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評傳

《孔子評傳》對孔子的生平事略作了微觀有徵的考據，對其所處的社會背景作了知人論世的探討，並側重在闡論孔子以“仁”的人生哲學為核心而展示的倫理、政治、經濟、教育、文獻整理的思想底藴，介紹了源遠流長的孔子思想在中國本土內外的廣泛傳播和影響，也未迴避兩千年來對孔子的各種誤解、誇飾、歪曲，更以大量的篇幅對孔子言行思想中的糟粕及對後代產生的惡劣影響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4-5]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由匡亞明教授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起，由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組織編撰，總計200部、6000餘萬字，是南京大學文科重要的標誌性工程，凝聚了當代一批學有所長專家的集體智慧。叢書的學術顧問包括丁光訓、王元化、安子介、趙樸初、馮友蘭、張岱年、楊向奎、任繼愈、蘇步青、程千帆、杜維明等數十位學者。他們與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共同研討，從2500年曆史長河中選取了270多位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領域的傑出人物作為傳主，從整體組合上奠定了中華民族傑出人物思想研究的格局。2006年，該叢書全部編撰完成，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孔子評傳》即該叢書開卷之作。 ^[6] 

該書體現了作者堅持馬克思主義對待文化遺產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實事求是，批判繼承，古為今用，取精創新。該書貫徹始終的“三分法”就是上述原則的形象演示，“即：一、對其封建性糟粕進行批判和清除；二、對其人民性的精華進行繼承和發揚；三、對其封建性和人民性相混雜的部分進行批判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即揚棄”。“明顯為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和階級倫理關係的思想言論”（如“忠君尊王”、《武》曲“雖盡美，未盡善”等）“必須予以嚴肅批判”，“含有人民性、進步性內容的思想和言論”（如“天下為公”“大同”“仁”等），“可以作為借鑑”，“關於學習態度，學習方法等思想言論”，“孔子思想中至今尚閃耀着光輝的部分”（如“學而時習之”“敏於事而慎於言”“三人行必有我師”等等），可以作為有益箴言，“加以繼承和發揚，真正做到‘古為今用’，從而豐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內容”。該書所顯示的這一繼承必須批判，批判為了繼承，繼承為了創新，創新必須繼承的辯證關係，是作者的一大貢獻，它決不是讚揚任何封建毒素，重複着“半部《論語》治天下”的笑話，更不存在“把馬克思主義地位輕易地讓給孔子”。“決不能割斷歷史”，而要“批判繼承”“推陳出新”，“只有用人類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等等已成為人們的常識和共識，在該書中有着成功的體現。

該書熔本義、他義、己義於一爐。例如結合孔子時代的生平際遇，説明那個時代的思想何以會發生把視野從“天”向“人”的轉變，追溯了“仁”字的來歷以後，指出“仁”的人生哲學思想何以會由孔子提出來，並進一步揭示孔子“仁”的內在藴涵和自身特質等等。如果説該書對孔子自身思想的闡述屬於本義的話，那麼其他的“仁”產生的原因等，則屬於作者的己義。這己義至關重要，因為它顯示了該書的特色和作者的學風，以及孜孜以求的目標——恢復孔子的歷史面貌，弘揚中國優秀文化，服務於創建中國特色的精神文明。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己義的闡發，相當程度上藉助於“以世論人”的方法，作者在該書序言中特加説明何以要增加《孔子時代的社會背景》一章，就因為要了解孔子其人其思想的根源，必須首先了解和闡明西周社會的性質（不如郭沫若所説的是“奴隸社會”，而是如范文瀾所説的是“封建社會初期”），因為尋根究底，孔子受西周影響深，嚮往併力圖光大西周的種種美好之處，就有可信度和境界都高的立腳點。因而做不到“以世論人”就無法“以人論世”，“就無法真實反映孔子的思想面貌”。 ^[5] 

匡亞明（1906年—1996年），教育家，江蘇丹陽人，1924年參加革命，1926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共山東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華東政治研究院黨委書記兼院長、中共華東局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等職。1955年—1963年任東北人民大學（後更名為吉林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1963年起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1991年被任命為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晚年主持編寫“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著有《孔子評傳》《求索集》《匡亞明教育文選》等。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