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墳》後面

魯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紹興人，原名周樹人，字豫山、豫亭，後改名為豫才。20世紀中國重要作家，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左翼文化運動的支持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評價為現代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的作品包括雜文、短篇小説、評論、散文、翻譯作品，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在聽到我的雜文已經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時候，我曾經寫了幾行題記，寄往北京去。當時想到便寫，寫完便寄，到現在還不滿二十天，早已記不清説了些什麼了。今夜周圍是這麼寂靜，屋後面的山腳下騰起野燒的微光；南普陀寺⑴還在做牽絲傀儡戲，時時傳來鑼鼓聲，每一間隔中，就更加顯得寂靜。電燈自然是輝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來襲擊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後悔印行我的雜文了。我很奇怪我的後悔；這在我是不大遇到的，到如今，我還沒有深知道所謂悔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這心情也隨即逝去，雜文當然仍在印行，只為想驅逐自己目下的哀愁，我還要説幾句話。

記得先已説過：這不過是我的生活中的一點陳跡。如果我的過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麼，也就可以説，我也曾工作過了。但我並無噴泉一般的思想，偉大華美的文章，既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一種什麼運動。不過我曾經嘗得，失望無論大小，是一種苦味，所以幾年以來，有人希望我動動筆的，只要意見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夠支撐，就總要勉力寫幾句東西，給來者一些極微末的歡喜。人生多苦辛，而人們有時卻極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點筆墨，給多嘗些孤獨的悲哀呢？於是除小説雜感之外，逐漸又有了長長短短的雜文十多篇。其間自然也有為賣錢而作的。這回就都混在一處。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這樣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這樣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終於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麼。比方作土工的罷，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築台呢還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築台，也無非要將自己從那上面跌下來或者顯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當然不過是埋掉自己。總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陰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過如此，但也為我所十分甘願的。

然而這大約也不過是一句話。當呼吸還在時，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時卻也喜歡將陳跡收存起來，明知不值一文，總不能絕無眷戀，集雜文而名之曰《墳》，究竟還是一種取巧的掩飾。劉伶⑵喝得酒氣熏天，使人荷鍤跟在後面，道：死便埋我。雖然自以為放達，其實是隻能騙騙極端老實人的。

所以這書的印行，在自己就是這麼一回事。至於對別人，記得在先也已説過，還有願使偏愛我的文字的主顧得到一點喜歡；憎惡我的文字的東西得到一點嘔吐，－－我自己知道，我並不大度，那些東西因我的文字而嘔吐，我也很高興的。別的就什麼意思也沒有了。倘若硬要説出好處來，那麼，其中所介紹的幾個詩人的事，或者還不妨一看；最末的論“費厄潑賴”這一篇，也許可供參考罷，因為這雖然不是我的血所寫，卻是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而寫的。

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有時批評説，我的文字是説真話的。這其實是過譽，那原因就因為他偏愛。我自然不想太欺騙人，但也未嘗將心裏的話照樣説盡，大約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温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也想就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即使是梟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並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但現在我並不。因為，我還沒有這樣勇敢，那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里。還有一種小緣故，先前也曾屢次聲明，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着，給他們的世界上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脱掉了的時候為止。

倘説為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為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麼走。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只一條，我可正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而憎恨我的東西如所謂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鑠，所以我説話常不免含胡，中止，心裏想：對於偏愛我的讀者的贈獻，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個“無所有”。我的譯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後來加五百，近時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願意的，因為能賺錢，但也伴着哀愁，怕於讀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時常更謹慎，更躊躇。有人以為我信筆寫來，直抒胸臆，其實是不盡然的，我的顧忌並不少。我自己早知道畢竟不是什麼戰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驅，就有這麼多的顧忌和回憶。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裏掏出錢來放在我手裏，那錢上還帶着體温。這體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我毫無顧忌地説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罷。但也偶爾想，其實倒還是毫無顧忌地説話，對得起這樣的青年。但至今也還沒有決心這樣做。

今天所要説的話也不過是這些，然而比較的卻可以算得真實。此外，還有一點余文。

記得初提倡白話的時候，是得到各方面劇烈的攻擊的。後來白話漸漸通行了，勢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轉而引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運動”。又有些人便主張白話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卻道白話要做得好，仍須看古書。前一類早已二次轉舵，又反過來嘲罵“新文化”了；後二類是不得已的調和派，只希圖多留幾天殭屍，到現在還不少。我曾在雜感上掊擊過的。

新近看見一種上海出版的期刊⑶，也説起要做好白話須讀好古文，而舉例為證的人名中，其一卻是我。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別人我不論，若是自己，則曾經看過許多舊書，是的確的，為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體格來。但自己卻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脱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⑷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為懶惰罷，往往自己寬解，以為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説，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只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又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樑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範本。跟着起來便該不同了，倘非天縱之聖，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蕩除，但總得更有新氣象。以文字論，就不必更在舊書裏討生活，卻將活人的唇舌做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氣。至於對於現在人民的語言的窮乏欠缺，如何救濟，使他豐富起來，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或者也須在舊文中取得若干資料，以供使役，但這並不在我現在所要説的範圍以內，姑且不論。

我以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還能夠博採口語，來改革我的文章。但因為懶而且忙，至今沒有做。我常疑心這和讀了古書很有些關係，因為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裏也常有，能否忽而奮勉，是毫無把握的。我常常詛咒我的這思想，也希望不再見於後來的青年。去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麼玩笑，憤激之辭。古人説，不讀書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錯的。然而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現在呢，思想上且不説，便是文辭，許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詩詞中摘些好看而難懂的字面，作為變戲法的手巾，來裝潢自己的作品了。我不知這和勸讀古文説可有相關，但正在復古，也就是新文藝的試行自殺，是顯而易見的。

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話合成的雜集，又恰在此時出版了，也許又要給讀者若干毒害。只是在自己，卻還不能毅然決然將他毀滅，還想借此暫時看看逝去的生活的餘痕。惟願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也不過將這當作一種紀念，知道這小小的丘隴中，無非埋着曾經和過的軀殼。待再經若干歲月，又當化為煙埃，並紀念也從人間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畢了。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記起了幾句陸士衡的吊曹孟德文⑹，便拉來給我的這一篇作結－－

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藏。

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

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一九二六，一一，一一，夜。魯迅。

[1]南普陀寺　在廈門大學的附近。該寺建於唐代開元年間，原名普照寺。

[2]劉伶　字伯倫，晉代沛國（今安徽宿縣）人。《晉書·劉伶傳》中説，他“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曰：死便埋我。”

[3]指當時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一般》月刊。關於“做好白話須讀好古文”的議論，見該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第一卷第三號所載明石（朱光潛）《雨天的書》一文，其中説：“想做好白話文，讀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現在白話文作者當推胡適之、吳稚暉、周作人、魯迅諸先生，而這幾位先生的白話文都有得力於古文的處所（他們自己也許不承認）。”

[4]莊周（約前369－前286）　戰國時宋國人，道家學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莊子》一書。韓非（前280－前233），戰國末期韓國人，先秦法家學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韓非子》一書。

[5]見《青年必讀書》，發表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報副刊》，後收入《華蓋集》。

[6]陸機（261－303）　字士衡，吳郡華亭（今上海松江）人，晉代文學家。他的吊曹孟德（曹操）文，題為《吊魏武帝文》，是他在晉朝王室的藏書閣中看到了曹操的《遺令》而作的。曹操在《遺令》中説，他死後不要照古代的繁禮厚葬，葬禮應該簡單些；遺物中的裘（皮衣）紱（印綬）不要分，妓樂仍留在銅雀台按時上祭作樂。陸機這篇弔文，對曹操臨死時仍然眷戀這些表示了一種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