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事變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不僅拒不執行“國聯”要求其從中國撤軍的決定，反而加快了部署侵略中國的計劃。在得到中國東北這塊肥肉以後，日本就想把天津變成第二個瀋陽，再製造出一個“九一八事變”。

9月22日，一個秘密的4人會議在關東軍參謀長辦公室裏進行。剛剛策劃並執行完吞併中國東三省計劃的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提出了一個方案，其核心內容是建立由日本控制、脱離中國本土的“滿蒙王族共和國”。 ^[2] 

土肥原賢二策劃“天津事變”一事，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挾持溥儀去東北。1931年11月初土肥原賢二由瀋陽潛入天津，進行陰謀活動。

土肥原賢二做事一向縝密，不過這次事件的策劃卻走漏了風聲。實際上，從土肥原賢二一到天津，就引起了中國方面的注意。當時天津有一份《益世報》，在1931年11月3日這一天的報紙上，報道了土肥原已經於11月2日從瀋陽秘密抵達了天津，而且連他居住在常盤旅館都做了詳細的説明。 ^[3]  11月4日，該報記者又證實，土肥原確實已經到達天津數天，行蹤詭秘，很少有人知道他每天都做些什麼。 ^[4] 

為了儘可能多地尋找幫手，日本人開始在中國招兵買馬。他們一共募集了大約2000多人，大多是土匪、兵痞、流氓、吸毒客等。他們以日租界為巢穴，在日本特務指使下，從日租界衝出到中國地界進行騷擾。攻擊的目標是當時地處金鋼橋附近的河北省政府、公安局及警察署所。在這些人中，很多隻是為了一天4角錢(當時的貨幣)，而參加到日本人組織的便衣隊中。 ^[5] 

據一名被中國保安隊俘獲、叫馬龍亭的便衣隊員供稱，他們從萬國公寓領取槍支，並且在日本人那裏接受訓練。“我的支隊部設在日租界餘慶裏5號。分隊分駐萬國公寓和華中公寓，槍支是在萬國公寓領的。第一分隊，領手槍20把；第二分隊領手槍25把；三隊、四隊各領手槍20把。子彈每把槍100粒。每人的飯費，一天有1元或6角、4角的不等。我總共領了5000元(當時的貨幣)。各分隊領了槍後，分向中原公司、衞生池、老九章、蘆莊子去佈防，以便向華界進攻，日本人在後頭拿槍督促。及至中日交界時，日本人便退回去了，拉上電網，我們進退兩難，遂被捕獲。” ^[6] 

另一個名叫張金海的便衣稱：自己在塘沽太古碼頭大窩夥小房子裏住。平常靠給船上卸貨度日，一天能賺兩角錢(當時的貨幣)。後來有人讓他們給日本人充當便衣隊。由日本軍官每天加緊訓練，每天給大洋2角。一天下午一點多鐘時，他和另外7個人各帶手槍，登車來天津衞，要到謙德莊8號集合，探聽消息。結果從東站到東浮橋時，被保安隊抓住。 ^[6] 

日本操縱支持的便衣隊暴動，共有兩次：從十一月八日晚到二十日正午為第一次；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為第二次。

11月8日晚上，日本駐軍司令部指使大批流混，手持各種武器，突然從日本租界內出發，洶湧進攻華界中國機關官署。因為十一月十二日，國聯有開會之説。又十一月十六日，國聯限定日本撤兵期限已到。故日本急於在十一月十二日以前，利用中國流氓混混兒以及青紅幫分子，在天津製造騷亂，以為東北不撤兵或進一步的和北方親日派勢力謀求妥協的藉口，同時更為日本關東軍進攻錦西一帶的聲援。日本事先誤認為東北軍不會抵抗，暴亂一起必自潰退，天津唾手可得，華北局面將會立刻轉變。

王樹常（時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和天津市長張學銘（兼公安局長），在事變發生前三天，從公安局特務隊得知：“駐津日人軍方和領事館，主使我國失意軍人張璧、李際春及天津青紅幫一部分首領，和著名匪首曹華陽、蕭雲峯、高鵬九等，要組織便衣隊，實行暴動”等情。王樹常據報後，召集省、市軍政黨警及保安主管官員聯席會議，研究對策。然後分飾各保安警隊嚴加戒備；發足槍枝彈藥。同時付與重要官長錦囊，至必要時啓視，分別授予機宜。王在會上嚴正表示：“我是軍人，守土有責。如有暴動鬧事，擾亂天津，遇事必須因時制宜，剛柔並濟，深思熟慮，妥籌解決。但我絕不做臧式毅（按臧在日本進攻瀋陽時任遼寧省政府主席），當民族罪人，讓天津父老兄弟罵我無能。“説罷，拍案而起，宣佈散會。

日本人收羅之流氓土匪中，有的和公安局特務隊的人認識。據他們説：本來定於七日晚起事，因我方戒備森嚴，又怕不利於小皇上溥儀，所以日軍營臨時通知，改在十一月八日晚上襲擊動手。是時，海光寺日本軍營警鐘一響，便衣隊遂一致出動。以日租界中原公司西邊的大同公寓和芙蓉街之萬國公寓等地為根據地，分赴馬場道、草廠庵、魚市一帶，向我方開槍射擊。日租界同時也在各要路口有所佈置，日本駐軍、憲兵一齊出動。租界內日僑組織之義勇軍千餘人，當晚也發給槍械，分佈要路。日本憲兵隊認為所組織的便衣隊，乃烏合之眾，不能作戰，竟在日本租界內開槍助威。槍炮之聲，徹夜未息。

當便衣隊開始進攻的兩小時前，保安隊、公安局照王主席錦囊預定策略，依次進行。為應付變亂計，先宣佈臨時戒嚴，凡和日本租界毗連之各路口，交通完全斷絕。各保安隊依王主席既定計劃，佈置防務。王主並命令十軍全體官兵作好保衞天津的樹常級戰備，防止日軍從塘沽大批登陸的侵略作戰準備。

便衣隊約兩千餘人，於十時半許，按其預定計劃，首由日租界海光寺左近衝出來，由日人在後面掩護督飾，向華界開槍射擊。先後將我接近日租界駐南市之公安局一區六所、駐海光寺二區六所佔據，並在東馬路南關下頭分途騷擾。經保安第一大隊長白倫壁、第三大隊長李蔭坡，率領保安隊及警察，奮勇堵截，節節擊退。至十二時許，將一區六所奪回。便衣隊復繼續向我方各處猛攻。今晚，俘獲便衣隊暴亂分子十餘名和槍械多支。經查驗，多系日本製造之三八式和東北瀋陽兵工廠所造新槍，尚未經我方運來者兩種。當晚的便衣隊暴亂行動，在日本駐軍指使操縱下，一個繁華的天津，一夕頓成死城。即如平日最熱鬧的旭街，也行人絕跡。

11月9日晨一時許，便衣隊復由各路口分批衝擊。一批由閘口向北奪取公安局。因公安局早有戒備，未能得逞。擾亂南市的便衣隊，則包圍攻擊二區六所，我方警察不敵，退出。日兵將竟將該公所佔領，並懸掛日旗。此外，東南城角草廠庵一帶，戰事相當激熟，便衣隊暴徒終被擊潰。我公安局馬隊和保安隊，有少數傷亡。運晨五時，便衣隊徹夜擾亂騷掠，但終未得逞。

海光寺日軍部遂運用外交方式，“豬八戒倒打一粑”，向王樹常提出口頭警告：中國保安隊打便衣隊，流彈傷及日本軍士一名，死一名，實已危及日本租界僑民生命之安全，限早六時以前，將中國保安隊及警察撤退三百米。否則，將採取自由的行動。此種蠻橫無理之要求，顯然是別有企圖。王見海光寺日軍支持指使的便衣隊並無作戰能力，日軍亦未直接出面，為避免事態擴大，遂下令離所封鎖的日租界口後撤三百米，但仍要嚴密監視，不得鬆解。命令於九日上午五時三十分下達執行。但日軍竟失所約，於六時四十分起，連開大炮三十餘響。一彈落在公安局東邊約百米左右一家商號的土棚上爆炸，一彈落在特二區三馬路口爆炸。因秋深天冷，又家家閉户，馬路寂無一人，幸未發生死傷事故。

這時，便衣隊借日軍大炮配合助威，又重新集結於閘口一帶，大舉向我方進攻。因保安隊嚴陣以待，奮勇守衞，便衣隊仍未得逞。到了中午，槍聲稍息，但華界仍無一人行走。日本租界也無行人，只見少數日軍日僑。下午五時，南門外萬德莊一帶，又有便衣隊騷擾活動，槍聲連續不絕，激戰結果，暴徒潰退。入晚，槍聲漸稀。據密探報告説：“便衣隊將要在天津發動總攻。王樹常和張市長曾到各處視察，囑嚴加防範；一面電告北平張學良將軍。但運至九日深夜，仍平靜無事。

九日，拘獲便衣隊暴徒六十一人。就地正法槍決者十名，均系搶燒浮掠為首分子；解往北平三十七名，另有被保安隊擊斃三名；其餘解往第二軍軍部，嚴加審訊，交軍法處處理。經查明：便衣隊暴動總機關，分設於日本租界的大同公寓、萬國公寓、太平裏等處。

十日破曉天亮前，便衣隊又從日租界及海光寺等處，向中國地帶衝出。一區六所及南開中學一帶，接戰最烈。大炮聲和密集的槍彈聲，交相大作。南開及南市一帶，頓呈黑暗之世界。日軍坦克兩輛，全武裝往來河沿，往返梭巡示威，更使天津市民陷於恐怖情景中。十日凌晨，我保安隊冒險在作戰區域搜索徒。於七時許，在南開附近獲得步槍五枝，子彈五十發。七時四十五分，又在勝材村內俘獲便衣隊二十六人，大槍七枝，灰軍衣數十件，旗幟三面。同時，又在南門一公共廁所內，搜獲步槍五枝，子彈三十餘粒。

其後，便衣隊又多次在天津各地進攻，但均為保安隊所敗，至二十日方止。

自從中日雙方決定如何恢復津市十一月八日以前之狀態後，華界防禦工事連日均已次第撤除，面一天天平靜下來。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許，張市長又派代表寧向南、沈迪家、解如川、賈國輔等，會同日領後藤及三浦參謀、吉田翻譯官，在東馬路作撤防後之再查。該處秩序甚佳，且對日租界之防禦工事，均已撤除，結果雙方均甚滿意。日界華洋商店，一律開市營業。

十一月二十六日晚八時，突又發生槍聲、並夾雜有機關槍、大炮的聲音。光由西廣開、白骨塔附近，突然有槍聲數發，似系暗號，在此一剎那間，東南城角、日租界川崎洋行及閘口、南關下頭、海光寺等地，機關槍聲繼之而起，同時迫擊炮聲隆隆可聞，全市立刻入於恐怖之狀態。日本軍官親自指揮進退，向我轟擊之目標：一為東浮橋公安局，二為金鋼橋省政府。炮位在閘口海光寺方面。兩處幸均無人，所發炮彈幸未命中。晚七時許，日人已將日租界內各電網移置原處，高堆沙袋，戒備較甚，各重要街口更增加步兵憲警，日人組織之義勇軍，亦同時出動。閘口與東浮橋我公安局接近，形勢尤緊要，便衣隊即集閘口大街，當時日軍絕對禁止行人通過。三井洋行建築高大，面倚海河，沿河可達公安局。日人預先制有指揮旗，以便驅使便衣隊，向閘口進攻。

又南關大街南頭、南市中日交界處各街口，及東南城角各處，情形亦甚嚴重。至於日本租界內各要害，如金山藥房、新明大戲院、中原公司、日本公共醫院、老九章綢緞莊、泰昌當、盛德里大樓各地，戒備亦緊張。所以，這第二次的便衣隊暴動，為日人配合東北形勢，有計劃的企圖破壞津市治安，再進一步佔領奪取天津。

二十七日，在日人指揮和掩護下之便衣隊，在凌晨一時許，又猛烈向閘口進攻，被我方還擊後始退。

二十八日起，日軍大舉增兵，製造緊張氣氛，迫使天津當局將保安隊撤回河北，工事亦概行拆除。而日軍則藉機加強了在天津的軍事存在，但也未能控制天津。

（以上引自張芾堂：《天津便衣隊暴亂實錄》，天津事變時，張任河北省政府秘書，據省主席王樹常之指示，在當時逐日輯錄了事變發生的經過，具有重要史料價值。） ^[7] 

在策劃天津便衣隊暴亂的同時，土肥原賢二也在積極接觸前清皇帝溥儀。11月3日，溥儀在天津靜園園接見了土肥原。溥儀後來回憶説：

土肥原，是個完全靠侵略中國起家的日本軍人。他那年四十八歲，眼睛附近的肌肉現出了鬆弛的跡象，鼻子底下有一塊小鬍子，臉上自始至終帶着温和恭順的笑意。這種笑意給人的僅有感覺，就是這個人説出來的話，不會有一句是靠不住的。“他向我問候了健康，就轉入正題。先解釋日軍行動，就是隻對付張學良一個人，説什麼張學良“把滿洲鬧得民不聊生，日人的權益和生命財產得不到任何保證，這樣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説關東軍對滿洲絕無領土野心，只是“誠心誠意地，要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希望我不要錯過這個時機，很快回到我的祖先發祥地，親自領導這個國家；日本將和這個國家訂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權領土將受到日本的全力保護；作為這個國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誠懸的語調，恭順的笑容和他的名氣、身分完全不容我用對待羅振玉和上角利一的態度來對待他。陳寶琛所擔心的怕羅和上角不能代表關東軍，怕關東軍不能代表日本政府一一那兩個問題，我認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個關東軍的舉足輕重的人物，況且他又斬釘截鐵地説：“天皇陛下是相信關東軍的！”

我心裏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我問道：

“這個新國家是個什麼樣的國家？”

“我已經説過，是獨立自主的，是由宣統帝完全做主的。”

“我問的不是這個，我要知道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制？是不是帝國？”

“這些問題，到了瀋陽都可以解決。”

“不，”我堅持地説：“如果是復辟，我就去，不然的話我就不去。”

他微笑了，聲調不變地説：“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是帝國，，我可以去！”我表示了滿意。

“那麼就請宣統帝早日動身，無論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達滿洲。詳細辦法到了瀋陽再談。動身的辦法由吉田安排吧。”他像來時那樣恭敬地向我祝賀一路平安，行了禮，就告辭了。土肥原走後，我接見了和土肥原一齊來的金梁。他帶來了以袁金鎧為首的東北遺老們的消息，説他們可以號召東北軍舊部歸服。總之，我認為完全沒問題了。

（以上引自溥儀：《我被挾持潛往東北的經過》，載《天津便衣隊暴亂》第90-91頁） ^[8] 

經過對溥儀的各種威逼利誘和威脅恐嚇後，天津事變發生僅三天後11月10日榜晚，按照計劃，溥儀被藏進一車雙座散蓬汽車的後備廂裏，駛出了靜園。在日本特務機關的秘密保護下他換上日本軍服，又改乘日軍司令部的汽車，暢行無阻地到達英租界碼頭登上一艘沒有燈光的小汽艇。隨後，在十餘名日本兵的護送下，十分緊地逃到大沽口。然後，立即被送上日本商船“淡路丸”,13日抵達營口市滿鐵碼頭。11月18日，關東軍將溥儀轉移到旅順大河旅館，嚴密“保護”來。1932年3月1日，在日本關東軍的操縱下，偽滿洲國宣佈“成立”。3月9日，溥儀就任偽滿洲國“執政”。兩年後，又由“執政”改稱“皇帝”。至此，日本侵略者挾持溥儀建立偽滿政權的目的達到了。 ^[1] 

雖然中國軍隊鎮壓了便衣隊暴亂，但日本卻以“危及日租界僑民生命安全”為藉口，要求中國保安隊從日租界邊界線撤退300米，否則日本將採取自由行動。15日，東北軍當局在與日方談判時妥協，答應了日本人的無理要求。但是日本人仍用大炮轟擊了河北省市政府和警察局。 ^[7] 

第二次便衣隊暴動被我挫敗後，日本人見其企圖破滅，惱羞至極，再次尋找藉口，提出中國軍隊退出天津、天津民眾不能有反日行為等無理要求，同時又向天津增兵，以武力進行恫嚇。國民政府竟接受了日方的無理要求，於11月29日命令主要由東北軍組成的保安隊撤退到今河北區一帶。 ^[7] 

將士們在一片哭泣聲中撤離了自己的防線，旁觀的羣眾都是垂淚相送。12月1日起，日租界內部分街道電燈開放，日本商人懸掛日本國旗，慶祝勝利，還強迫中國居民也要懸掛日本國旗，否則就要有牢獄之苦。天津保安隊的不敗而敗和日本侵略軍的不勝而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在這次抵抗侵略的戰鬥中表現突出的幾位中國軍人，都被調離天津。 ^[7] 

日本人雖然暴動失敗，卻實現了秘密將溥儀帶出天津的計劃，也成功地迫使中國軍隊撤出天津。此後，日本人又策劃了“察東事件”、“河北事件”、“張北事件”等一連串的陰謀事件。直至提出“華北自治”和“七七盧溝橋事變”，一步步實現其侵略中國的野心。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