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惠泉

辛亥革命爆發，惠泉加入上海學生軍第二隊，隨軍進入南京，時僅16歲。後入上海第二師範，畢業後，在南京東南大學教育訓練科工作，積極參加反對袁世凱稱帝的鬥爭和“五四”運動。

1921年（民國10年）8月，擔任上海閘北飛虹小學校長。1925年，調任上海縣教育局課長兼督學，由紐永建介紹參加國民黨，歷任閘北區分部委員、區黨部監察委員。1927年，發動組織義演、義賣，募款數千元交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支援革命軍。募款為冷欣、陳德徵等中飽，惠泉檢舉，反被誣為反蔣赤色分子，於次年登《新聞報》宣佈開除其國民黨籍，又被迫辭去教育局職務。

未幾，由黃炎培介紹供職中華職業教育社，並協助鄒韜奮編輯《教育與職業》、《生活》等刊物。1929年，任職教社總務主任，負責籌建華龍路（今雁蕩路）新辦公樓。後調任農村服務部主任，協助黃炎培在崑山徐公橋、蘇州善人橋、鎮江黃墟等地組建“農村改進區”、“農學團”和農村改進試驗學校，在上海辦“漕河涇農學團”，延請老教育家黃齊生主持，培養農村教育工作人才，並於農學團附近設“滬郊農村改進區”為實驗場所，以期實現“野無曠土，村無遊民，人無不學，事無不舉”的理想。

1932年“一·二八”戰起，惠泉代表職教社多次徵集寒衣、軍需物資支援抗日前線，組織救護隊救護前線傷兵，押送募捐物資，途遭日機襲擊，車毀。上海市地方救濟會贈以“見義勇為”匾額，跋語有“國家不宜有此事，社會不可無此人”之句。1937年“八·一三”淞滬之戰，惠泉配合上海市民協會支前，派農學團學員協助難民收容所實行難民自治，舉辦難民生產自救、文娛活動。

1937年下半年，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和上海各界救亡協會以聚餐會形式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惠泉參加“星一”和“星四”聚餐會，與進步人士一起，積極參加社會各界的捐獻活動，把大量物資和一批武器運送給新四軍、八路軍。1938年春，支持上海職業界救亡協會中的中共黨組織，以其任主任的第四中華職業補習學校的名義舉辦“現代知識講座”，被稱為“上海的抗大”。1939年，又以上海市地方協會的名義協助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組織第二批上海民眾慰勞團赴皖南慰問新四軍。上海淪陷後，中華職業教育社內遷，上海設辦事處，惠泉為負責人。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租界，惠泉被人出賣，兩次被日本憲兵隊拘捕，嚴刑不屈，書寫遺囑，誓死抗爭，在各方人上奔走營救下始得脱險。汪偽特務曾在其家門口放置炸彈，趁其坐汽車外出時，開槍射擊，均倖免於難。

抗日戰爭勝利，惠泉集資創辦中國藥物建設公司（今長征藥廠），任副經理。以藥廠作為新四軍在滬聯絡點，利用藥廠購售藥物之便，為新四軍運送物資；通過第四中華職業補習學校為新四軍培訓無線電技術人員。1946年參加民主建國會，任上海縣復員委員會委員、參議員，抨擊弊政，伸張正義。與滬上耆宿一起發表宣言，呼籲國民黨停止內戰。在縣參議會上提出緩徵兵，減徵糧，松江專區各縣紛起響應，江蘇省長王懋功大加詰責。1949年春，利用與陸根泉私人關係，通過同鄉陸勳，從陸根記營造廠取得剛營建的國民黨軍隊湯恩伯部在上海四郊碉堡戰壕的分佈簡圖底稿，設法密送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

新中國成立後，惠泉歷任江蘇省蘇南人民代表會議副主席、蘇南行署上改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政協常委、民主建國會上海市委常委，上南、滬閔南柘兩交通公司董事長，被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抗美援朝期間，向志願軍捐獻上海藥物公司止血劑“仙鶴草素”5萬支，並減價三分之二持續供應。於職業教育始終滿腔熱誠。1976年，年登耄耄，仍出任中華職業教育社上海分社社務委員會主任，支持恢復上海中華職業補習學校。1988年11月9日病逝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