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懷仁

浙江杭州人 ^[1]  。

民國17年（1928年），到日本留學，入東京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其間，攻讀馬克思的《資本論》，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

民國21年畢業後回國，進上海申報館申報年鑑社任經濟部分主編。

民國22年開始受聘上海法學院任教授、經濟系主任。不久開始在《申報月刊》、《申報週刊》、《世界知識》和《新中華》等有影響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分析國內外局勢，探討中國社會經濟的根本出路。

針對30年代初期，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恐慌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軍事侵略，孫懷仁接連發表了《金本位動搖之意義》、《貨幣戰爭與中國》、《九一八後之東三省》、《中日交涉中的三個經濟問題》等一系列文章，揭露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經濟結構的矛盾，以及轉嫁矛盾給處於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國帶來的惡果。30年代中期，經濟學界曾對中國經濟之出路何在問題進行探討，以《中國經濟改造論》為題，發表了一組文章，指出那種認為中國產業衰落是由於生產技術墨守成規和貨幣政策不適應等因素所造成的看法是膚淺的。他認為，要挽救中國產業的命運，找到中國經濟的出路，唯一的方法就是改變舊的生產關係，“重建經濟基礎”。他的文章受到學術界的重視。

民國24年12月，響應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救國告同胞書》的號召，與沈鈞儒等一起發起籌建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並當選執行委員。民國25年1月與沈鈞儒、潘大逵等人發起成立上海市大學教授救國會。同年，在《申報月刊》上發表《中國經濟問題研究法》，指出，研究中國經濟，必須先了解現階段中國經濟的特殊性與歷史性；先要認識它對外的半殖民地性與對內的半封建性。這個立腳點確定了以後，才能從一切紛亂的經濟現象中分清本質與假象。他提倡學生要讀一點歷史，要對近百年來帝國主義侵華史和中國政治經濟的演變史等，有一個基本的瞭解。民國26年初，在生活書店出版了《中國財政之病態及其批判》。這部書以充分的材料，剖析了國民黨政府的財政制度。由於該書觸到了國民黨當局的痛處，出版不久就被查禁。

民國26年後在暨南大學商學院兼任教授。民國31年，隨暨南大學遷往福建建陽，任暨南大學商學院教授、國際貿易系主任、校代教務長。民國32年，轉到英士大學任教授、法學院院長、校教務長。

抗日戰爭勝利後，於民國35年回到上海，在上海商學院任教授、工商管理系主任，同時兼任上海法學院教授、工業經濟系主任。這一時期，繼續結合國內外形勢作經濟研究，對社會經濟狀況進行分析。民國35年8月，在《中國建設》雜誌上發表《當前中國經濟之剖析》，批判了當時所謂高物價促進生產的理論。指出國民黨統治區的物價上漲，是與國民收入和社會購買力的下降相併進，因而不但不會促進生產，並且會因購買力的萎縮而使生產愈陷於衰退。又因國民黨當局通過財政手段而進行的國民收入再分配，使低落的購買力更加趨於偏窄和集中。這種局面，對整個國民經濟來説，已是一個崩潰的前兆。他預言，國民黨統治區“空前的經濟大動亂，大破產，大恐慌，也許即將在最近期內爆發。”不久以後，國內局勢急轉直下，預言很快變成現實。

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任上海財經學院教授、工業經濟系主任，是參加過毛澤東主持的座談會的上海著名教授之一。50年代初期，為了迎接大規模經濟建設，迫切需要在廣大幹部中普及政治經濟學知識。接受組織委託，向上海各系統幹部作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輔導報告，是當時最受歡迎的報告人之一。他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撰寫了《資本與剩餘價值》、《資本的循環與週轉》、《資本主義再生產》、《社會主義再生產》等政治經濟學基礎知識叢書，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58年調到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主持工業經濟研究組的工作，曾主持《中國工業管理講義》、《簡明工業經濟辭典》等書以及《辭海》部門經濟學部分的編撰工作。1964年5月，在《人民日報》發表《加強部門經濟學的研究》，提出，加強對中國部門經濟現實問題的研究，包括建設經驗的總結和建設中新問題的探索，既是建立和發展中國部門經濟學的基本道路，也是深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的一條途徑。1978年後，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經濟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還主編了《上海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展簡史》，199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還先後任上海市經濟學會會長、名譽會長，上海市企業管理協會副會長、中國企業管理協會常務理事，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第一、二、三、四、五屆委員，第六屆常務委員，上海市第三、四、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