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川琢治

小川琢治（1870-1941 年），日本地理學家，漢學家。1870年5月28日生於紀州的田邊藩（今和歌山縣）。生父原姓淺井，是藩學修道館的教授。琢治後為小川家的養子，故姓小川。在1882年，12 歲進和歌山中學之前，基本上是跟自己的父親學習，打下了較好的漢學功底。在中學時，出奔前往東京，進入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最初也是想學習電氣等理工科，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的地質學科。

1896年7月，從東京帝國大學的地質學科畢業。同年進入大學院。 1897年從大學院退學，在農商務省的地質調查所任職。1900年1月被派往法國出差。1901 年5月16日回到日本，7月受到法國政府的表彰。1902年4月被派往中國出差。1904年9月再次被派遣前往中國。1908年5月22日，被任命為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地理講座的教授。據説，這是由於狩野直喜的勸説結果。1909年，被推薦授予理學博士學位。1912年，被命往中國的大連、旅順出差。1917-1920年間，多次前往中國、歐洲出差。 1921年被命為理學部的教授，擔任地質學講座。1925年12 月為京都帝國大學理學部部長。 1926年為帝國學士院院士。 1930年6月退休。 8月為名譽教授。 1941年11 月15日去世。三個兒子，湯川秀樹是自然科學家，諾貝爾獎的獲得者、貝冢茂樹是中國史學專家、小川環樹是中國文學研究專家，都很有成就。他讀書理解的能力極強，是一個博學的人，精通法語。吉川幸次郎説：“在通東西、博學這一點上，諸位先生中無過之者。”

他的漢詩，據説也寫得很好，有詩集《桑蓬集》。又自號書齋曰“小如舟書屋”，其源出自蘇東坡的詩“：宛丘先生如長丘，宛丘學舍小如舟”。由此可見一斑。或許是學理科出身，對事對人頗為嚴格。或曰“幾乎沒有未被他斥責過的學生。”但到晚年，便較平和了。 ^[2] 

師承：島田重禮。交遊：桑原騭藏、羽田亨。後學：宮崎市定、日比野丈夫、森鹿三等。

主要著作：《台灣諸島志》（東京地學協會，1896 年），《支那歷史地理研究》（弘文堂，1928 年），《古代支那地理學史》（巖波書店，1933年），還有：《人文地理學研究》（古今書院，1938 年），《戰爭地理學研究 》（古今書店，1939 年）等。

小川琢治是一個地理學者，是從理科研究進入到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研究者，關於他在地理學方面的成就，對日本歷史地理學的開創是主要的。從漢學的角度來説，他的主要成就是對中國的歷史地圖和歷史地理的研究。

他從事歷史地理研究是與從著名的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那裏受到的影響分不開的。小川在受到他研究啓示的基礎上，進行了獨特的研究，著有《支那歷史地理研究 》。這是他 多年來對中國古代文獻和歷史地理研究的彙集，全書包括十二章。就其內容來區分大致可以分為如下三個部分：

一、對古代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和考證，包括對中國“地圖學發達”過程、戰國以前地理知識的研究和對古地名的考證。論文主要有“支那地圖學的發達” （1910年5月10日在東京地理學會總會的講演）“，關於作為上古地誌的《禹貢》和《山海經》的價值”“，地名學的研究”“，支那戰國以前地理上知識的界限” 《史林》（1922年）“，張騫西使以前地理知識的限界”“，長白山附近的地勢及松花江水源”等。

“支那地圖學的發達”比較概括地探討了中國自古以來地圖的流變。他認為，中國在很古以前的周代，就有地圖。推測“《山海經圖》或就是一種地圖的樣式。

他認為，中國古代地圖的發展，可以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從上古到宋代，是中國固有的地圖製作時期。主要是方格平面圖。第二，從元代到明末，是阿拉伯地理學傳入的時期。代表性的圖是元代朱思本所作，明代羅洪先增補的《廣輿圖》。第三，從明末到現代，是西洋地理學傳入的時期。最初的有利瑪竇的西洋地圖。對各個時期的地圖情況、地理觀念，作了探討、論説。

他的中國地圖研究，有不少獨具慧眼之處，如認為中國早就有地圖存在，這被以後的考古成果不斷證明，便是一例。他的歷史地理研究，不僅在具體成果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有不少特點。在注意文獻考證的同時，還注意各種考古資料。如注意到西安碑林所存的《禹跡圖》，當是唐代賈耽地圖的縮略。把中國地理文獻的記載和現實的實地考察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所寫的《長白山附近的地勢及松花江水源年》就是這樣的成果。尤其令人感興趣的是，注意從音韻學和歷史語言學的角度來考證古代的地名變遷。如認為，有的地名，漢字的讀音有“從上古的復綴向單綴語變化的過程”，還有“尾音的變化，n可以置換成r ,從這樣的角度考慮，許多地名上的問題，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如，《墨子》中的“不著何”，《管子》中的“屠何”，在《漢書地理志》中成“徒河”，便是一例。

關於中國古代史書中所載漢代的“黎軒”，他根據西方的古代地理書資料，從古代發音的變化、所載的地理交通等情況加以綜合性的考證，認為，“似乎是靠近小亞細亞西南端的利希亞的譯音”，對白鳥庫吉認為的是古羅馬在尼羅河口的亞歷山大港的看法，進行了討論。這些考證被認為是有獨創性的成果。他關於這些方面的研究曾多次被中國學者翻譯，見《禹貢半月刊》。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國和日本學術界在那個時期的交流情況。

其中，對《山海經》的研究，頗為突出。他收羅參校了各種版本，主要有毛氏手鈔本、楊紹和藏宋刊本、清內府藏元刊本，明王崇慶《釋義》本、明道藏本、胡文煥校刊本、明鄭煾校本（明萬曆間閩格古齋本）、沈龍士校本、清吳任臣《廣注》本、汪綏《山海經存》本、畢沅《新校》本、郝懿行《箋疏》本，還有日本所藏的南葵文庫藏明覆宋本（深草本）、吳琯校本（王世懋重刻本）、富岡謙藏收藏的黃晟校本、日本元祿刊本等，互相參校。

對該書的版本源流、篇目、各部分的內容，進行了考證。指出，流傳本中有不少錯簡。如《海內東經》中，有“在流沙外者，大夏、豎沙、居繇、月支之國”等條，明顯是錯簡。在考證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本子。同時，對《山海經》的內容，從歷史地理和神話等角度進行了探討。還對《神農本草經》進行了文獻學研究，論文有“支那本草學的起源和神農本草經” 史林 等。

論文有“《穆天子傳考》、《支那上古天地開闢的故事和洪水傳説》、《關於崑崙傳説》《關於東西文化民族的地震神話及其傳説》。尤其是對崑崙神話，對西王母、嫦娥、女媧等的研究，都是從最原始的文獻資料（如《山海經》、《穆天子傳》等）出發，對中國古代神話進行探討，將其和西方神話進行比較。如，對“西王母這一個仙女”，他認為“：當是道家的思想在西域交通以後發展起來的。

後世的西王母，和加爾地亞的關於‘色米拉米斯’（傳説中的巴比倫城的建設者）的傳説相似，崑崙也和希伯來所傳的巴比倫城頗相彷彿，這不能説只是偶然的一致。”想要從這樣的角度，探索古代東西中亞大陸的交流狀況。

這雖説並非是他最主要的研究領域，但從神話研究的角度來看，非常具有開創性。後來日本的學者如神田喜一郎、出石誠彥，以及年代後的許多研究者，可以説，都是在他開闢的這一條道路上推進。難怪甚至到了年以後，他的兒子和後學者們還對他在這一領域的業績，大加讚揚。（參見《東方學》 54輯167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