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納裏·奧康納

瑪麗·弗蘭納裏·奧康納於1925年3月25日出生於美國佐治亞州薩凡納，是家中的獨苗，父親愛德華（Edward）是房地產開發商，母親是瑞加娜（Regina）。美國南方以新教徒居多，而住在聖約翰教堂附近的拉菲特廣場的奧康納是在少數愛爾蘭天主教社區中長大的。她在聖文森特語法學校的修道院受到嚴格的教育。奧康納自小就擅長寫作和繪畫，她的第一部“作品”“My Relitives”是由他慈愛的父親裝訂起來的一些尖刻諷刺的繪畫和圖片説明。在經濟大蕭條時期，為了父親在聯邦房建管理局的工作，奧康納一家搬到亞特蘭大。不久之後，父親患上紅斑狼瘡並於1941年初去世，奧康納受盡百般呵護的童年也隨之結束。

奧康納的母親隨後帶奧康納來到克萊因宅第（Cline family home），和親戚住在一起。克萊因宅第是一所由聯邦政府於1838年建造的房屋，裝飾有圓柱和楔形板，在米利奇維爾成為戰後佐治亞州的首府時，它曾臨時作為州長的住所。奧康納與她的母親瑞加娜和三位姨媽——瑪麗（Mary）、凱特（Katie）和格蒂（Gertie）住在一起，在一種強烈的母權環境中度過了她的青少年。奧康納在皮博迪中學（Peabody High School）和當地的佐治亞州女子學院就讀時，就作為校內漫畫家而引人注目。她花了大量功夫創作麻膠版畫，那些都是諷刺校園生活的“單格諷刺漫畫”。奧康納敬仰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為《紐約客》雜誌供稿的小説家和漫畫家），也跟着把自己的漫畫作品投給《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但迴應她的是“許多鼓勵性的回絕信”。

奧康納於1945年秋季入讀愛荷華州立大學的新聞研究生院，她一開始計劃當一名職業政治漫畫家。在愛荷華市的前幾周，奧康納發現了由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組織的作家工作室，那是美國首個提供藝術碩士學位的研究項目，她因此轉了專業。在發現自己要當一名作家後，奧康納把“瑪麗”從她的名字中剔除；在《音調》（The Accent）雜誌上發表第一個故事《天竺葵》（The Geranium）；獲得了萊因哈特（Rinehart）獎學金，開始創作長篇小説。1948年，她來到藝術家社區亞多（Yaddo），花了九個月的時間繼續創作她的小説，並且在那裏認識了詩人羅伯特·洛威爾（Robert Lowell）；1949年，奧康納在曼哈頓住了六個月，遇見了出版商羅伯特·基盧克斯（Robert Giroux）；隨後移居到康涅狄格州的萊丁市（Redding），寄居在詩人兼翻譯家的羅伯特·菲茨傑拉德（Robert Fitzgerald）家裏，與其妻子薩利（Sally）和他們的孩子住在一起，創作小説《智血》。

奧康納的唯一一次出國之旅是在1958年4月和她的母親前往盧爾德（Lourdes）。在她後來一篇描寫此次療養之旅的文章中，奧康納寫道，“在那，我為自己正在創作的小説祈禱，而不是為我的骨頭，我沒那麼關心自己的骨頭。”她所祈禱的小説最終發表了，小説名為《暴力奪魁》（Farrar, Straus and Cudahy，1960）。次年她為《瑪麗·安回憶錄》（A Memoir of Mary Ann）作序，該書講述的是一個臉上長腫瘤且相貌受損的小孩獲得亞特蘭大的癌症救援所傳道修女們的照顧的故事。儘管大部分時間都集中在創作短篇小説上，奧康納還於1962年開始寫作她的第三部未竟小説，書名暫定為《異教徒為何發怒》（Why Do the Heathen Rage）；此外，她常常拄着枴杖前往美國各所學院和大學，共發表並主持了60多場演講和讀書會，其中包括芝加哥大學、聖母院大學、範德比爾特大學、洛約拉大學和喬治城大學。她向一個朋友透露她自己“些許像拙劣的表演者”。

1964年，在做完纖維瘤切除手術後，奧康納的紅斑狼瘡再次復發。她在米利奇維爾的鮑德温縣醫院和亞特蘭大的皮埃德蒙特醫院就醫。狼瘡再次復發時，奧康納正好在為她已計劃好的第二部小説集進行創作。她繼續寫作《審判日》（Judgment Day）和《帕克的後背》（Paker’s Back）。《審判日》是對她發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説《天竺葵》的重寫。奧康納把書稿藏在醫院的枕頭下，這樣醫生就不會阻止她寫作。她六月份回到家裏，在7月7日接受了臨終塗油禮，不久便獲悉她的小説《啓示》（Revelation）榮獲得了歐亨利文學獎第一名。8月3日，奧康納腎衰竭去世。8月4日在聖心教堂舉行彌撒，在低沉的安魂彌撒曲結束後，她被埋葬在米利奇維爾的梅默裏希爾公墓上，和她的父親相鄰。她的第二部小説集《上升的必將匯合》在她去世一年後發表，獲得了高度的稱讚和一致的好評。查爾斯·波爾（Charles Poore）在《時代週刊》（Times）上評論道“她履行了...諾言”；《新聞週刊》的評論家稱之為“大師之作”。這本白色封面的小説集背面印着托馬斯·默頓（Thomas Merton）所寫的唯一墓誌銘：“閲讀弗蘭納裏·奧康納時，我想到的不是海明威（Hemingway）、凱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或薩特（Sartre），我想到的是像索福克勒斯（Sophocles）這樣的人。”

奧康納終身未嫁，大部分時間和她的母親呆在農莊裏。奧康納在那時本以為自己這樣的生活和工作會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她肯定沒人會為她立傳，因為“圍繞房子和雞圈轉動的生活不會成就令人興奮的作品”。然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認為奧康納小説集《上升的必將匯合》（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中的其中一篇短篇小説是“英語中有關寫作形式的極少數經典之作”。該小説集在她去世八個月後出版發行。奧康納的《短篇小説全集》（Complete Stories）則在她去世之後於1972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她是二戰後首位列入權威的“美國文庫”的美國女作家。

長篇小説《智血》（Wise Blood）

長篇小説《暴力奪取》(The Violent Bear It Away)

短篇小説集《好人難尋》（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1955 ）

短篇小説集《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1965）

書信集《生存的習慣》（The Habit Of Being）

奧康納在作品中描繪了美國南方的風物。《好人難尋》中的故事大部分發生在南部的鄉下，其中至少有四篇小説的主要人物是一對生活在農場上的母女（喪偶、守舊的老婦人和她性格孤僻的女兒），這些人物身上大概有奧康納和她母親的影子。奧康納筆下人物的言談舉止都帶有南方特色，尤其是人物的對話，如果有機會閲讀英文版，讀者可能會從很多對話中讀出美國南方口音，比如《善良的鄉下人》中的聖經推銷員説：“You ain't said you loved me none.”（“你還沒説你愛我呢。”）、“I just want to know if you love me or don'tcher?”（“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愛我。”）

奧康納的小説常被歸類於“南方哥特式小説”（Southern Gothic）。這一流派是哥特小説在美國的分支，開山鼻祖包括十九世紀的愛倫·坡、霍桑和安布魯斯·畢爾斯等人。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威廉·福克納對此風格加以創新，使之重新流行，之後更有田納西·威廉姆斯、杜魯門·卡波特、考麥克·麥卡錫、卡森·麥卡勒斯和奧康納等人被評論家一併歸入這一流派之列。和傳統的哥特小説相似，“南方哥特式小説”常常瀰漫着恐怖、荒涼、神秘、腐朽的氣息，情節中也不乏暴力、邪惡、陰暗、離奇的成分。然而，從福克納開始，這些作家開始更多地關注現實，他們借用這種小説形式來反映美國南部的種族歧視、貧困、愚昧、暴力等社會問題。

“南方哥特式小説”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就是“怪誕”：出場的人物往往外形古怪、性格反常、行為乖張；故事的發生地往往破落、封閉、充滿不祥之兆；故事情節往往荒誕、離奇，甚至充滿暴力。這些特點在小説集《好人難尋》中都有所表現。這本書中經常出現軀體或身心有殘缺的“畸人”：《救人就是救自己》的主人公是隻有半截胳膊的流浪漢，他的妻子是天生智障；《聖靈所宿之處》中出現了一個陰陽人；《善良的鄉下人》的女主人公安着一條木製假腿。暴力和不幸事件在書中反覆出現：殘殺、溺水、大火、猝死、搶劫、車禍，等等。《好人難尋》一書收有十篇小説，全書共有十人死亡，平均每篇小説死掉一個。

對於這些誇張的寫法，奧康納解釋説：“對於耳背的人，你得大聲喊叫他才能聽見；對於接近失明的人，你得把人物畫得大而驚人他才能看清。” ^[1] 

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開始注意到，奧康納本人是一位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她的小説似乎與宗教有關。奧康納去世後，她的一本隨筆集和一本書信集相繼出版，在這兩本書收錄的文字中，奧康納不但清楚無誤地表明瞭她本人的宗教信仰以及宗教在她作品中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還對她自己的一些小説做了詳細的解讀。於是，讀者和評論家們發現：幾乎奧康納的每部作品都有宗教含義，而自己長久以來對她的那些小説的理解幾乎可以説是“誤讀”。

奧康納出生、成長於天主教家庭，她一生都堅定地信仰天主教，似乎沒有經歷過任何信仰危機。她説：“我是站在基督教正統教派的立場上看世界的。這意味着，對我來説，人生的意義集中於基督對我們的救贖，世間萬物在我的眼裏無不與此有關。”

一般人會認為，宗教小説家寫的小説肯定充滿宗教色彩，要麼是為了證明作者的信仰，要麼是為了呼喚讀者對這種信仰的熱情；即使不那麼直露，至少也會通過小説讓讀者對其信仰產生一些好感。可是，讀奧康納的小説，我們不但很少發現這方面的嘗試，而且讀後的效果往往恰恰相反。小説集《好人難尋》中多次出現牧師、聖經、修道院、洗禮等和宗教有關的事物，可是它們常常以負面形象出現，甚至往往導致厄運。例如：面對歹徒，小説《好人難尋》中的老婦人最後試圖藉助宗教的力量來感化對方，結果卻遭了三槍一命嗚呼；《河》中那位牧師充滿隱喻的佈道恰恰是導致小主人公最後溺死的原因……難道奧康納指望人們讀了這些故事之後受到感化進而皈依天主教嗎？

事實上，奧康納的小説在早期甚至遭到過來自宗教媒體的批評，一篇刊登在天主教雜誌上的評論指責她的小説是“對《聖經》的粗暴否定”。然而，在奧康納看來，小説絕不應該是宗教的宣傳品。受法國天主教哲學家雅克·馬裏坦（Jacques Maritain）的影響，她堅持認為：嚴肅的天主教小説家並不需要承擔在作品中宣揚宗教的義務。她説，小説家“不應該為了迎合抽象的真理而去改變或扭曲現實”，“如果作品在完成後讓人感覺作者採用欺詐的手段篡改、忽略或扼殺了相關的情節，那麼不論作者的初衷如何，結果只會事與願違”。

在美國南部，大部分基督徒信奉的是新教，而非奧康納信仰的天主教。在她眼中，南方的宗教是一種缺乏正統教義指導、時常盲目地自作主張、讓人感覺“既痛苦又感動，還有些猙獰滑稽”的宗教。所以，從奧康納的小説裏可以讀出作者對南方新教徒的某些譏諷。 ^[1] 

她告訴我們：“我的小説的主題就是：上帝的恩惠出現在魔鬼操縱的領地。”又説：“每一篇出色的小説裏都有這樣一個瞬間：你可以感覺到，天惠就在眼前，它在等待被人接受或者遭到拒絕。”

在這裏，奧康納向我們提供了一把理解她的小説的鑰匙，這把鑰匙上刻着“天惠時刻”（Moment of Grace）這幾個字。在她的小説裏，儘管大部分時間故事裏的人物都被墮落、自私、愚昧、自負、欺騙或冷漠所掌控，但是，總有那麼一個時刻（往往在接近小説結尾處），奧康納會安排上帝的恩惠（或曰天惠）降臨到他們身上。在這聖靈顯現的一瞬間，這些人物突然受到某種精神上的啓迪，進而達到某種“頓悟”，他們也許會接受這一天惠，也許會拒絕它，但不管怎樣，這一靈光閃現的“天惠時刻”會使他們的內心發生改變。

這一時刻又是如何到來的呢？面對這個問題，奧康納又將另一把鑰匙遞到我們手中，這一把鑰匙上刻着的字是“暴力”。她説：“我發現，暴力具有一種奇異的功效，它能使我筆下的人物重新面對現實，併為他們接受天惠時刻的到來做好準備。” ^[1] 

據説弗蘭納裏·奧康納五歲時，便教會她所喜愛的矮種雞倒退行走。這絕活吸引了百代電影公司（Pathe）的注意，一名來自北方的攝像師還被派到奧康納位於佐治亞州薩凡納市的家後院拍攝記錄這一絕技。儘管該滑稽短片於1932年在美國眾多電影院上映，但奧康納從沒看過。在多年後一篇發表在《假日》（Holiday）雜誌上的文章中，她説這不太像真實的事件“給我留下終身的創傷”。

到她1961年寫下《鳥禽之王》（The King of the Birds）時，奧康納已是擁有狂熱追隨者的文藝界名人了。她發表了兩部小説：《智血》（Wise Blood）和《暴力奪取 ^[1]  》（The Violent Bear It Away），以及一部短篇小説集《好人難尋》（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這些作品使她聞名於世。《新聞週刊》（Newsweek）上刊登了一幅奧康納二戰前位於佐治亞州米利奇維爾（Milledgeville）的房屋的照片；《時尚芭莎》（Harper's Bazaar）則刊登一幅可謂魅力四射的奧康納肖像；此外，《時尚》（Vogue）雜誌摘錄了她的作品。奧康納以這奇特的小雞為掩飾，思考了她與名譽以及流行文化之間那種令其不安的關係，並稱這一切對她的關注，讓她感覺自己像“羅伊·羅傑的明星馬和1955年奪冠的西瓜小姐”（羅傑的馬被稱作是影視界最聰明的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