、後期法家的啓迪者荀卿有較多的相似。”作者在分析屈原的重民思想與舉賢授能的主張時，也與諸子學説反覆比較。這種研究方法顯得深入、細緻。

②對屈原天道觀的研究是縱向比較的適例。為了分析屈原的“徹底懷疑的天道觀”，作者從上古談起，追溯從原始社會以來一直到春秋時期天道觀的發展軌跡，然後指出春秋以來重人事、輕天命的思想始終是作為相信天命、依賴鬼神的保守思想的對立面存在的。經過這一番梳理，説明屈原的徹底懷疑的天道觀是在這樣的思想土壤上產生的，就比較可信。接着，作者分析了先秦諸子的天道觀，從比較中進一步闡明屈原天道觀的特點。繼而從他的《天問》中提出宇宙起源、天命論、時間觀念、天人關係等問題，一一加以剖析。這樣，通過多方面的縱橫比較，得出了準確的結論。 ^[3] 

郭維森，男，祖籍安徽省毫縣，1931年9月出生於江蘇省鎮江市。1953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著作有《屈原》《司馬遷》《陶淵明全集譯註》（合作）《中國辭賦發展史》（合作）等，並主編有《古代文化知識要覽》《中國文學史話》等書。曾發表論文40餘篇。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