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翰

張維翰(1906-1979.10.11)，河北邯鄲市館陶縣南彥寺村人，幼時家境貧寒。二哥張維璽為生活所迫入馮玉祥部隊當兵，後因戰功卓著而不斷得到提升，到1920年時已升任第十六混成旅步兵第三團團長，這才使他們的家境隨之富了起來。排行老五的張維翰，也便有了隨母親由南彥寺村到北平上學的機會。1915年，張維翰隨母親來到北平，進了由馮玉祥辦的第十六混成旅軍官子弟學校（1922年改名為育德中學），張維翰在此與彭雪楓結識。育德中學校長是愛國民主人士餘心清，而當時東城區學生運動的領導人，正是他的摯友彭雪楓。彭雪楓是馮玉祥部軍官彭雨亭的侄子。 ^[2]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張維翰毅然投身到學生運動之中。他參加了彭雷楓同志組織的下鄉宣傳隊，在鄉村召集羣眾大會，揭露帝國主義的暴行，啓發羣眾民族意識和愛國熱情。1926年，馮（玉祥）、吳（佩孚）戰爭，使學校解散，張維翰也被迫返回原籍。當時，他已初中畢業。返鄉後，張維翰看出了舊中國癥結的所在，居黑暗中而不停探索，希望悟出拯國救民的真理。也就是這時，他到了西北軍所在地西安。當時，西安革命空氣高漲，共產黨公開活動，到處都能聽到打倒帝國主義、土豪劣紳的口號。在那裏，張維翰求教於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尚尉南先生。尚先生給他講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學説、黑格爾哲學、社會發展史，以及傅立葉、普魯東的烏托邦空想社會主義，使他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啓發和教育。張維翰把所學理論和西安革命空氣聯繫起來，使他對中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學説有了一個初步的認識。

1926年，西北軍在開封辦了一所訓政學院。張維翰得知這個學院的院長是原育德中學校長餘心清，就約集了育德老同學彭雪飄、趙子眾、牛連文等，於1927年在開封共同考入該院專修班。該校的學生都是些政界舊人員，只有他們幾個是青年學生。於是他們緊緊地團結在彭雪楓、趙子眾周圍，看進步書籍，探討救國救民的真理，向其他學生宣傳革命道理。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韓復榘又投靠了國民黨。張維翰等幾個思想左傾的學員在校很突出，隨時有被捕的可能，經和彭雪楓同志商量，一同離開學校，到鄉間躲避。

1929年夏，張維翰和彭雪楓、趙子眾等同學考入北京民國大學政治系，彭雪楓因家貧付不起學費，張維翰即節衣縮食資助他。他回憶這段往事時常講:“我給他的資助是微乎其微的，而他對我們的影響最大，思想幫助最深刻，給我指明瞭一條走向革命的道路。”1933年，許多進步教授被辭退。張維翰目睹這一狀況十分憤慨，以拒絕上課表示抗議。因此，後期的學業是他自修完成的。張維翰在學校時，頗長體育，參加民大足球隊與外國人比賽時，他們打着“民族精神，體育救國”的錦旗，以增強愛國主義和民族自尊感。

1930年後，因馮玉祥的失敗，張維翰家庭也不再發展。多年的生活經歷，使他飽嘗了舊社會爾虞我詐、互相傾軋的官窗作風深深地瞭解了廣大勞動人民所受的苦難，痛恨剝削階級、厭惡坐享其成的家庭。當時，他是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憑着正義感和一腔熱血，與反動勢力展開了鬥爭。在沂水縣，他曾挺身而出反對縣長張裏元的驕奢蠻橫、魚肉鄉民，因此受到懲戒。在牟平縣，他揭發了縣長貪污受賄行為。“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形勢一天天緊張，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目睹任人宰割慘狀的維翰，更激起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憎恨，他痛斥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反革命口號，決心盡力團結抗日。他首先找到陳佔雲（韓復渠的一個營長，後參加革命隊伍，魯西北抗戰中犧牲）、王致遠等人，秘密活動，爭取了韓復桀軍隊中的下級軍官20餘人，暗中約定：“團結抗日，抗戰救國，倘若戰爭爆發，即拉所屬部隊到敵後打游擊，至死不許後退”。同時，張維翰又在濟南發動成立了“育德同學會”，力主抗戰，並擬再立育德中學，進行軍訓，儲備抗戰一骨幹力量。張維翰到南京找馮玉祥，希望馮玉祥能支持他們，出山抗戰。這些人團結起來，形成一股主張抗戰的強大勢力。在抗日戰爭中，他們絕大部分都成了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的戰鬥骨幹，許多人為反對帝國主義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3] 

1936年，張維翰調任聊城專署秘書。 ^[9]  當時，聊城專署主要職位為“國民黨CC派”所把持。維翰到任後，立即約來共產黨員趙伊坪（後任魯西區黨委秘書長，1939年犧牲）、張廉芳、牛連文、王致遠、冉光遠、王化雲等人，並聯系範築先的左右，在聊城專署中形成了一股進步力量，和“國民黨CC派”作了堅決的鬥爭，使進步勢力佔了主導地位，也為以後魯西北地區的鬥爭積蓄了革命力量。“雙十二”事變後，國共合作，黨中央派彭雪楓作為中央代表到北平，彭雪楓遂信約維翰到北平會面。分別7年多，他們又重在北平相聚，心中都不勝感慨。彭雪楓與張維翰講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及紅軍長征二萬五千裏，粉碎國民黨圍剿，勝利到達陝北的事蹟，這些都深深地啓發和教育了維翰。在北平張維翰也向彭雪楓介紹了團結三路軍中下級軍官，倘使戰爭打起來，共同誓約在敵後打游擊的革命活動情況，以及聊城積蓄革命力量的情況。張維翰講到魯西北歷史上就是農民暴動的策源地時，彭雪楓聽了很高興，認為中共完全有可能去魯西北建立根據地，即決心隨張維翰到山東一行。1937年5月，他們先到了濟南。在那兒動員了韓復架部的一些年輕軍官，後又到了聊城。彭雪楓同志每到一地除了調查瞭解情況外，還宣講國內外的政治形勢和中共的方針、政策。這一段時間，張維翰與他朝夕相處，從他的身上學到了許多革命經驗和方法。1937年5月，彭雪楓在聊城親自介紹張維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3] 

彭雪楓同志到聊城後，制定了在魯西北工作的基本方針，即“盡一切力量爭取範築先，為開闢魯西北抗日根據地作準備”。當時，作為共產黨員的張維翰同志，忠實地執行了黨的這一方針政策。他利用其二哥和範築先的舊軍友關係，多次與範長談，向他傳輸進步思想，啓發他的民族意識和覺悟。日寇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後，在省委同意下，張維翰約範築先到濟南，他們在津浦旅館，就抗戰形勢和魯西北情況一直長談到深夜。張維翰代表黨向這位老人傾吐了肺腑之言，這些話深深打動了他的心，從而堅定了他依靠共產黨，在魯西北抗戰到底的決心。

1937年9月下旬，日寇大兵壓向山東境內，魯西北成立了“山東第六專區抗日遊擊司令部”。但是政訓處長這一要職被“國民黨CC分子”所把持。張維翰在濟南多方奔走，先後找到在中共山東省委工作的趙伊坪同志和牛連文同志商量。在山東省委的幫助下，由山東省政訓處直接任命張維翰為第六區政訓處長，從而打破了國民黨右派在第六區的統治局面。從此，這個處對外是第六區的行政機構，對內則是中共魯西北特委領導抗戰的一個辦事機構。正是張維翰及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中共在魯西北掌握了抗戰的主動權。當時在政訓處任職的有張霖之、姚第鴻及維翰等許多優秀的共產黨員。他們是魯西北抗戰中的中堅和領導力量。以後，他們通過這個黨的領導機構，逐步發展到有8千黨員和上萬名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員的魯西北抗戰的核心力量。隨着鬥爭形勢的不斷髮展，政訓處擴編為政治部，張維翰又任該部主任。

1937年10月，日軍侵佔德州，聊城形勢緊張。張維翰受範築先委派到濟南通過中共山東省委約請邵子言、管大同等12名共產黨員到聊城工作，並與趙伊平、齊燕銘共同從第三集團軍政訓班挑選240名學員分三批到聊城參加抗戰。 ^[6]  1937年10月16日下午5時，張維翰帶三批學員到達聊城，見範築先正準備撤退，張維翰急忙找到範築先。當時範築先接到韓復桀要他率部急速向黃河南撤退的命令，巳命令所屬全部人馬撤到齊河渡口，他亦準備在那幾觀望一下形勢，思想有些猶豫。當時，範勸張維翰隨他一起撤走，張維翰想到黨交給他爭取範築先、堅持華北抗戰的任務時，堅定地回答：“你走吧，我堅決不走！我在濟南領來了240名青年學生，他們都是決心抗戰的志士。現在這裏還有不少你所聘請的共產黨員和民先隊員，他們一定願意留下和我一道抗戰。我有這部分力量，日寇來了，能守就守，不能守就拉到農村打游擊。”範築先沉默了一會説:“這也好，我給你留下聊城縣印，委派你代理縣長，以維持地方治安，還給你留27條步槍和2000元現金，你組織人去吧。”16日晚12點左右，範築先率專署和保安司令部人員八、九百人離開了聊城。11月18日，張維翰到前方和姚弟鴻同志再次做範築先的工作。經張維翰和姚第鴻同志一再做工作，範築先決心留在黃河北守土抗戰。是夜，他令秘書擬好文稿，11月19日通電全國。電文中表示了魯西北將士“守土有責，裂眥北視，決不南渡，誓率我遊擊健兒和武裝民眾與日寇相周旋。成敗利鈍，在所不計，鞠躬盡瘁，亦所不辭”的抗戰決心。

在魯西北抗戰初期，張維翰和其他同志一起，在黨的領導下，爭取了範築先和共產黨合作，開創了魯西北抗戰的新局面。1937年底，魯西北特委為了建立黨的基本武裝，分派大批幹部到各地積極組織游擊隊。這些幹部在地方黨的幫助下，很快發展了幾十人或百餘人的武裝。特別是以洪濤同志擔任隊長的堂邑第一遊擊大隊，發展最快，成為中共在魯西北創建的第一支核心武裝。

1938年1月底，以堂邑第一遊擊大隊為核心，成立了第十支隊，張維翰同志為司令員。十支隊成立後，黨號召全體同志為擴大十支隊而努力。這一號召引起了全黨及全體政工人員的注意。首先在政工人員方面響應這一號召，每人抽出津貼3元到7元的數目給十支隊買機關槍，張維翰同志把多年積蓄的數百元全部捐出。這次共募款2700多元，為十支隊買了23挺機關槍及數支衝鋒槍，子彈上萬發，從此成立了機槍營。此外，地方黨與政工人員為卡支隊爭取了館陶偽軍李風藻部，爭取了冠縣民團宋鳳歧部，吸收了二專區的教導隊，收編了二十五支隊。十支隊在黨的領導下，迅速發展壯大。這支部隊為鞏固和發展善西北抗日根據地，鎮壓投降賣國的反動勢力起了決定作用。 ^[3] 

1938年5月，在範築先的支持下，魯西北特委以六區政訓處的名義，在聊城召開了政治工作擴大會議。會議決定把“山東第六區遊擊司令部"改為“魯西北抗日遊擊總司令部";把政訓處改為政治部，任命張維翰為主任，姚弟鴻為副主任，並將政治部升格與司令部平級。 ^[10] 

1938年11月15日，由於國民黨破壞，聊城失陷，範築先殉國，魯西北的抗戰力量分化瓦解了，根據地呈混亂狀態。 ^[3]  張維翰與陳賡、李聚奎領導的部隊協同作戰，鞏固了魯西北抗日根據地 ^[5]  ，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中保存、發展並壯大了這支抗日武裝。在與敵偽頑的鬥爭中，他們配合陳賡同志的部隊，一舉殲滅了王來賢部5000人，鞏固了魯西北抗日根據地。

1939年1月，為紀念民族英雄範築先，遵照八路軍總部的指示 ^[7]  ，對在魯西北的抗日部隊進行了整編，以張維翰領導的十支隊為核心，編入六、七、二十五支隊和二十三支隊、民軍第一路各一部，組成築先縱隊。這支10000多人的隊伍成為八路軍的一支主力部隊，張維翰被任命為縱隊司令員兼魯西北行政委員會主任。由於築先縱隊和陳庭、李聚奎分別領導的部隊協同作戰，與數倍於我的日寇進行了頑強鬥爭，粉碎敵人的大掃蕩，扭轉了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的艱苦局面。 ^[3] 

1940年5月，張維翰領導的部隊調到冀南，此時築先縱隊和李聚奎同志領導的先遣縱隊合併成立了一二九師新八旅，張維翰同志任該旅旅長。 1942年，新八旅與冀南三分區合併，他任分區司令員。 ^[2] 

1943年10月，張維翰由冀南三分區到達延安，通過考試，進入中央黨校二部十六支隊學習。 ^[2]  1945年，中央考慮到張維翰在魯西北抗戰做出的貢獻，把他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籌委會委員。 ^[3] 

張維翰是中共的優秀黨員。在長期艱難困苦的戰爭年代裏，他堅定不移地跟黨走，在敵人的收買和威逼下經受住了嚴峻考驗。抗戰初期，由於魯西北複雜特殊的鬥爭情況，敵人深知維翰在爭取範築先抗戰鬥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即對他施展了種種陰謀來進行策反活動。聊城失守後，國民黨鹿鍾麟為了分化瓦解中共的抗戰力量，曾用國民黨將軍銜來收買他，並派人送來委任狀，企圖勸維翰投敵。見此情維翰拍案而起，當即把委任狀撕得粉碎，嚴辭痛斥這種卑鄙收買，表示堅決跟共產黨抗戰到底決不動搖。敵人見軟的不行，就用萬大洋懸賞要維翰的頭，並施毒計，抓走了維翰的父親，以若不投降就殺其父相威脅。維翰卻堅定地説，“任其殺害，也不能動搖我的決心”。 ^[3] 

1948年張維翰正準備率.領部隊南下，組織考慮到張維翰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及大部隊南下後冀南地區會有複雜的鬥爭，即讓他隻身留下，組建新的武裝力量，以鞏固政權。在抗戰初期就是旅級領導幹部的張維翰對這一決定毫無怨言。他離開了自己親自組建和發展起來的這支部隊，投入到更艱苦的鬥爭中。他以驚人的毅力和很強的組織能力，依靠地方幹部和廣大羣眾，克服了種種意想不到的困難，建立了各級武裝力量，健全了各級政權，粉碎了地方反動勢力的進攻。 ^[3]  1948年3月，張維翰任冀南三地委武裝部長。1949年8月，張維翰任邯鄲軍分區司令員。

新中國成立後，張維翰先後任中共邯鄲地委常委，邯鄲軍分區司令員。因他學生時代就愛好體育運動，1940年又在太行山八路軍全軍運動會上得過總分第一名，就選派他去廣州當了軍體校的副校長。後軍體校撤銷，軍委成立國防體育協會，他調任國防體協陸上運動部部長。1958年11月，國防體協併入國家體委，他從部隊轉業到國家體委任陸上運動司司長，直至1963年7月離職休養。1955年授大校軍銜。 ^[2] 

因張維翰的出身及魯西北當時革命鬥爭比較特殊，情況錯綜複雜，加之敵人施展陰謀詭計，組織上在一段時間裏對張維翰同志並不信任。國民黨曾想以高官收買張維翰，雖遭張維翰的痛斥，但在幾次運動中卻因此事受到審查。特別是解放初期，張維翰又被誣陷受到降級、降職的冤枉處分。在重新分配工作時，許多同志都勸他“打官司”弄清事實後再上任，張維翰卻説:“我這一生對得起革命，問心無愧，我得先去工作，相信組織總有一天會對我作公正結論。”這樣張維翰毅然奔赴被降職使用的工作崗位。儘管含冤20多年，儘管許多老部下後來的職務比他高，但他從未消極止步，總是任勞任怨、兢兢業業為黨工作。直到三中全會以後，他的冤案才得到徹底平反。

張維翰同志作風正派，為人平易誠懇，對同志高度負責。“文革”開始後，張維翰同志被加上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被隔離審查。與此同時，在魯西北工作過的許多老同志，特別是一些在範築先部隊搞統戰工作的老同志相繼被打成“國民黨”、“土匪”、“歷史反革命”等。身為當時主要領導者之一的張維翰同志不顧個人安危，本着尊重歷史和實事求是的原則，為幾百人寫了證明材料。有時一天要接待十幾起，而且連夜寫出旁證材料。一次因為勞累過度而昏了過去，第二天我們勸他休息，他卻説:“這些材料早點寄出去，就有可能使人家一家子得救”。

為了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告慰死者，勉勵後人，張維翰決心把魯西北這段革命鬥爭史完整、真實地記錄下來。他不顧七旬高齡，每天伏案寫到深夜，當十幾萬字的《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簡介》最後一稿寫完後，維翰病倒了，經檢查已是癌症後期。即使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仍以頑強的毅力，忍受病魔的巨大痛苦，對寫出的回憶錄進行修改，直到逝世前幾天，還向人們艱難地講述這段歷史，最後一次在一位同志的外調材料上籤了字。 ^[3]  歷經八載，三易其稿， ^[8]  撰有《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簡介》，《中共和範築先合作發動魯西北抗戰的經過》等20餘萬字的革命回憶錄。 ^[9] 

1979年10月，張維翰病故於北京。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