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新貽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馬新貽考中進士，安徽省即用知縣，先後任職於建平、合肥，以勤政著稱。 ^[1] 

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進攻安徽，淮河南北羣盜並起，任合肥知縣的馬新貽常常操練軍隊，以備抗敵。 ^[2] 

咸豐五年（1855年），跟隨欽差大臣袁甲三率兵進攻佔據廬州巢湖的太平軍，馬新貽率兵擊敗了來援的太平軍，又接連攻破了佔領盛家橋、三河鎮、柘皋的太平軍，接着又攻克了廬州。由於平定太平軍有功，升廬州知府，賜花翎。 ^[3] 

咸豐七年（1857年），捻軍和太平軍合力攻陷了桃鎮，並分兵襲擾上、下派河，馬新貽在舒城將敵人擊敗，因功被吏部記名以道員任用。 ^[4] 

咸豐八年（1858年），馬新貽升任按察使。不久，太平軍陳玉成率軍進攻廬州，馬新貽率領團練鄉勇迎戰，太平軍從偏僻的小道攻破廬州，馬新貽的軍隊潰敗，官印也丟失了，因而被朝廷革職留任。 ^[5] 

咸豐九年（1859年），馬新貽母親去世，他回家奔喪丁憂後，巡撫翁同書上奏朝廷請示讓馬新貽繼續署理按察使事務。 ^[6] 

咸豐十年（1860年），欽差大臣袁甲三保舉馬新貽復官。 ^[7] 

咸豐十一年（1861年），翁同書上奏朝廷薦舉馬新貽，朝廷任命其為候補道員。同年，因父親去世，馬新貽回家奔喪丁憂，丁憂結束後袁甲三上奏朝廷請示讓馬新貽赴大營辦理軍務。 ^[8] 

同治元年（1862年），馬新貽跟隨袁甲三攻克廬州，並在壽州吳山廟擊敗太平軍，因功加按察使銜，署理布政使。不久，苗沛霖反叛，馬新貽跟隨巡撫唐訓方守蒙城，屢次擊破苗沛霖叛軍的進攻。 ^[9] 

同治二年（1863年），馬新貽因功升任安徽按察使，不久又升任布政使。 ^[10] 

同治三年（1864年），馬新貽升任浙江巡撫，當時浙江剛剛收復，民眾的困苦尚未解除，馬新貽到任即上書朝廷免除百姓未交的賦税。 ^[11] 

同治四年（1865年），馬新貽又上書朝廷減少杭、嘉、湖、金、衢、嚴、處七府額外徵收的税米，又請求廢除漕運上諸多的苛捐雜税，朝廷同意了他的請求，並立石碑記載下來永遠禁止再徵收。馬新貽還主持修築了海寧石塘、紹興東塘，並疏通了三江口。 ^[12]  岐海是盜賊的老巢，馬新貽派兵清繳，生擒其頭目。馬新貽厚待讀書人，恢復各府書院，對於修習課業的讀書人，他都視若子弟，優秀者還會用錢財進行獎勵。嚴州、紹興發生水災，馬新貽在審核查實後免除租税，救濟飢貧。台州民風彪悍，經常發生聚眾鬥毆，馬新貽上書説：“地方官害怕受到處分，所以瞻前顧後，想要將事情悄然平息，請下令以後有隱匿不報的加以彈劾和處分；要只是疏於督察的，則可以寬恕，但仍然要對鬧事的民眾進行逮捕治罪”，皇帝看後將此事交給相關部門擬議施行。 ^[13]  當時象山、寧海有一處禁界地叫南田，方圓數百里，環海土寇邱財青等藏身其中多年而未被抓捕，馬新貽的建議施行後，當地官府派遣官兵對邱財青等人進行了抓捕，將其繩之以法，南田由此安定下來。黃岩總兵剛安泰出海捕捉海盜，被海盜殺害，其副將張其光等擊殺海盜五十餘人。朝廷以馬新貽未能預防為由，對其進行了處分。嘉興、湖州北與蘇州交界處，都是水鄉，太平軍作亂時，當地百姓將槍安置在船上，稱之為“槍船”，時間久了開始聚眾賭博進行劫掠，成為民害。馬新貽會同江蘇巡撫郭柏蔭督兵擒獲其首領及數十個兇悍之徒斬首，槍船之害才被清除掉。不久升任閩浙總督。 ^[14] 

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馬新貽調任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馬新貽上任後即上奏疏説：“我治下的兵馬都很虛弱，不足以保境安民。請准許我在各營則選營兵二千五百人屯戍江寧，親自加以訓練。”在朝廷同意後，馬新貽將選出的二千五百人編為五營，令總兵劉啓發率領搜查捉拿犯法者，犯法者由此而減少。 ^[15]  宿遷設立了水、旱兩處税關，淮關則在蔣壩設立分關，這侵擾了過往的商人。馬新貽上奏疏説：“蔣壩為安徽鳳陽關轄境，淮關遠隔洪澤湖，都不應設為子口。應該讓淮關監督申明舊例，嚴禁勒索。宿遷旱關並非舊例，徵繳的税款也很少，請將其裁撤，只由水關收税。”朝廷同意了他的請求。匪徒高歸等人在山東、江蘇交界處侵佔村寨，進行劫掠，馬新貽將其捕捉後處死。 ^[16] 

同治八年八月（1869年9月），安慶府院考試場附近出現約期拆毀教堂的揭帖。九月三十日（1869年11月3日），曾因低價強買民房改建教堂而為安慶民眾所痛恨的英國教士密道生、衞養生，公然到府衙要求查辦散發揭帖者，羣眾和文武考生憤起攔阻，並搗毀了英、法教士住所。密道生、衞養生避入府衙呼救，法國教士韓石貞連夜乘船逃走，安慶教案發生。

“安慶教案”發生後，法國政府指示駐華公使羅淑亞，要武力保護天主教。羅淑亞在上海命令莫代海軍司令調集“維納斯”號、“迪普萊克斯”號、“科特洛貢”號、“蠍子”號、“阿斯皮克”號、“火焰”號軍艦，組成遠征隊沿長江西進雲集南京下關。面對危急情勢，兩江總督馬新貽知道“排教”事端嚴重，作為緩兵之策，他主動提出給羅淑亞和海軍軍官們提供一所豪華賓館作為招待所。可是羅淑亞拒絕了，表示寧願住在南京天主教聖母堂主教的住所。當晚，羅淑亞與法國的海軍上將、法國總領事在士兵們的保護下去拜訪了馬新貽。稍後雙方正式會談，法方提出，為賠償安慶傳教士所受損失。要求清政府在城內撥給一塊大面積的無主土地。並依法懲辦禍首，至於對教徒迫害的兇手更要按法懲辦，以命抵命。

清政府要求馬新貽、英翰兩人快速結案。最終，兩人和英法方面簽署了《南京協定》，並答應了羅淑亞的全部要求；法方立刻派一位神甫去安慶接收賠償的土地；馬新貽又派了一位代表去建德查辦作案的罪犯，並監督執行。馬新貽還在江南各府各縣張貼告示，承認英法傳教士們“有權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嚴斥安慶、建德的鬧事者，聲明如有人膽敢重犯，“定即按律嚴懲不貸” ^[17]  。

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馬新貽去官署西側箭道校閲士兵操練射箭，結束後步行回官署。剛走到門口，有一個叫張汶祥的人從旁邊突然衝出來，偽裝成想要告狀的樣子，近身後突然抽出刀來刺向馬新貽，刺中了馬新貽腋下，次日，馬新貽因傷重不治身亡。 ^[18]  護督將軍魁玉將此事上報朝廷，朝廷驚愕悲悼，賜卹，贈太子太保，給與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諡端愍。朝廷命護督將軍魁玉嚴審張汶祥，張汶祥的供詞反覆變更。給事中王書瑞奏請要查清楚主使者，朝廷命漕運總督張之萬會審。魁玉與張之萬最後以供詞上奏，大意是：“張汶祥曾經是太平軍，後來又暗通海盜，馬新貽任浙江巡撫時，捕殺南田海盜，張汶祥的同黨大多被殺，妻子為人擄掠。馬新貽到寧波閲兵時，張汶祥遞呈控拆但沒有被受理，因此而懷恨在心，並沒有人指使他，請以大逆定罪。”朝廷又派刑部尚書鄭敦謹會同新任兩江總督曾國藩複審，以張汶祥暗通海盜圖謀報復定案，張汶祥被凌遲處死，並殺其子。 ^[19] 

鹹同之際，清廷內憂外患，統治遇到巨大危機。與軍事活動相配合，清廷也着手推行政治攻勢，大力施行收買人心的舉動。其中最重要的舉措就是減賦運動。減賦運動曾廣泛開展於諸多省份，雖時間不盡相同，但主要集中於核定地丁漕糧、裁革部分浮收。

同治二年（1863年），福建道監察御史丁壽昌奏稱，浙江應乘機減賦，並建議各州縣按應徵漕米舊額永減1/3。六月初三日，清廷發佈上諭，着閩浙總督左宗棠通飭杭嘉湖三屬，各按重輕分成量減。由於軍事需要，左宗棠隨即赴閩剿匪，減賦事宜由剛剛接任的巡撫馬新貽承擔。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二十二日，馬新貽首先對當年三府應徵緩徵免徵錢糧進行分別請示。閏五月，他又會同左宗棠陳奏浙漕應徵分數，即按8/30的比例，將浙江各屬漕糧全部額減。共計浙省額徵漕白米1147300餘石，除南匠正耗133863石、白糧舂辦米13039石不減外，應減米266765石，分別按等核減。清廷完全同意馬新貽的意見，諭令立即將減漕之事通知各地，浙江減賦運動遂告一段落。

早在太平大國起義之前，浙江就有很嚴重的浮收問題。馬新貽於減漕之外，又乘機主張裁減漕糧浮收。他所主持的浙江減定浮收章程，歸納起來可以分為三點：一、正額照常徵解，唯杭嘉湖漕米額徵數依諭旨酌減；二、一切陋規概行禁革，對浮收加以裁減，僅酌留平餘為辦公費；三、嚴禁大小户之分。這些規章均能與裁減浮收相輔而行，故都獲得了良好的結果。同治四年（1865年）九月，馬新貽與藩司蔣益灃、糧道薛時雨等人，訪查各州縣徵收漕南舊規，除酌留耗餘以為辦公之費，其餘悉改新章，其中以裁革海運津貼所省最多。通過核算，杭州府可減浮收64653石，嘉興府可減285387石，湖州可減136866石，合計減浮收米486906石。另外，漕南統徵分解，米款向以徵剩漕米歸南，三府南米，共計減浮收錢247千餘串。馬新貽主持的這場聲勢浩人的減漕運動，成果有目共睹。它極大減輕了浙江省業已存在的漕糧賦重危機，為清廷重新實施海運提供了堅實基礎。 ^[20] 

經過陶澍和陸建瀛先後推行票法，清代的兩淮鹽法改綱鹽為票鹽，鹽制為之一變。自同治三年（1864年）起，兩江總督曾國藩整頓兩淮鹽法，聚多數散商為少數整商，票法為之一變；經後任者李鴻章之改行循環票法於淮南，票法制度再變。

同治七年（1868年）九月，馬新貽被任命為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在任期間，由於馬新貽延續了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在兩淮鹽政改革上的思路，在淮北地區實行“循環給運”，結果導致票鹽名稱雖存，實質上已是綱法的復舊，有票者恃循環制度為恆業，借票本問題為根據，以壟斷兩淮鹽利，與綱商之窩本無異，變相復綱，仍蹈專商引岸之覆轍，票法精神消息殆盡至此，兩淮方面的鹽政制度已經基本定型，鮮有變化。雖然如此，馬新貽寓票於綱、糾偏補漏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鹽課的税收。 ^[20-21] 

同治四年（1865年）正月十五日元宵節，剛剛赴任浙江巡撫不久的馬新貽，即上疏陳情“水利宜急興修”，指出浙江海塘關係緊要，必須加大力度。隨後，他於正月二十六日離開杭州，帶領督辦塘工之前臬司段光清、杭嘉湖道蘇式敬等沿塘履勘。經調查得知，自李家汛至尖山，150餘里的地段，石塘缺口不下百餘處。若再不加緊堵築，則更加不可收拾。馬新貽決定在省城設立海塘總局，飭委藩司蔣益灃、運使高卿培籌備工需，與蘇式敬等人認真飭辦。馬新貽還繪製了海塘缺口圖上陳朝廷。此後，馬新貽每月巡視塘工，審查官吏，檢查工料。

九月初九日，馬新貽在海寧州城內設立專辦石塘分局，興修海塘。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馬新貽陪同新上任的閩浙總督吳棠巡閲海塘，逐段勘驗工程。兩人從仁和縣李家埠起，沿海寧州尖山繞行至海鹽，察看海塘140餘里。自開工以來，浙江海塘已堵缺口2258丈餘，計築柴壩2957丈餘，又完成埽工、埽坦等4724丈餘。考慮到浙江全境之石塘興辦，所需非用七、八百萬、費十餘年時間不可，他們決定，擬於絲捐及鹽貨各釐局內，每年撥銀80萬兩，並佐以海塘捐輸，專備塘工之需。

同治六年（1867年）十二月，海寧繞城石塘即將竣工，馬新貽又奏請續開西防石工。在這一奏摺得到清廷的批准後，西防工程於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十八日開工。此後，馬新貽被任命為閩浙總督，在離浙交待相關事宜時，他奏稱，海塘除西中兩防柴壩及海寧繞城石塘均已奏報完工外，截至四月止，東防柴壩未辦者尚有900餘丈，西防埽工埽坦未辦者亦有900餘丈，中塘埽工埽坦未辦者1100餘丈，核計原估工段已辦七成以上。均與原定計劃相符，可見他保質保量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除了海塘，馬新貽還注意加強對日常河道的維修。湖州之烏程、長興兩縣濱臨太湖，凡泄水入湖之處大多淤塞不通，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馬新貽新臨查勘，飭令湖州府除就地籌捐外，由省局撥費興辦。十一月，馬新貽奏請勘辦紹興閘港疏浚淤沙。同治六年（1867年）十一月，馬新貽奏請仁和縣屬艮山門至海寧州一帶的運鹽河疏浚淤沙。此外，馬新貽還舉辦畝捐並墊借錢十萬串維修紹興府之東西江塘。

馬新貽調任兩江總督後，即於同治七年（1868年）十二月奏稱江南河工情形。他奏稱，江南河務以修築運堤為最要。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運河東西兩堤工竣，馬新貽親往驗收。同年，他又乘冬令水涸，奏明由鹽務籌捐，趕修小羅堡西堤工程。又安徽各屬堤岸被水沖決，亦與安徽官員面商籌款興修之法。同治九年（1870年）三月，他親赴小羅堡等處河工巡視。

值得注意的是，馬新貽雖然重視水利，卻絕不好大喜功，不做“形象工程”。同治八年（1869年）十一月，針對已經並無多少實際操作可能的修復運河通漕事宜，他明確指出，運河工程浩大，黃河氾濫，人力難施。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針對翰林院編修蔡則雲等人恢復淮河故道的建議，馬新貽又奏稱，欲挽淮歸故，必先大浚黃河。但這樣一來，非數百萬金不能成功，當此國家多難、餉需支絀之際，勢難籌此鉅款。只能分別緩急，次第興工，期以數年或有成效，明確反對盲目亂上項目。 ^[20] 

曾國藩：（馬新貽）辦事和平精細。 ^[22] 

清政府：①馬新貽持躬清慎，辦事公勤，由進士即用知縣，歷任繁劇。咸豐年間，隨營剿賊，疊克堅城。自簡任兩江總督，於地方一切事宜，辦理均臻妥帖。②馬新貽服官安徽最久，當發、捻交乘之際，力保臨淮，堅守蒙城，厥功甚偉。迨擢任浙江巡撫、兩江總督，所在有聲。

楊昌溶：新貽在浙江巡撫任內，正值地方新復，加意撫綏，辦理善後事宜，諸臻妥協，並將海塘工程督修完固，民賴以安。 ^[23] 

《清史稿》：①新貽官安徽、浙江皆得民心，治兩江繼曾國籓後，長於綜核，鎮定不擾。②論曰：王慶雲、譚廷襄並易攵歷中外，慶雲綜核精密，治防井井，尤為可稱。馬新貽、李宗羲皆以循吏贊畫軍事，擢任大籓，治績卓著。 ^[24] 

弟弟，馬新祐 ^[32]  ，河南試用知縣。

兒子，馬毓楨，原為馬新祜之子，因馬新貽無子而過繼給馬新貽，馬新貽遇刺身亡後清廷加恩賞給主事，分部行走。 ^[23] 

馬新貽遇刺案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雖然兇手張汶祥被凌遲處死，但是關於其作案動機卻歷來存在爭議。 ^[25] 

官方説法以“挾嫌報復”為動機，指出張汶祥與馬新貽結恨”的原因有三，一是馬新貽在浙撫任內剿滅南田海盜，殺了不少張汶祥的同黨；二是張汶祥因妻子為吳炳燮所佔，曾向馬新貽攔輿喊控，而馬新貽未準審理；三是張汶祥本賴“小押”（盤剝重利的私設典押鋪）為生，而馬新貽出示禁止，使他生活無以為繼。有此三恨，故在海盜龍啓沄等人“誇張汶祥素講朋友義氣，可以為眾人報仇，並可泄自己忿恨” 的激誘下，遂決意行刺。這份供詞漏洞百出，卻是官方認可的定讞（今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以“挾嫌報復”為動機，平心而論，未為不合理，但就張汶祥而言，就未免過於不近人情。蓋張汶祥於同治四年（1865年）固然曾入海賊，但當時行動未遇貨船，龍啓沄等轉而投入南田盜夥，而他則徑返寧波，未必與海賊有何深交；而馬新貽禁斷非法小押，使其“絕了生機，心中恨極”，是固難免，但此不比不共截天之仇，很難作為其支撐多年籌劃、志決一快的理由；至於馬新貽不準其呈詞控聞之事，此為官府常見之事，更無由因此而將佔妻之恨遷怒於馬新貽之理。尋常枝節，是否足以引發出此一驚人的刺殺案，正不無可疑。故官府言之鑿鑿，非但馬氏親友不信，後人更疑心此案必定中有隱情。 ^[25] 

刺馬案發生後未久，民間即傳言紛起，多有謂馬新貽“漁色負友”，因而引發殺身之禍的。傳聞內容大致如下：張汶祥原為捻軍，但久懷投誠之志。馬新貽於廬州任內負責剿捻，兵敗遭擒。張汶祥居中牽線，引曹二虎、石錦標與馬新貽共議，結為兄弟，縱放馬新貽，約同生死富貴。其後馬新貽設法將三人及部屬收編，成立“山字營”。二虎有妻豔美，馬新貽與之私通，並誣殺二虎。張汶祥激憤不已，遂決意為友報仇。

此説不載供狀，但流傳甚廣，當時安徽學政殷兆鏞出題課士子，更居然以此命題，先後出了“若刺褐夫”、“傷人乎”的題目， 語含譏諷，可知馬新貽一案事出有因，絕非官方説法所能隱瞞。有的傳説為了證成此事，更説馬新貽身故後，“府中後房有妾自盡而死，不用棺材收殮，而是秘密埋葬於後園中”。自此，馬新貽的“漁色負友”之説幾成公論，而張汶祥的行刺動機亦不言而喻了。此説信實與否，頗難判斷。但時人已有為此抱不平者，如周壽昌詩前半雲：“人事百年真始出，誰知定論死猶無，重臣已被元衡禍，謗語幾罹永叔誣。”以歐陽修之被誣指與外甥女有染為譬，為馬新貽辯護。

馬新貽先世為回族，這使得“刺馬案”憑空多了一重有關國族的想象空間。清朝同治以來，西北迴族亂事不斷，先後有馬化龍、白彥虎、阿古柏等稱兵作亂。無論漢、回人民，殺戮死傷甚慘，可説是對“同治中興”的一大諷刺，馬新貽以回族人而躋身封疆大吏，本屬異事，而又值“同治回亂”之際身罹災殃，不免令人聯想及於回亂之事。故又有傳説張汶祥聽得友人告知馬新貽收新疆回王偽詔，中雲””現大兵已定新疆，不日入關東下，所有江浙一帶徵討事宜，委卿便宜料理”。而馬新貽則手疏以報，言””大兵果定中原，則東南數省，悉臣一人之責”。張汶祥聞言大憤，誓誅此一逆臣。甚至被逮之後，猶指證歷歷，要求主審官員搜馬府秘篋，取密照為證。此事攸關叛逆，勢將牽連多人，主審者不敢據實奏聞，故才以扶嫌報復結案，希圖矇混。 ^[25] 

刺馬案發生之後，清廷方面即懷疑其後必有主使之人；其後户科給事中劉秉厚上奏，懷疑張汶祥於行刺之時曾發‘”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之語，隱隱透露出幕後主使有人之意，應該徹查。太常寺少卿王家璧上奏，亦云“此案頗有傳聞”。清廷遂命王“據實奏聞”。據王家璧所奏，他聽聞的傳説是江蘇巡撫丁日昌之子丁惠衡犯了案子，歸馬新貽查辦。王家璧認為丁向馬“請託不行，致有此變”。且懷疑刺馬案發生後，浙撫英敏義憤之情，溢於言表，而丁日昌與馬同官江南．居然猶如未聞此事一般，甚值得懷疑。因此建請朝廷提訊丁日昌的兒子審問，以期查個水落石出。

同治八年（1869年），發生一樁軍紀杖殺人命案。當時丁日昌的長子丁惠衡夥同幾個親友冶遊，與太湖水勇徐有得發生衝突，正巧遊擊薛蔭榜巡夜而至，以”勇丁滋事”重責徐有得，未料釋離後暴卒。案經有司審察，丁日昌自責教子無方，呈請嚴辦，並自請”交部嚴加議處”，清廷遂命馬新貽審理。王家壁所説的”丁日昌兒子犯案”，即指此而言。但就全案始末而言，向來治家綦嚴的丁日昌，對其子的冶遊、滋事，井未有所偏擔，“請託不行”之事，不知從何而起；且馬新貽審理此案，頗刻意開脱丁惠衡，等於是賣了個面子給丁日昌，又怎可能“致有此變”？事實上，清廷亦不認為”刺馬案”與丁日昌有何牽連，很快就駁回了王家璧的建議，僅將原折發交曾國藩參考。其後，鄭敦謹曾上 《王家璧等奏不符片》 ，也認為丁日昌”’無庸向馬新貽請託”。 ^[25] 

高拜石於《刺馬案與湘軍》一文中，首度挑明瞭説“實則馬之死，死於湘軍之囂張氣勢”。高拜石認為，曾國藩所統率的湘軍，在太平天國亂事平定後，諸將驕縱，頗為清廷所忌憚，但迫於形勢，又不能不引“湘人治湘”，只得暗中培植淮軍，互為牽制。馬新貽實際上就是清廷特意拔擢，用以分湘軍權限的淮軍重要人物，馬新貽被刺後．清廷明知事有蹊蹺，卻是啞子吃黃蓮，不便嚴予追究，故只得含混了事，聽任鄭、曾以“扶嫌報復”結案，連流傳甚廣、大損馬新貽聲名的’”漁色負友”説，也任其喧騰眾口，不聞不問了。

高陽在《清末四公子》亦贊同此一説法，高陽認為馬新貽稟性剛直，於浙撫、江督任內，簡練親軍，對縱恣不法的湘軍，大加裁抑，早激起湘軍領袖的怨怒，欲除之而後快。不但重金買通張汶祥刺殺了馬新貽，更通同舞弊，先行讓張汶祥錄習了“漁色負友”的口供，以誣衊馬新貽；原欲以此為定讞，卻未料審訊時諸官不敢直錄，才改換以”挾嫌報復”之説。但湘軍心有未愜，串聯漕幫，散播流言，甚至暗中支持上海丹桂茶園上演那出《刺馬傳》。

大陸學者高尚舉在《刺馬案探隱》一書中，在前人的基礎上，博採清末筆記、文集、實錄、故宮檔案，同時又多方訪談當時參與此案者的後人，極力主張此案必與湘軍陰謀有關，且不排除（雖無證據）曾國藩就是其間最高的主謀者。高尚舉從張汶祥所説的“養軍千日，用在一朝”出發，認定此必為一樁買兇殺人案；而從曾國藩遲遲不肯赴任、鄭敦謹未復君命中途辭官、孫袁二人不肯書諾等事上，斷言內情必不單純（甚至懷疑今存供狀是經過修飾的）；然後以馬新貽陛見請訓後“大汗淋漓，朝服浸濕，驚恐萬狀”，以及赴任時秘密叮囑二兄：“我此去吉凶難料，萬一有不測，千萬不要到京告狀，要忍氣吞聲，方能自保”為據，認為馬新貽實際上是身負慈禧密令，且事關重大，極為兇險的。所謂密令，則是指傳説中洪秀全南京的天王府中有巨量珍藏，曾國荃攻克南京後，卻只説天王府已付之一炬，未如實報繳，清廷大為疑惑，特派馬新貽暗中追查始末。而此事為湘軍所知，故買通張汶祥刺馬。

太平天國起事，借基督教上帝之名以聚眾、煽誘，而湘軍中人，對洋教頗為憎厭。據法國人高龍鞶《江南傳教史》所説，馬新貽曾受洗入教，對洋教曲加維護，甚至雷厲風行的逮治反洋教者，以此激起湘軍中人的憤怒，蓄志剷除馬新貽。高龍鞶斷言張汶祥刺殺一事，即是反洋教者所為。馬新貽是否曾受洗為天主教徒，殊難斷定，但他對待洋教的態度，與湘軍明顯異趣，則是事實。同治七、八年間，安慶、南京教案紛起，馬新貽居中竭力調停，以此跡象看來，馬新貽因庇護洋教，激惹眾怒，未必事出無因。 ^[25] 

馬新貽墓(2張)

馬新貽遇刺身亡後，同治皇帝親賜祭文、碑文，並在江寧、安慶、杭州、海塘為他建有專祠。

在馬新貽的家鄉菏澤，有為他修的馬家祠堂、馬家牌坊，以及馬新貽墓，都保護得比較完好，每年的春秋大祭，都有很多人來祭祀他。 ^[26] 

《清史稿·列傳二百十三》 ^[24] 

據傳説，最早將“刺馬案”內容以文學藝術形式表現出來的，是事發後未久即在上海丹桂茶園爨演的 《刺馬傳》，據聞此劇到了民國八、九年間還在上演，但劇情內容如何，已不可考。唯據傳説來看，應是演馬新貽“漁色負友”事。目前可見到較早的“刺馬案”作品，有1914年丁悟痴的《刺馬記》。這篇是文言小説，其篇幅頗長，據野史傳聞而憑空杜撰，以‘”漁色負友”為主線，而特別着力在表彰張文祥之妻黃英知的“奇節異行”．將傳説中曹二虎的妻子改換成張文祥的妻子，且改通姦為逼奸不遂致死，刻意凸顯馬新貽的惡形惡狀。

1916年，蔡東藩的《清史演義》應是首先以白話文傳述刺馬案的文學作品。在第78回《大婚禮成坤闈正位，撤簾議決乾德宮陽》的前半回，蔡東藩以不到1300字的篇幅概略的敍述了此事，主體仍是“漁色負友”，而大體為據傳説加以簡化、白話化。

“刺馬案”在文學上開始引起矚目的作品，是平江不肖生的武俠小説《 江湖奇俠傳》。其故事的主旨，不過是強調馬新貽之“漁色負友”、張皇張漢祥的節義俠烈而已。事實上與當時傳聞井無多大出入。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