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難尋

《好人難尋》講了貝利一家六口準備驅車去佛羅里達度假，有點自大又嘮叨的老祖母不想去佛羅里達，想去田納西，於是一路竭力説服兒子改道異地度假，説報紙報道有個兇惡的殺人犯叫“不合時宜的人（The Misfit）”越獄了，正逃向佛羅里達，那裏太不安全，一路上，她大談特談自己年輕時候的經歷，一家人欣賞着沿途的風光，表明上風平浪靜，實際上危險正步步逼近，老祖母帶的貓驚嚇了貝利，汽車翻進了溝裏，車禍讓故事轉向另一個方向，“不合時宜的人”終於登場了。一家人困在溝裏，毫無防備地向路過的車輛求援，才發現下來的正是他們談論的逃犯“不合時宜的人”和他的同夥，這個逃犯一邊鎮定自若，彬彬有禮地和老祖母説話，討論聖經，討論上帝，一邊不露聲色地指揮同夥把貝利一家人包括小孩一一槍殺，最後，“不合時宜的人”連開三槍打死了老祖母，還説如果她活着的時候每分鐘都有人開槍打她，她倒會成為一個好人的。 ^[3] 

二戰後，在工業革命和經濟浪潮的衝擊之下，壟斷資本主義在美國迅速發展，整個社會進入了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階段。戰後的美國人一切以物質來衡量，信仰幾乎消耗殆盡，人們處於一個孤獨、無助的境況，整個社會處於一個精神荒原的階段。原來南方那種重視風度和等級的價值觀也在以經濟為中心的社會價值觀下被摧毀得支離破碎，人們的心靈找不到依託，容易走向極端，暴力慘劇便成了現代社會的問題。隨着原有宗教信仰的沒落，傳統觀念的僵化，再加上工業革命的負面影響，西方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演變成一切以金錢和物質為中心，人們難以找到精神的家園，心靈沒有正確的價值觀作為依託，造成整個西方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冷漠、隔離，自我為中心，好人難以尋覓，而不斷髮生的暴力慘劇更使人人自危，猶如生活在罪惡的世界裏。為了喚醒麻木不仁的民眾，奧康納將死亡與救贖作為她作品的主題，讓他們意識但自己所處的環境，從而得到救贖。因而她創作了《好人難尋》。 ^[12] 

老祖母是一個基督教徒，她嘮叨自私、愛慕虛榮、無知魯莽，因為老祖母自私地想去看年少時候的房屋，改變了路線，才導致在路上發生車禍，又是因為她在遇到“不合時宜的人”一夥人時，魯莽地揭穿了他們的身份，導致“不合時宜的人”殺全家滅口。 ^[7] 

不合時宜的人，年少時參加過唱詩班，他以前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信仰者。當他經歷了莫須有的控告（即被指控殺死自己父親，實際父親死於流感）、經歷了社會殘酷不公（看見人被活活燒死，女人被鞭打）。他開始質疑上帝，認為“耶穌讓萬物失衡”，認為耶穌拯救世人只不過是印在《聖經》中的文字，就像記錄他殺了父親的法律文書一樣，是欺騙人的存在。這些事情導致他一步步地喪失信仰，開始尋找新的自我拯救道路——暴力。在老祖母一家人困在溝裏，向其求助時，他指揮同夥把貝利一家人包括小孩一一槍殺。 ^{[3]  [7]} 

老祖母自認為是一位來自“文明社會”的現代人，她從未意識到生活的荒謬。相反，她總是沾沾自喜，並相信自己能把握生活的本質，因而時常表現出極強的控制慾和自欺欺人。因此，她堅持認為去田納西這個“文明之地”能讓孩子們開闊視野，而不是去佛羅里達。從自私又自負的祖母的言語及行為裏，可以看出這位祖母在種族和階級上所持的偏見。 ^[5] 

該小説中的冷漠主題不僅體現在男性對女性態度的冷漠上，也體現在家庭關係和社會關係的冷漠上。在老祖母長期生活的男權社會里，女性是男性的附屬品，像老祖母一類的女性只能在家庭裏卑微地生活着。當“車子翻了個個兒，衝進了路邊的溝渠”的時候，為不讓兒子貝利發火，她寧願自己受了傷。足以看出在以男性為主導的家庭中，縱使是長輩，在男性權威之下也是不得不服從於男性。祖母作為女性和家裏最應受尊敬的長輩，在面臨危險的時候卻選擇受傷以避免被斥責，面對危險時受到的卻是來自兒子的冷漠以對。縱觀全文，可以發現祖母和貝利妻子的名字始終沒有出現。小説中的女性人物在面對男性權威時並沒有去爭取自己的權利。這也是作者向讀者傳達的，當時社會狀況下女性自我意識的缺乏和對自己生活的冷漠態度。 ^[5] 

小説《好人難尋》的主題正是小説的標題：沒有好人（或沒有義人），或者説人是全然敗壞（total depravity）的。全然敗壞是奧古斯丁原罪論的神學觀，它的內涵是：因為始祖亞當的墮落，所有生在這個世上的人都因他們的墮落而成了罪的奴隸，除上主的恩典外，沒有人能夠完全選擇跟從上主、遠離罪惡或接受救恩。 ^[4] 

歹徒“不合時宜的人”冷漠殘忍，不動聲色地殺害了貝利一家。雖然他有時候表現的似乎彬彬有禮，但實際上卻是毫無信仰，仇視他人與社會的壞人。當祖母的家人被殺害後，祖母從一個所謂的基督徒轉而成為了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小説大部分敍述體現的是處在精神空虛之下，老祖母虛偽自私的形象，然而在小説最後結尾部分，祖母在垂死之際發出這樣的聲音“哎呀，你是我的兒呢，你是我的親兒”，她將殺害自己家人的壞人看成自己的孩子——用上帝般的仁愛之心去同情這個“孩子”，想要拯救他。雖然老祖母沒有能拯救這個歹徒，但在面對“不合時宜的人”等人的殘忍行為時，讓自己得到了救贖。 ^[5] 

幽默、諷刺和象徵等手法在《好人難尋》中得以成功運用。作者多次運用諷刺手法，首先，該作品標題本身就意味着一種嘲諷。其次，從文章的情節上看，作者運用了戲劇諷刺，從臨行前老祖母看報紙意識到罪犯在他們去的那一帶出沒，到老祖母精心打扮自己（以便萬一她故去了，別人好知道她是位女士），到他們半路停車吃三明治與老闆再次談到不合時宜的人，再到老祖母執拗地要去尋找她原來住過的地方，這一切好像一直在為他們的遇難作鋪墊，雖然小説中家人並不知道，去尋找不如説去送死，但讀者的心一直為他們懸着。諷刺手法還出現在小説的結尾處，老祖母的説教雖使不合時宜的人醒悟，可他仍舊開槍打死了老祖母，而一家無辜的人白白送死，不合時宜的人等卻活在世上，這才是對真善美的極大嘲諷。但最後不合時宜的人終究還是醒悟了，這也就達到了作者想讓讀者認清自己的目的。

作者還大量運用象徵手法，加強小説寓意的深度。奧康納生活的時代正值黑人權利運動巔峯時期。作為一個生活在南方、對黑人生活和種族問題非常熟悉的作家，與同時期其他南方作家相比，奧康納並沒有直接去寫這方面的問題，而是從宗教思想出發，通過象徵等藝術手法曲折地表達她的觀點與態度。總體上看，她對黑人持一種肯定與同情的態度，認為黑人與白人雖然在政治上與經濟上不平等，但在精神上、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小説中大量運用了各種顏色：黑色出現次數最多，它象徵死亡，預示一家人註定遭遇不幸；白色象徵死亡、恐懼、超自然的東西，預示一家人的厄運在劫難逃；紅色象徵危險、犧牲；綠色從負面講象徵死亡和衰退；藍色象徵憂鬱。從顏色運用角度看，悲劇似乎註定了。此外，當老祖母去撫摸不合時宜的人肩膀時，不合時宜的人像被蛇咬了，這個蛇象徵着力量，老祖母的説教有力地刺痛了不合時宜的人靈魂深處，他的人性被喚醒了。最後，老祖母微笑着朝向無雲的天空，象徵着清醒，老祖母與不合時宜的人的不同程度的清醒。正是藉助於這些多彩的畫筆，奧康納將其作品描繪得惟妙惟肖，色彩斑斕，令人回味無窮。 ^[6] 

1953年6月，《好人難尋》獲得歐·亨利獎二等獎。 ^[2] 

南京理工大學紫金學院教師吳培：“《好人難尋》融合了哥特式的神秘和漫畫性的滑稽，講述了一個六口之家決定前往佛羅里達州度假，途中祖母突然想去看看老屋，結果不幸發生車禍，並與逃亡在路的殺人犯‘不合時宜之人’相遇，最終一家慘死的故事，也反映出奧康納本人對生與死、上帝與人的關係的思考和對道德和倫理方面問題的審視。” ^[9] 

吉林華橋外國語學院教師劉婧：“從小説中所展現的黑色氛圍和作者所創造的荒誕人物來看，《好人難尋》整體上呈現出別具一格的黑色幽默藝術效果。奧康納真正的用意就是通過黑色幽默的藝術手法來展示人性黑暗的一面。讀者在驚愕之餘不難發現，小説揭示了當代西方社會道德與文明的虛假與荒謬，體現了作者對當時社會生活的關注。” ^[11] 

弗蘭納裏·奧康納（1925年—1964年），美國南方文學代表人物，與麥卡勒斯齊名的美國天才女作家，美國國家圖書獎六十年唯一最佳小説獎得主。她出生於美國佐治亞州，1945年畢業於佐治亞州女子學院，原本打算成為一位職業政治漫畫家的她，在獲得州立大學提供的研究生獎學金之後，進入依阿華大學作家培訓班，從此也將事業的重心轉向了文學作品的創作。1946年，奧康納在《音調》雜誌上發表人生的第一個短篇小説《天竺葵》，並因此獲得萊因哈特（Rinehart）獎學金，之後她在一年之內寫下《理髮師》《野貓》《警察》《火雞》《火車》等多部短篇小説，並於1948年開始創作長篇小説《智血》。1950年，因被確診患上紅斑狼瘡，奧康納只得回到家鄉農場靜養，一邊飼養她的孔雀，一邊繼續創作文學作品。39歲去世時，奧康納已創作兩篇長篇小説和三十一篇短篇小説，多次獲得歐·亨利短篇小説獎。美國評論界稱她的逝世是“自菲茨傑拉德去世以來美國文壇最重大的損失”。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