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

天理觀念的形成可追溯至先秦。《莊子·天下篇》：“順之以天理。”《韓非子·大體》：“不逆天理。”《經法·四度》：“禁代當罪，必中天理。”此天理指自然法則。《禮記·樂記》：“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天理，指人的本性。北宋歐陽修説：“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歐陽文忠全集·明用》）張載説：“所謂天理也者，能悦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正蒙·誠明》）認為天理是天地萬物變化的普遍法則和人的大公行為的準則。周敦頤在《通書》中提出“理性命”範疇，所謂“厥彰厥微，匪靈匪瑩”，就是對理的描述，説明理可顯可微，但又不是獨立的精神存在。程顥正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把“理”抽象為宇宙本體，建構了天理論的思想體系。

程顥所謂天理，有下列含義：①天理是宇宙萬物的本原。程顥認為，分別地看，“有物必有則”、“萬物皆有理”（《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一），這個“理”就是具體事物的準則、規律；整體地看，萬物皆一體，因為萬物都是從天理那裏產生出來的，萬物的變易轉化都導源於天理，並且受天理的支配，“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天理超越於萬物之上，是唯一的絕對，“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理則天下只是一個理”。天理又超越於時間和空間，是脱離宇宙萬物的獨立的精神實體。它普遍適用，永恆不變，“推至四海而準”，“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且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本身完滿自足，“元無少欠，百理具備”（《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作為宇宙萬物本原的天理，實際上是一種超越的精神本體。②天理又是社會等級制度的總稱。程顥認為，上下尊卑的等級秩序早在天地生人時就已安排就緒，是不可違逆的“天理”。“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河南程氏遺書》卷一）。他説：“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一）要想不違逆天理，就必須嚴格區分上下尊卑，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止其所，各盡其分。任何人都不可逾越固定的等級制度。“天理”因此而成為社會等級制度的代名詞。③天理還是社會倫理道德規範的總和。程顥賦予天理以道德律令的意義，作為人們言行的普遍準則，“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河南程氏遺書》卷五）。在君權至上的社會里，忠君是一項重要的道德，臣下對君主必須絕對忠誠，忠君是不可逃脱的“定理”，“忠者天理”（《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一），父慈子孝，君仁臣忠，一切社會倫理道德的總和，就是所謂天理。④所謂天理也就是天命，“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一）。“知天命”就是“達天理”。

程頤堅持程顥的天理論觀點，認為“天下只有一個理”（《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並且將天理與“人慾”對立起來，“人心，人慾；道心，天理”（《河南程氏外書》卷二），強調“人只要存一個天理”（《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

南宋朱熹繼承和發揮二程的天理倫常思想，更加突出天理的倫理政治內涵，認為天理的基本內容就是“三綱五常”，稱：“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朱文公文集·答何叔京》）夏商周三代天理流行，便是王道政治；漢唐人慾橫行，便是霸道政治（見《朱文公文集·答陳同甫》）。明代王守仁以“良知”為天理，“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傳習錄》中）。明清之際王夫之提出，天理與人慾並不對立，天理即在人慾中，“天理充周，原不與人慾相與對壘”（《讀四書大全説》卷六）。清代戴震以天理為客觀的自然法則，“天理雲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孟子字義疏證·理》），並且指責理學家“以理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