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霍芬

李希霍芬，1833年5月5日生於普魯士上西里西亞卡爾斯魯赫（今屬波蘭）。他曾就讀於佈雷斯勞大學及柏林洪堡大學，1856年畢業，獲得博士學位。隨後在奧地利的提羅爾（Tyrol）和羅馬尼亞西部的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進行地質研究；在1860年到1862年之間，李希霍芬參與普魯士政府組織的東亞遠征隊（Preussische Expedition），前往亞洲的許多地方，例如錫蘭、日本、中國台灣、印尼、菲律賓、暹邏和緬甸等地旅行。1863年到1868年間，他在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做了大量的地質勘查，發現了金礦，他的研究間接導致了加州後來的淘金熱潮。1868年到1872年間，他轉到中國做了七次遠行，這段時期中，他正式地指出羅布泊的位置（新疆已乾涸的鹹水湖，旁邊有古樓蘭遺址）。

曾任柏林國際地理學會會長、柏林大學校長、波恩大學地質學教授、萊比錫大學地理學教授等。1905年10月6日在柏林逝世。

李希霍芬早年曾研究蒂羅爾和阿爾卑斯山脈地質，成功地建立了南蒂羅爾的三疊系層序。他對喀爾巴阡山、多洛米蒂山和特蘭西瓦尼亞區域地質的研究也卓有成效。1860年，他作為地質學家，應邀隨同德國經濟使團去遠東，訪問了錫蘭（今斯里蘭卡）、日本、台灣、西里伯斯、爪哇、菲律賓，並從曼谷旅行到緬甸的毛淡。1872年後，李希霍芬回到德國，1873年到1878年間擔任柏林地質學會主席，1875年起，在波昂大學任教，1883年到1886年年間服務於萊比錫大學，1886年後則轉到柏林洪堡大學，在他眾多學生之中，最出名的是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李希霍芬晚年擔任德國地理協會的會長多年，並協助成立了柏林水文學院，1905年10月6日卒於柏林。

在近代地理學領域中，李希霍芬被視為重要的先驅，他在世界各地的地質紀錄與觀察結果、文獻都非常詳盡，倍受學者推崇。

李希霍芬1868年9月到中國進行地質地理考察，直至1872年5月，將近4年，走遍了大半個中國（14個省區）。回國之後，從1877年開始，他先後寫出並發表了五卷帶有附圖的《中國--親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為根據的研究》。這套鉅著是他4年考察的豐富實地資料研究的結晶，對當時及以後的地質學界都有重要的影響。

1868年11～12月間，主要地區是杭州、蘇州、無錫、鎮江、南京等地，尤以舟山羣島考察最詳。

從1869年1月，再次赴南京、鎮江，轉入湖北（武漢及漢口）。

從1869年3月開始，相繼有半年時間，主要考察山東郯城、臨沂、泰安、濟南、章丘、博山、濰坊、芝罘。

1877年，他曾專門提交報告《山東地理環境和礦產資源》，文中強調青島之優越的地理位置，並渲染膠州灣良港之説。後渡海到達遼東半島，包括瓦房店、蓋平、熊嶽；後進入大孤山，到達本溪、瀋陽；經山海關，又考察開平、灤縣、豐潤、玉田及一些煤田；經通州再度進入北京及其西山附近，進行地質調查與研究，把北京南口出露的古老地層命名為震旦系。在北京休整後，返回上海。

從1869年9月開始，主要是在江西（九江、景德鎮附近），轉到安徽屯溪，後乘船經新安江、錢塘江到杭州返回上海。

從1869年末到1870年初，從上海直達香港，進入廣州經北江到湖南宜樟、郴州，乘船沿湘江、洞庭湖入長江到漢口轉入河南洛陽、晉城到山西太原、陽泉到河北正定到達北京，從天津返回上海，重點考察了山西、陝西煤礦資源。在這次考察中，大約在1870年，李氏從北京發出的信中大肆渲染了“中國是世界上第一石炭大國！”“山西一省的煤可供全世界幾千年的消費！”並繪製成中國的第一張《中國煤炭分佈圖》。

1870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到洛陽，考察了南關的絲綢、棉花市場，參觀了山陝會館和關帝廟，在《關於河南及陝西的報告》等著作中，首次提出從洛陽到撒馬爾罕（今屬烏茲別克斯坦）有一條古老的商路，將其命名為“絲綢之路”。

1871年6～8月間，先從上海到寧波，進天台山到金華、桐廬等縣，經兮水縣進入天目山，越過千秋關，到安徽的寧國、涇縣，到達蕪湖，乘船再到鎮江，在此往返南京、鎮江數次，進行較細緻的地質考察和測量。

從1871年9月至1872年5月，是他七條路線考察中時間最長的一次。從上海乘海輪至天津到北京，再次對西山齋堂等地進行考察，經雞鳴山、宣化到張家口，轉至大同、五台山考察，發現“五台綠泥片岩”。到太原沿汾河河谷南下至潼關，入陝西經西安到寶雞。據有關文獻記載：河西走廊南緣山脈，曾以李希霍芬命名，如“Richthofen Range”，即今祁連山脈。李希霍芬此後轉向褒城，入沔縣，越五丁山後入四川廣元、梓潼經綿陽抵達成都。李希霍芬在《四川記》中盛讚成都是中國最大城市之一，也是最秀麗雅緻的城市，還感嘆都江堰灌溉方法完善，在世界上無與倫比。隨後，他轉入嘉定（樂山），經岷江，順長江返抵上海，途中對三峽地區考察甚詳，“收穫”最大。

李希霍芬在七條路線的考察中，記錄了大量野外地質資料，蒐集和採集了大量的化石、巖礦標本；繪製了考察地區的地形圖、素描圖、地質圖和地層剖面圖等。考察的間歇，他及時撰成報告，把所觀測到的景象，按承諾向外商會報告。外商會在1903年將李氏的“報告”彙集成兩大卷冊，取名《李希霍芬中國旅行報告書》。

1872年，李希霍芬返回德國，受到威廉一世的嘉獎和賞識，學術和社會地位青雲直上，一時名躍全球。

李希霍芬在《中國》第1卷裏，以專門的章節論述了中國的黃土，最早提出了中國黃土的“風成論”。他也採集了大量各門類化石，收集了很多各時代地層資料。德國古生物學家弗萊希、施瓦格、凱塞爾等對李希霍芬所採化石的研究論文也發表在《中國》各卷中。李希霍芬在遼寧、山東、山西和河北北部建立了3條系統剖面。他首先提出了“五台系”和“震旦系”等地層術語。

他對中國造山運動所引起的構造變形有開創性的研究。他在山東、北京西山、大青山、五台山等地發現了許多褶曲和正斷層，在秦嶺發現了逆掩構造，在《中國》第2卷中的“中國北方構造圖”上，他畫了一條被稱為“興安線”的推斷構造線，從興安嶺經太行山，一直達到宜昌附近。他還提出了中國北方有一個古老的“震旦塊”，是一個具時間關係的地質構造單元。

他在《中國》第2、3卷中，將中國各地火成岩作為地層剖面中的一部分加以描述，如遼東古老的高麗花崗岩，秦嶺天台山志留紀花崗岩，南京山地花崗岩、安山岩和玄武岩等。李希霍芬在江西景德鎮東北部的高嶺山一帶探勘陶瓷原料，並以“高嶺”的拉丁文譯名Kaolin命名高嶺土，從此高嶺之名傳播國外，高嶺土是世界第一種以中國原產地為通用名稱的礦物。

近代早期來華考察的地學家中，經歷時間之長、蒐集資料之豐富、發表著作分量之大，李希霍芬是極為突出的。他為中國地質、地理之研究，作了奠基性、開創性的貢獻，尤其為當時的中國帶來了近代西方地學、甚至整個自然科學的思想和方法，他是近代中國和西方國家科學交流的重要先驅，對近代中國地質學、地理學的產生和發展具有重大影響。

從1868年到1872年，李希霍芬以上海為基地，對大清帝國18個行省中的13個進行了地理、地質考察，足跡遍及廣東、江西、湖南、浙江、直隸、山西、山東、陝西、甘肅南部、四川、內蒙諸省區，“踏查之普遍，著述之精深博大”，遠非清人所及。他將所見所聞以信件形式寄給上海歐美商會，後來彙集成冊，名為《李希霍芬男爵書信集》。其中多為中國的煤礦分佈和各地的物產、商業情況，也包括該地區交通情況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商鎮和商業路線。李希霍芬並非泛泛而記，而是對煤礦地質、分佈、煤層厚度變化、出煤質量（煙煤與無煙煤）、礦區產量、煤炭價格、運輸路線以及當地官府對煤礦的不當管理都進行了詳細調查，並依此對煤礦的開發價值進行評價，作為歐美商會的決策參考。

對於有可能改變世界能源構成的礦區，李希霍芬的調查更為詳盡。按照魯迅《中國地質略論》的説法，他“三涉山西（太原，大同），再至直隸（宣化，北京，三河，豐潤），徘徊於開平炭山，入盛京（奉天，錦州），始由鳳皇城而出營口。”李希霍芬這樣熱衷於這塊表裏河山，是因為“山西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煤鐵產區之一……在目前煤的消費水平上，山西一省的煤礦可供世界幾千年的消費。”

儘管李希霍芬的“遊歷”是合法的，但他進行的國土調查從未依法向中國官方報備，其調查結論也沒有完全呈交上海的歐美商會。相反，作為普魯士人，李希霍芬把德意志帝國的統一和強大視為最高理想。即便在最艱苦的中國鄉村，即便必須將行裝節減到最低限度，他也一直堅持着“如果還有一張桌子的話，就鋪一面德意志國旗在上面”的做法。為此，李希霍芬曾秘密致函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提出德國“有必要發展海軍以保護這些重要的利益和支持已訂的條約；要求在萬一發生戰事時德國的商船和軍艦有一個避難所和提供後者一個加煤站。”

儘管他選擇的是浙江舟山羣島和山東膠州灣，但在1871年給歐美商會的報告中，卻反覆強調寧波和杭州作為地區商業中心的地位，對舟山羣島和膠州灣隻字不提。

事實上，早在1869年，李希霍芬就向德國提議，奪取膠州灣及其周邊鐵路修築權，將使華北的棉花、鐵和煤等更為方便地為德國所用。不但可就此將山東納入勢力範圍，而且又擁有了廣大的中國腹地。為了利用山東控制內地煤礦，他向歐美商會鼓吹修建連接內地與海港的鐵路，“如果連接河南、山西和港口的鐵路建起的話，它們的大多數珍貴物產——主要是礦產——將得以出口”。

德國和其它西方國家對李希霍芬的評價甚高。德國學者施丟科爾稱，“李希霍芬——他對於自然社會的重大貢獻是絕對無可爭論的——是一個自覺的、有目的的代表外國資本、並且特別是代表德國在華資本利益的人，他將他的調查按照這個明確的目的去進行，使得外國資本容易侵入中國”。

1897年，德國藉口傳教士被殺，出兵佔領膠州灣，把山東劃為其勢力範圍。在報請德皇威廉一世批准的軍事計劃中，德國海軍司令梯爾皮茨多次引用了李希霍芬的考察結論。

關於李希霍芬調查對中國國家利益的影響，魯迅曾撰文概述説，“支那大陸均蓄石炭，而山西尤盛；然礦業盛衰，首關輸運，惟扼膠州，則足制山西之礦業，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膠州為第一着”。他認為，李希霍芬的國土資源調查“實涵有無量剛勁善戰之軍隊”，因此“自利氏遊歷以來，膠州早非我有矣”。此後，外國人紛紛打着“遊歷”和“科研”旗號來華勘測，實際上就是“利忒何芬之化身”。清廷在此問題上的管控失序，最終造成了“大陸淪陷”於外人，“吾同胞其奈何？”

魯迅的感嘆，在很大程度上驚醒了清朝以降的中國人。儘管把李希霍芬稱為“最先明瞭中國地文之偉大科學家”令人難堪，但民國地理學和地質學確實是在他的調查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民國地質學家翁文灝在肯定李希霍芬“對於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及地文之觀念，其偉大之貢獻，實無其他地質學家，足與倫比”的同時，敦促民國政府成立了地質研究所，開始了全國範圍的地質調查。

李希霍芬認為地理學是研究地球表面以及其有成因聯繫的事物和現象的科學，並把地理學和地質學溝通起來。他常期從事地理考察，對地理學方法論和自然地理學做出重要貢獻。在1886年出版的《研究旅行指南》中，他系統地敍述了野外考察、收集數據和製圖等一系列方法；第一次系統地論述了地表形成的過程，對地貌進行了形成過程分類；還研究了土壤形成因素及其類型等。他培養出許多地理學家，如斯文海定、帕薩爾、施呂特爾等，對進代地理學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他於1877-1912年撰寫出版的《中國》（5卷，附地圖集2卷）一書，是第一部系統闡述中國地質基礎和自然地理特徵的重要著作，並創立中國黃土風成的理論。李希霍芬的著作還有《當今地理學的任務和方法》（1883）和《19世紀地理學的動力與方向》（19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