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

故事發生在百年前處於德國殖民陰影下的東非桑給巴爾，這片多種文明交融、多種宗教並存的古老土地。男孩優素福被父親抵押給商人阿齊茲償債，從此跟隨商隊行走異鄉，親歷生存之難。他困惑於他成長儀式上的領路人阿齊茲的陰陽莫測；他好奇於被深鎖在花園背後的瘋女人的泣泣私語；他痴迷於旅途中那座火焰牆般的巍峨懸崖，它仿若天堂之門，令他天眼開啓：是忍辱偷生，守着方寸店鋪變成一個小掌櫃，還是在殘酷的世界中變得像鐵一樣結實，去找尋有花園和噴泉，更有自由與尊嚴的窮人的天堂？

作者借少年未經世事、不加濾鏡的視角，將一個男孩的成長故事嵌於社會動盪、歷史變遷的大背景中，通過書寫一代移民的前生，來“努力保存那種記憶，找回人們賴以生活，並以此認知自我的那些時刻與故事”。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坦桑尼亞裔英國作家，2021年因“他對殖民主義文學的影響，以及對身處於不同文化夾縫中難民處境毫不妥協且富有同情心的洞察”而獲諾貝爾文學獎。古爾納1948年出生於東非海岸的桑給巴爾島，20世紀60年代移居英國並求學，最終在肯特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留校任教至今。他的主要學術興趣是後殖民主義寫作和與殖民主義有關的論述，特別是與非洲、加勒比和印度有關的論述。曾擔任凱恩非洲文學獎和布克獎評審，2006年入選皇家文學學會。古爾納的作品圍繞難民主題，主要描述殖民地人民的生存狀況，聚焦於身份認同、種族衝突及歷史書寫等，他展現的後殖民時代生存現狀被認為具有重要的社會現實意義。代表作有《天堂》《海邊》《來世》等。 ^{[1]  [3]} 

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獲獎演説“寫作” ^[3] 

《天堂》是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1994年的小説作品。 ^[1]  它是從1990年前後到東非的一次研究之旅演變而來的。它借鑑了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對天真的年輕英雄尤素福(Yusuf)通往黑暗之心的描繪，但它也是一個關於成長和悲傷的愛情故事，不同的世界和信仰體系發生了碰撞。 ^[2]  而這本書的背景是對19世紀末東非殖民統治的暴力和詳細描述。在《古蘭經》故事的樂觀結局中，約瑟夫因為信仰的力量而得到了回報，與此相反，古爾納的優素福被迫放棄他所愛的女人阿米娜，加入他曾經鄙視的德國軍隊。 ^[2] 

古爾納的文學作品，多以後殖民時代的難民以及其背後身份、文化衝突作為主題。從這個意義上説，債務問題非他的專長。但是在《天堂》裏，古爾納依然為我們編織出了一幅多層次的債務畫卷，為我們理解非洲大陸被殖民化的進程提供了另一種維度： ^[4]  《天堂》裏存在着多層交織的債務關係，而這些債務永遠留在了“天堂”裏，永遠沒有償還。 ^[4] 

在小説《天堂》中，少年優素福因為父親破產，作為“抵債”，不得不跟隨阿拉伯商人阿齊茲去做生意，一路上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人和語言。毛尖注意到，故事的主人公一直管這個商人叫“叔叔”，其中有古爾納關於殖民主義歷史之下“祖國”這一概念的隱喻。“在整個古爾納的文本中，所有人都是沒有祖國的，他的小説中基本上不出現祖國這個概念。中國人説‘祖國媽媽’，不少外國國家的祖國則是以父親形象呈現的，”毛尖比較道，“古爾納文本中，父親的形象也是缺失的，祖國就像‘叔叔’，這個關係是很有意思的。”古爾納擁有歐洲與非洲的雙重身份，但兩邊都不是他的家鄉或祖國，兩邊都不能對他心靈產生撫慰。與之相比，過去不少出名的非洲作家——例如索因卡、戈迪默等——他們描寫了回到非洲以後，在原始母國得到的心靈淨化，但是在古爾納這裏，非洲作為家園，不再提供像母親、父親這樣的安全保障，它成為一種新的概念。在這個意義上，古爾納的寫作開啓了非洲書寫的新紀元。 ^[5] 

《天堂》顯然更是一個關於大環境的大故事。坦桑尼亞是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國家，早在公元前就與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等地有貿易往來，後來相繼經歷了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的大批遷入。十九世紀中葉，歐洲殖民者入侵，1886年，坦噶尼喀內陸被劃歸德國勢力範圍；1890年，桑給巴爾淪為英國“保護地”，1917年11月，英軍佔領坦噶尼喀全境。《天堂》所呈現的就是一幅殖民陰影籠罩下的畫卷。優素福八歲時，父母之所以從南方搬到一個名叫卡瓦的小鎮經營一家旅店，就是因為德國人在修建一條通往內陸高原的鐵路線，並把卡瓦設為一個站點，使小鎮迅速繁華起來。但隨着殖民者的不斷深入，小鎮的繁華曇花一現，旅店的生意每況愈下，優素福的父親漸漸債台高築，終至將兒子抵押給商人而釀成家庭悲劇。十二歲那年，優素福在火車站的站台上首次見到兩個歐洲人，而在到達阿齊茲叔叔家之後以及隨商隊在內陸四處輾轉的過程中，他聽到許多關於歐洲人的傳説，比如他們身穿金屬衣，可以吃鐵，他們的唾沫有毒，可以死而復生等等，也目睹了歐洲人的明火執仗耀武揚威：公然霸佔原住民的土地，掠奪當地的資源，搶走商人的商品等。殖民者的到來改變了坦桑尼亞的社會形態，種族歧視和階級壓迫成為常態，宗教矛盾、文化衝突和部落相殘也隨處可見。小説透過優素福未經世事而不加濾鏡的視角，將其個人的小故事嵌於社會動盪與變遷的大故事之中，增加了作品的張力和厚度。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