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第鴻

姚第鴻，1910年出生于山西省河津縣。其父姚以價是同盟會員，響應辛亥革命率先在山西舉義的首領。於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任中共濟南市委委員、團市委書記，6月當選為省委委員。 ^[2] 

1927年考入開封省立高中，曾被推選為學生會主席。

1928年在開封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0年因參加學生運動被捕。釋放後轉入到濟南山東省立高中學習，很快與濟南黨團組織接上關係，積極投入地下鬥爭。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1年3月任中共濟南特支委員兼共青團濟南特支書記。直接指導了濟南正誼中學、愛美中學等校學生反對當局增收學費和濟南鐵路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鬥爭。同年6月任中共濟南市委委員、團濟南市委書記。

1931年8月任齊魯大學黨支部書記。

“九一八”事變後，積極發動學生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同年12月，參與領導了濟南學生南下請願鬥爭。

1932年1月，任中共山東省委委員、共青團山東省特委書記。在白色恐怖十分嚴重的情況下，利用家庭的特殊地位(其父為 姚以價)，掩護革命同志。

1932年3月被捕，後交其父“按家法處置”。同年冬去日本東京留學，參加中華留日同學會等進步組織。

1937年上半年回國。“七七”事變後，到國民革命軍第三路軍政治幹部訓練班工作。不久，中共魯西北特委為其恢復組織關係。同年10月，中共山東省委派他與張維翰率領第三路軍政治幹部訓練班學員240人到聊城協助範築先抗戰，擔任範築先的秘書。

1938年11月中旬，日軍3000餘人分三路侵犯聊城。姚第鴻和政治部已撤出聊城，當他發現範築先未按原計劃離開，遂返回城內，被日軍包圍在城內。範築先率衞隊營、手槍連、遊擊營守城，姚第鴻也奮不顧身地參加了戰鬥。部隊與日軍激戰到15日，雙方傷亡都很大。日軍在得到增援後再次強攻進入城內，雙方展開激戰，姚第鴻協助範築先指揮守城，最後在激烈巷戰中壯烈犧牲。 ^[2] 

1932年1月，姚第鴻被任命為共青團山東特委書記，領導北園鄉師、正誼中學等校黨團組織工作。在此期間，他常常利用家庭的特殊地位和父親的影響，掩護革命同志。他在自己的單間宿舍中增加一個牀鋪，讓從事秘密活動的同志居住。他經常在生活上接濟困難同志。姚第鴻還瞞過父親，偷偷使用他在火車站經常停放着的兩節備用車廂，作為黨組織召開秘密會議的場所。由於姚第鴻在黨組織中的頻繁活動和影響不斷擴大，他的行蹤終於被敵人察覺，他及時向黨組織反映情況，在敵人動手之前，讓黨組織安全轉移，而他自己卻因此受到株連，被迫流落異地他鄉。對此，姚第鴻明確表示：“前不久我們有十名同志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獻出了年輕而寶貴的生命，我個人還有什麼捨不得丟掉的呢?我的責任就是掩護負責同志這樣做才無愧於黨的培養，也才能對得起黨。”經此變故，他與黨組織暫時失去了聯繫。 ^[3] 

幾經輾轉，他於1935年又到東瀛日本留學。身居異國的姚第鴻，沒有忘記一個共產黨員的歷史責任，沒有放棄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信念。在日本，他主動參與青年學生的革命活動，先後與其他留日學生組織取得了聯繫並參加了社會科學研究社，世界名著編譯社和東京駐華留學生聯合會。1936年，他組織發動大批留日青年學生，書寫標語，散發傳單，以大量事實揭發許世英的親日賣國罪行，打擊了親日分子賣國求榮的反動氣焰。 ^[3]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值此國難當頭之際，姚第鴻再也無法置身域外，他放棄學業，憤然回國。1938年7月，他這隻離羣六年的“孤雁”終於找到黨組織，回到了母親的懷抱。他從此覺得心明眼亮，渾身有使不完的勁，整天不知疲倦地為黨的工作奔忙，以極大的革命熱情投入到全民族抗日戰爭的偉大洪流之中。 ^[3] 

1938年11月中旬，日軍重兵進犯山東聊城，姚第鴻時任山東第六區政治部主任。他受中共黨組織的安排先行撤出聊城，後又奉命返城，指揮撤退。由於敵眾我寡，聊城很快失守。殘暴的日軍緊接着進行了全城大搜查，聊城處於一片腥風血雨之中。在11月16日那個寒冷陰沉的早晨，日軍從狀元街民宅中搜到了姚第鴻等七人。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姚第鴻等憑藉有利地形的掩護，同敵人展開了一場短兵相接的巷戰。終因彈盡無援，被敵人抓獲。在萬壽宮刑場上，姚第鴻大義凜然，視死如歸，高呼口號，痛斥日軍。隨着一聲淒厲的槍聲劃破沉悶的天空，姚第鴻這位英雄的漢子倒在了血泊之中。 ^[3] 

姚第鴻（1911—1938），乳名虎子，化名夢熊，山西省河津縣人。抗戰初期曾任山東第六行政督察專區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

姚第鴻幼年在家鄉小學讀書，1924年高小畢業，同年春隨父到北京，考入匯文中學，1927年隨父到河南，考入省立開封高中讀書。姚第鴻在此結識了地下共產黨員楊獻珍老師，開始閲讀進步書刊，發表進步文章，探索救國救民真理。1929年，他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下半年，姚第鴻入齊魯大學讀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1年1月，中共濟南特支遭到國民黨地方當局的破壞。3月，中共山東省委調青島市委宣傳部長鬍萍舟來濟南，負責整頓恢復特支，籌備建立市委。經過胡萍舟、姚第鴻等人的艱苦工作，不久濟南各區支部，特別是各學校的學生支部和鐵路工人支部都組織起來，發展共產黨員近40名，還恢復了中共濟南特支，建立了中共濟南市委和共青團濟南市委，姚第鴻擔任市委委員和團市委書記。

1931年6月，新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滕英齋(原名陳逵，後被捕犧牲)，在青島嶗山飯店主持召開中共山東省委擴大會議，改組中共山東省委。姚第鴻應邀參加會議，當選為中共山東省委委員。8月，共產黨組織派他以齊魯大學的學生身份為掩護，到齊魯大學開展地下工作。

“九一八”事變後，山東的中共黨組織、團組織獲得了發展。姚第鴻在中共濟南市委、團市委指揮下，發動五六千名青年支援平津數萬青年去南京請願示威活動。中共濟南市委為防止國民黨特務破壞，曾利用姚第鴻父親姚以價的專列作秘密場所，刻印蠟版，印刷傳單，並在姚以價的公館掩護中共山東省委負責人。共產黨的黨團幹部在濟南不能立足，往往由姚第鴻資助逃往外地。姚第鴻為救同志之急不斷向繼母甚至自家傭人告借，利用家庭為共產黨做了很多特殊的工作。

1932年1月，共青團山東省特委成立，姚第鴻擔任書記，是中共山東團省委最年輕的負責幹部。3月20日，濟南中等學校和教育部門被韓復榘捕去師生和職員70 餘人，濟南形勢頓趨緊張，中共山東省委決定把印刷設備秘密存放在韓復榘為姚以價配備的兩節專用火車車廂裏，後來被軍警發覺，當時的《申報》《時報》等競相報道。姚以價受韓復榘之令，對姚第鴻進行“家法”處置，將其禁錮在家中， 不準外出。後又強令其東渡日本留學，試圖割斷他與中共黨組織的聯繫。

姚第鴻在日本一邊學習，一邊繼續從事革命活動，曾參加雷任民等人組織的社會科學研究會以及中國留日同學會。1936 年，他參加了社會科學研究會、世界名著編譯社和中國留日同學會聯合發動的反對國民黨駐日大使許世英親日賣國鬥爭。

1937 年七七事變爆發前夕，姚第鴻由日本回到山東。他利用其父的關係，來到聊城抗日愛國將領範築先第六區遊擊司令部政訓處任秘書，協助其進行抗日活動。不久，中共魯西北特委根據姚第鴻的一貫表現，並與在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的王闌亞取得聯繫，恢復了他的組織關係。

1937 年10 月，中共山東省委派姚第鴻等率領第三路軍政治幹部訓練班學員240 多人，到山東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範築先部( 駐聊城) 開展抗日工作。姚第鴻任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姚第鴻等人堅決貫徹共產黨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為爭取、團結範築先抗日做了大量工作，他們幫助範築先組建抗日武裝，還直接建立了堂邑縣第一遊擊大隊，並以此為基礎組建成範部第十支隊；還推動範築先任命了一批共產黨員為所轄縣縣長，很快打開了魯西北地區的抗戰局面。

1938 年11 月中旬，日軍3000 餘人分兩路侵犯魯西北地區，其中，一路有步兵、騎兵、炮兵共400 多人，汽車10 餘輛，從東阿渡過黃河進犯聊城。範築先原擬率三個團在城外阻擊日軍，另調幾個縣的駐軍包抄日軍後路，將其殲滅在聊城外圍，留少數部隊守城。由於內部頑固分子的干擾和破壞，這一計劃落空。13 日，大部軍民已疏散。14 日凌晨，姚第鴻和政治部人員也撤出聊城，他們離城18 裏後發現範築先未按原計劃離開聊城。中共魯西北特委決定姚第鴻等人返回城內，催請範築先按原計劃出城指揮戰鬥。因國民黨頑固分子阻撓範築先出城，拖延了時間，使範築先、姚第鴻出城時， 日軍700 餘人已在飛機配合下包圍了聊城，範築先只得率衞隊營、手槍連、遊擊營守聊城。範築先指揮部隊與日軍激戰，姚第鴻奮不顧身地參加了這場戰鬥。15 日，日軍在得到增援後再次強攻，經過血戰，上午9 時日軍攻陷東門， 11 時攻破其他城門， 姚第鴻協助範築先指揮守城，最後在激烈巷戰中壯烈犧牲。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