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督商辦企業

利用官督商辦組織形式經營的大型民用企業，主要的有輪船招商局(1872年)、開平礦務局(1877年)、中國電報局(1882年)、上海機器織布局(1890年)和漢陽鐵廠(1890年官辦，1896年改為官督商辦)等。

官督商辦企業的經營原則是由官府掌握企業的用人及理財權，具體業務由商人經營。早期的大型企業如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及上海織布局主持人的進退和主要經辦人的變動，都決定於洋務派淮系集團。同時，這些企業在籌辦過程中，又都是通過洋務派官僚從清政府借埝一部分官款，如招商局初創時即埝借官款十三萬五千兩，都決定於洋務派淮系集團。

官督商辦企業在其經營活動中，依靠官的庇護，享有免税、減税、貸款、緩息以及專利等優惠和特權。如輪船招商局從創辦時起便享有從上海到天津隨漕運貨免天津進口税二成的權利。上海織布局的產品在上海地區銷售，不負任何税釐；分銷內地，則免抽釐金。漢陽鐵廠的產品可免百分之十的出廠税等等。在貸款方面，輪船招商局到1879年得清政府貸款，累計達一百九十二萬八千餘兩，約佔當時企業資本一半左右。開平礦務局在1886年和1890年先後利用公款修建鐵路。上海織布局在1897年清理時，所借官款也達二十六萬五千餘兩。這些貸款又常常得到緩付利息或免付利息的優待。這些企業還享有若干特權，如招商局自開辦之日起就享有承運漕糧的特權，每年漕運\收入約在二十至二十五萬兩銀左右。開平礦務局開辦時，經北洋總督李鴻章批准，距唐山十里內不准他人開採。漢陽鐵廠所產鐵軌有優先供應國內修建鐵路之用的特權。

官督商辦企業雖然獲得清政府各種優惠，但其發展之初十分艱難，許多商人對這種制度持觀望懷疑態度。早期創建的官督商辦企業如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在70年代都遇到了難以招徠資本的局面。當時所招集到的私人資本大多來自承辦人自身及其親友，招股範圍非常狹隘。直到70、80年代之交，由於這些企業的股利較高，籌建情況比較順利，商人、官僚、地主投資新式企業才較前明顯增加。因此，80年代初，輪船招商局和開平礦務局為擴充企業增招資本，上海織布局和中國電報局招集開辦資本等活動，都能在短期內達到集資的目標。特別是它們所發售的股票，當時在市場上往往以超過票面額的價格為社會所爭購，從而促成私人資本競向新式企業投資。

此外，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期還出現了一批中小型企業，如各地創辦的礦冶公司等。它們大抵由商人和地方官員出資籌辦，並無官款參預其間；但為了爭取官僚的庇護，也都以官督商辦名義相標榜，如安徽池州煤礦(1877)，山東嶧縣煤礦(1880)，山東平度、招遠金礦等。從1877年到1883年，它們先後在上海招集到相當數量的股金，其股票在市場上也間或表現為溢價出售的景況。新企業的創辦和資本市場的活躍，反映了官督商辦企業在80年代初進入了興盛階段。

中法戰爭的爆發以及1883年秋出現的上海金融市場的貨幣恐慌，使官督商辦企業遭到重大打擊。在貨幣恐慌、銀根緊迫期中，握有企業股票的商號、錢莊和商人為了收回現款，紛紛向市場拋售股票，使企業股票價格猛跌。不少正在招徠資本的中小型官督商辦企業因集資不足陷於停頓，甚至破產。而幾家大型的官督商辦企業也因運營資本的困難，進行重大改組。官商之間矛盾明朗化，企業的商辦成份日益淡薄；公開招股活動名存而實亡，遇有資金週轉困難時，便以企業財產作抵押，向外國洋行借款應付。官督商辦企業的信譽因此下降，以致1887年籌辦官督商辦漠河金礦和1896年改官辦為官督商辦的漢陽鐵廠時，在招徠資本的活動中都得不到私人資本的支持。

官督商辦企業是民族企業的一個組成部分，與外國資本主義處於對立地位。輪船招商局在籌組過程中就遇到英、美航運勢力的阻撓，在它進入稍有發展的時候，更是多次經受外國航運\勢力聯合傾軋和打擊；開平礦務局在投產之後，首先面臨的是與外國輸入煤炭爭奪銷售市場的鬥爭。為了求得自身發展，這些企業不能不盡力排除外國勢力的各種干擾，在客觀上起到了抵制外國經濟侵略的作用。如上海機器織布局的籌建，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前遏制了英美勢力在上海創設紡織公司的圖謀。輪船招商局在創辦三年後，即從洋商手中奪回了一部分航運\市場。又如開平煤礦從1882年全面投產之後，經過三年的爭奪，收回了久為洋煤盤踞的天津市場。

但是，官督商辦企業是在國家處於半殖民地的社會條件下產生，並且長期被代表封建集團利益的洋務派所控制，它們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買辦性和封建性。大型官督商辦企業在最後大都成了內外反動勢力的犧牲品。在這些企業中，有的直接為外國侵略勢力所吞併，如開平煤礦；有的在邊疆危機中，因外國勢力干擾、威脅陷於停頓，如漠河金礦；有的被強制改為官辦，如電報總局；有的則轉入洋務派官僚之手，成為官僚集團的私產，如招商局、華盛紡織總廠、漢陽鐵廠等等。因此，從若干主要的官督商辦企業的結局來看，除了為外國侵略勢力吞併之外，它們大抵為中國官僚資本的逐步形成準備物質基礎。而被保存下來的中小型官督商辦企業則在艱難的掙扎歷程中由商辦轉變為民族資本主義企業，但為數不多。因此，隨着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官督商辦企業的地位日見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