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

清同治八年（1869年），天津法國傳教士在繁華的三岔河口地區建造教堂，拆除了有名的宗教活動場所崇禧觀和望海樓及附近一帶的民房店鋪，使許多百姓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望海樓教堂建成以後，法國傳教士網羅了一批地痞惡霸、流氓無賴為教徒，為非作歹，欺壓百姓。 ^[10]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端午前後，天津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所收養的中國幼孩因病毒流行，突然大批死亡，先後達數十人，葬於河東荒野 ^[12]  。其中有一棺二、三尸者，有屍身無目、胸腹洞開、失去臟器者。因乘夜掩埋，草率行事，屍體暴露，鷹啄狗刨，慘不忍睹。“五月初六日河東叢家有為狗所發者，一棺二屍，天津鎮中營遊擊左寶貴等曾經目睹。死人皆由內先腐，此獨由外先腐，胸腹皆爛，腸肚外露。五月初八日鄉民拿獲用藥迷拐幼童之匪犯三人，其中一人為法國天主堂教徒，被天主堂經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去。當時民情洶洶，既疑法國教堂虐殺兒童，復疑迷拐幼童之事與其有關。天津道府官員迫於民眾壓力，只好將另外二名拐犯張拴、郭拐迅速審結正法，並宣稱崇厚要去之人並非拐犯，以解眾疑。自此人心稍安，浮議漸息，而百姓仍疑拐犯系天主堂指使，縣官不敢深究，且以河東前葬幼孩多棺，終覺懷疑莫釋。 ^[6] 

天津不斷髮生迷拐兒童事件，被捕案犯供稱系受教堂指使，一時民情激憤，輿論大譁。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天津知縣劉傑同拐犯到望海樓教堂對質，教堂門前聚集的民眾與教徒發生衝突，法國駐津領事豐大業到場向劉傑開槍，打傷其隨從，激起了天津民眾極大憤慨，致使天津全城鼎沸，引發了"火燒望海樓"教案這場大規模的中國民眾自發地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鬥爭。

其時，紛傳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門門前與法國人開仗，各水會鳴鑼聚眾，前往救援。人們滿面怒容，手執刀槍，齊集三口通商大臣衙門門外。而各處仍在鳴鑼，水會會眾塞滿街巷，從四面八方如潮水般向這裏湧來。崇厚怕亂中出事，勸豐大業不要此時出去。豐大業更怒，説：“爾怕百姓，我不怕爾中國百姓！”於是走出，崇厚只好派兩名軍官護送其迴天主堂。兩旁民眾執刀怒視，卻不敢動手，且紛紛後移，給豐大業讓出通道，令其通行。豐大業行至浮橋，與天津知縣劉傑迎面相遇。劉傑勸其暫回三口通商衙門。豐大業突然向劉傑開槍，打傷跟丁高升。於是，人們的憤怒再也無法忍耐，如潮水決堤般迸發出來，一齊動手將豐大業、西蒙打死，隨即奔往天主堂、仁慈堂及法商開辦的富昌洋行，拆毀焚燒。事後查明，紛亂之中遇害者有20名外國人（10名修女、2名神父、豐大業、西蒙、剛從法國來的法國駐北京公使館專員多瑪三及其新婚妻子、法國商人夏瑪桑及其妻子，以及一名叫普羅特波波夫的俄國商人及其妻子）和30多名中國信徒，多數房屋被燒燬，從天主堂救出中國人10名，從仁慈堂救出中國人150名，在天主堂內搜獲拐匪教民王三，在教堂門前抓獲拐犯教民安三。 ^[6-7] 

教案發生後，法、英、美、俄、普、比、西7國聯銜向清政府提出"抗議"；1870年6月24日，外國調集軍艦至大沽口進行威脅，七國公使向總理衙門抗議，以法國為首。法國方面最初要求處死仇外最兇的陳國瑞將軍以及天津知府和知縣，清朝方面派出直隸總督曾國藩來調查並與法國方面交涉，當時朝廷中的官員多數認為不要對其退讓，不惜一戰，情勢緊張。曾國藩考量當時局勢，不願與法國開戰，首先對英國、美國、俄國作出賠償以使最後能單獨與法國交涉。

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國藩到天津，立即發佈《諭天津士民》，對天津人民多方指責。隨後經他調查之後，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並準備以一命抵一命的原則處死20人，但反對法方處死天津知府、知縣的要求。八月以後，法國仍堅持殺天津府縣才能瞭解此案，並不惜以開戰相威脅。就在此期間，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殺，清廷讓曾國藩補兩江總督，湖廣總督李鴻章補直隸總督。 ^[9]  中法雙方商議決定處死為首殺人的16人 ^[2]  （馬宏亮、崔福生、馮瘸子等，行刑之日是9月25日），緩刑4人（餘下四名，原為照抵被殺俄人性命，因俄國領事孔令再三要求緩辦，遂拖下未執行） ^[3]  ，充軍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9萬兩白銀 ^[4]  ，並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

教案了結之後，大臣崇厚作為專使，去歐洲向法國道歉，以示與法國“實心和好”。1870年10月28日，由上海起程，抵達馬賽時，普法戰爭正酣，法國政府無暇接待。直到1871年11月23日，才得到法國第三共和國首任總統梯也爾接見。崇厚把同治帝的道歉書呈遞，並希望法國對中方懲兇與賠款感到滿意，梯也爾回答： “法國所要的，並非（中國人的）頭顱，而是秩序的維持與條約的信守。” ^[8] 

在天津教案的處理過程中，曾國藩是極力揣摩清廷處置意圖，但清廷一方面畏敵如虎，在天津教案的處置中不可能既持平處理又維護國權；另一方面清廷又怕過分屈從洋人會激起民憤，危及自己的統治。其態度隨着外國的干涉不斷變化。因此，曾國藩無法準確揣摩清廷的意圖，更不可能有既為列強接受、又不致引起民憤的辦法。其實李鴻章在最後也基本是按照曾國藩方法來辦理的，卻並未受到輿論指責。理由在於曾國藩在天津教案中的處理辦法違背民心、民氣，清廷亦有意打壓湘系勢力，因此曾國藩“內疚神明、外慚清議”，調任兩江總督，上不安於朝廷，下不安於舊部，在心力交瘁之下死去。 ^[9] 

1897年，望海樓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後被重建起來，1900年又在庚子之亂中第二次被燒燬。1903年用庚子賠款第二次重建。

“天津教案”的原發地“天津望海樓教堂”，位於天津市河北區獅子林大街西端北側，1988年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5] 

天津教案作為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中外文化，宗教，外交衝突事件，被後世民眾牢記，被中國近代史學者們持續研究。天津望海樓教堂牆外，立有“天津教案遺址”的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