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街

卡蘿爾是一個美麗活潑而又充滿羅曼蒂克情調的美國東部城市姑娘，大學畢業後嫁給了務實保守的鄉村醫生肯尼科特，來到了中西部生活富裕但氣氛沉悶的戈鎮。她不甘心在閒適中虛擲青春，立志要改造鄉鎮。殊不知她的一些最起碼的要求也被戈鎮以愚民市儈所取代，為抵制一切變革的保守勢力所不容，並不惜採用暗中監視、造謠中傷等手段來威脅她。她在保守勢力的重重包圍下感到孤單、迷惘、苦悶、絕望，以至跟丈夫鬧翻，到華盛頓去尋求新的出路。她在那裏找到了癥結所在：“真正的敵人並不是個別的幾個人，而是那些陳規舊俗。”兩年後她回到了丈夫的身邊，把希望寄託於偉大的未來——公元2000年。 ^[1] 

20世紀30年代是美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發展時期。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遠離美洲大陸，使得美國經濟在20年代初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美國迅速超越了歐洲那些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並逐漸成為世界上最強的國家之一。在這樣的背景下，金錢籠罩了一切也掩蓋了一切，社會上隨處可見金錢的威力，到處都在談論着商業和金錢的魅力，人與人之間相互攀比，高度的商業化迅速使得人際關係邊緣化，人際之間的信任危機立刻顯現出來，正如文章所描述的“甚至覺得沒有真正的愛情、真正的友誼，連家庭生活也充滿了銅臭和虛偽的矯飾”。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美國文學也大步跨入了一個新的時期。辛克萊·劉易斯是第一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他對美國文學發展的貢獻是卓越的，他摒棄了19世紀那種所謂樂觀高雅的浪漫主義俗套的桎梏，其作品着力刻畫和揭示了現實生活中廣泛存在的“黑暗面”，因此，他也被評論家比作是一位極具有反叛精神的美國作家。他的作品對當時社會中盛行的物質崇拜、實利主義和自命不凡的社會通病給予了強烈的抨擊。小説《大街》就是這樣的一部作品。 ^[2] 

卡蘿爾出生在一個法官家庭，是一個美麗活潑而又充滿羅曼蒂克情調的城市姑娘。畢業後，卡蘿爾在一家圖書館工作，一次偶然的機會，她與肯尼科特相遇了，並最終與肯尼科特結成了伉儷。滿懷理想的卡蘿爾跟着丈夫肯尼科特來到了戈鎮，然而兩人對生活的態度截然不同，小鎮的生活如此的乏味平淡，甚至四處充滿了保守和狹隘。卡蘿爾不甘心在閒適中虛擲青春，她要把她想象中的這個美國小鎮從根本上去改造一番。於是，她在小鎮上積極開展和組織了一系列的活動，立志要改造鄉鎮，但她的種種努力卻遭到了戈鎮中以愚民市儈為代表抵制一切變革的保守勢力的排斥，他們不惜採用暗中監視、造謠中傷等手段來威脅她。卡蘿爾在保守勢力的重重包圍下感到孤單、迷惘、苦悶、絕望。不過，保守勢力的種種活動卻都因為卡蘿爾的理想主義，而最終宣告失敗。但由於卡蘿爾對戈鎮一點都不瞭解，甚至她根本就不知道戈鎮真正需要的是什麼，僅憑着自己的理想和對小鎮的想象，卡蘿爾不切實際地去改變着這裏，這注定是一件無意義的事。最後，卡蘿爾選擇了暫時離開，到華盛頓去尋求新的出路。她在那裏找到了癥結所在：“真正的敵人並不是個別的幾個人，而是那些陳規舊俗。”現實中的人們，往往出於某種誘因的趨使，不切實際地去想去做一些毫無意義的事情，甚至把自己的理想強加於別人；但是，不顧別人感受就強把自己的觀點和行為強加於別人，這種行動就變成了一種壓迫，其結果註定是要失敗的。肯尼科特就是在遭遇到種種挫折之後，最初的激情漸漸地被逐漸磨滅了。而屢次受挫的卡蘿爾最終也失去了信心，甚至對小鎮充滿了恐懼，在不知不覺中，卡蘿爾妥協了，她試圖改變小鎮沒有成功，反而被小鎮同化了。在小説中，肯尼科特不理解卡蘿爾的激情與不滿，併為此感到深深的苦惱鬱悶；但卡蘿爾卻渴望改變，她因為改變而感到快樂，甚至在思想上也脱軌了。 ^[2] 

書中的主人公之一肯尼科特，其實是以作者的父親為原型的。通過卡蘿爾的坎坷遭遇，劉易斯生動地展示了小鎮範圍的狹小與外觀的醜陋、小鎮居民的偏執與狹隘、小鎮生活的枯燥無味，尤其是“鄉村病毒”的危害。作者把他對美國小鎮的真實感受真實地描寫出來。某些真實被赤裸裸地呈現在世人面前，這使得劉易斯的父親及鄉親都難以原諒他。該書一經推出就在美國社會掀起軒然大波，這恰恰是因為劉易斯用犀利諷刺的筆觸，觸痛了美國人一向沾沾自喜的神經。評論者因此稱他為“憤怒的美國人”。在大多數美國人心目中，鄉村生活遠離城市的騷亂與虛偽，是藴含道德理想的淨土，是人們安居樂業的樂土。肯尼科特是一個醫術卓越的醫生，肯尼科特居住的小鎮，其外表看上去是那麼粗獷，小鎮子裏的人們成天無所事事，卻有着醜陋的習慣，比如，整天地窺視着他人的隱私和生活，肯尼科特表面上似乎是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這裏，並踏踏實實、努力過着自己的生活，然而，他的真實感受卻隨着時間的流逝，逐漸真切地感受到了小鎮那種所謂的“鄉村病毒”，於是肯尼科特被一點一滴地改變着，肯尼科特開始安於現狀，對於那些乏味、傳統的東西，他開始逐漸地默默去接受，直到最後乾脆不去理睬它們。肯尼科特開始每天沉湎於自己喜歡的投資、藝術品以及他自己收藏的汽車，以至於對於那些乏味的東西最終默默地去接受它們。 ^[2] 

《大街》中描寫的戈鎮是以作者的家鄉索克薩特鎮（Sauk Center）為原型的。劉易斯在小説中就自己所熟悉的美國鄉鎮生活和新型的中產階級，為讀者描繪了富有特色的中西部大草原，刻畫了具有鮮明個性的小鎮居民的形象。劉易斯選擇了一個恰當的歷史時刻來描寫美國的小城鎮。此前，在美國，人們幾乎一致公認儘管各大城市罪惡成災，一些小城鎮卻儼然人間樂園一般，人們誠實善良，友愛和睦。小説《大街》徹底粉碎了美國鄉村小城鎮生活在人們心目中的美好印象。作品通過戈弗草原上美麗、天真、純潔的卡蘿爾——肯尼科特醫生新婚妻子——的眼睛，揭開了中西部小鎮温情脈脈的虛偽面紗，暴露出小城鎮的閉塞、狹隘和保守，嘲諷了市民的鄙俗、愚昧。這部作品發表以後“大街”幾乎成為美國保守生活的代名詞。 ^[3] 

《大街》的出版，極具顛覆傳統的力量，立刻在美國引起了轟動。劉易斯第一次將批判的筆觸伸向鄉村，小説描寫是如此真實可信，以逐層深入的情節表現了鄉土觀念的偽善、狹隘，最後是小鎮的冷酷，從而打破了美國人心目中美好的鄉村神話，強迫美國人開始了對自我的審視。在《大街》中，辛克萊·劉易斯以其敏鋭的觀察力和嫺熟的技巧對戈鎮的醜陋的外表，小鎮人們無聊的生活、思想狹隘，尤其是可怕的“鄉村病毒”進行了無情地諷刺和抨擊。必須指出的是，劉易斯的抨擊是帶普遍性的，戈鎮只是整個國家的縮影，劉易斯在《大街》的前言中就已明確指出： ^[2] 

“我們故事中的小鎮叫明尼蘇達州戈弗草原鎮。但它的大街卻是各地大街的延伸。在俄亥俄或蒙大拿州、在堪薩斯州或肯塔基州或伊利諾斯州，恐怕都會碰上同樣內容的故事，就是在紐約州或卡羅來納山區，説不定也會聽到跟它的內容大同小異的故事。” ^[2] 

美國當時社會的教條化非常嚴重，所有的戒律和道德準則也都被教條化，如果想在這樣的社會中生存下去，個人就必須拋棄他原有的價值觀和處事態度，而必須被迫服從於這種一致性。在當時美國的許多小鎮上，人們都把對周圍環境的遵從當成是一種美德，因為只有遵從，才會讓他們有一種同一性和安全感，而一旦離開這樣的羣體去生活或是去思考時，他們就會深深地感到不安，甚至是惶恐；而這種盲目的遵從，讓人們喪失了獨立思考和保持特色生活的本能，甚至連世間的真愛都變得言不由衷了，文中曾這樣描述小鎮的同一性： ^[2] 

“小鎮周圍的一切都那麼單一而缺乏靈感；人們的言談舉止無不遲鈍和呆滯，然而，為了得到鎮子上的人們的尊敬，精神上就要受到嚴格的節制，這裏的人們以愚昧無知為榮，凡是那些具有智力或是藝術素養的人，以及按照他們所説的‘自我炫耀博學’的人，都被視為自命不凡，或是道德出了問題的人，他們的觀點也會被視為異端邪説而遭到指責，於是，安於現狀遵守規則，成了那裏的人們唯一的選擇。” ^[2] 

廣義地説，“這是對整個美國及各地區普遍存在的生活方式所提起的訴狀”。在小説中，當卡蘿爾受不了這一切的時候，她選擇了逃避，並最終去了華盛頓。在華盛頓，卡蘿爾同兒子過了一段繁忙卻又相對平靜的日子，這段時間，她開始去思索自己過去在小鎮的那段日子，當人們置身其中的時候，是很難看透生活的本質的，只有置身世外的時候，人們才會開始思考自己的人生。卡蘿爾開始回憶在小鎮的的生活，當時的種種情景，看似荒謬卻又那麼合情合理，只是自己沒有弄清小鎮生活的本質，當她領悟到了這裏的真諦的時候，卡蘿爾最終又回到了戈弗草原，以前的她一點都不瞭解小鎮，也一點都不瞭解戈弗草原，而當她再次回到這裏的時候，卡蘿爾終於可以心平氣和地對待小鎮的一切了，小鎮依然沒有任何的改變，只是她開始瞭解這個小鎮，以致不想去改造它、改變它了。為此，劉易斯被譽為美國傑出的社會批評家。正如威帕所説：“到目前為止，劉易斯的重要性主要在於其作為社會現象的出現……劉易斯是美國社會最成功的批評家，因為他的抨擊是公正的，而他自身即是最好的證明。”因此，《大街》所揭示的深刻主題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美學價值。 ^[2] 

這種敏鋭的批判的背後，實際藴涵着作者對美國社會的深層次的思考；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認為劉易斯的作品最好地描繪了20年代的美國社會，同時也體現了鮮明的美國特色；劉易斯選擇了一個恰當的歷史時刻來描寫美國的小城鎮，“大街”幾乎成了美國社會保守生活的代名詞，他的小説也因為生動地展現了美國的國民性格，從而給予歐洲人一個全新的美國人形象。劉易斯通過刻畫戈鎮小市民的種種醜態，淋漓盡致地對“鄉村病毒”進行了抨擊與批判，這也是美國各地城鎮都有的陋風惡習。對於小説的評價集中反映了輿論界對劉易斯作品藝術成就的總體看法。在《大街》第十六章中，卡蘿爾對蓋伊·波羅克説： ^[2] 

“我想請你幫我一塊兒琢磨琢磨。我覺得現在婦女們總是被黑暗團團圍住。這到底是怎麼搞的……請問我們究竟希望得到的是什麼——到底需要什麼呢……我覺得，也許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更為理智的生活。我們對單調乏味的工作、睡覺和死亡感到厭煩，我們也討厭經常目睹僅僅有少數人才能成為個性鮮明的人……我們想得到一切，我們永遠得不到，因此我們永遠不會滿足！” ^[2] 

卡蘿爾正是表現了這一衝突的主題：“為自我實現而鬥爭”。作為劉易斯着力刻畫的小説主人公，卡蘿爾是一個令美國讀者印象深刻的強有力的形象，因為她的處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劉易斯那個時代的中產階級的困惑。主人公所反叛的是美國虛偽的民族特性，反叛的是美國人奉為經典的教條，這一教條正如卡蘿爾在小説中所説的那樣：要做一個美國的好公民，必須認同社會上盛行的每一個觀點。文章同時也表現了劉易斯對擺脱了美國中產階級固有價值觀念之後的自由生活的深邃思考。 ^[2] 

“畢竟不是每一個人都要出來充當救世主的角色，更不可能要求每一個人都做得盡善盡美，可這看起來又有什麼不對勁呢，我們每個人不可能因為自己的些許不滿，而去整天想着去改變這個世界。樂觀積極地去看待這個世界美好的一面，至少比胡思亂想地去想着改變這一切，更為實際可行。” ^[2] 

《大街》幫美國人認識了自己，也幫世界認識了美國人，更讓我們進一步瞭解了劉易斯。這個天生就有着矛盾性格的人註定要在矛盾中掙扎一生。正如馬克·肖勒在《劉易斯傳》中評論的“……他喜歡他所鄙視的東西；在他的生活中，當他同很可能成為他揶揄對象的那些人在一起的時候，他是最高興了……他是現代美國文學中最糟糕的作家之一，但是，沒有他的作品，我們就無法想象現代美國文學。這是因為，沒有他的作品，我們幾乎就沒法想象自己……他使我們得以生動或獨特地深入到對於我們自己的想象之中”。 ^[4] 

在《大街》的創作中，劉易斯用隱喻性的空間意象來表現其顛覆“詩意化”鄉村敍事的行為，戈鎮是小説中劉易斯根據美國鄉鎮原型來塑造的一個鄉鎮代表，在以往的戈鎮裏“鐵狗雕像”在鄉鎮市民心中有着不同尋常的象徵意義，代表着傳統、秩序及安定而經歷了工業革命後的戈鎮其象徵標誌發生了變化，“紅色火車站”以一個“新神”的形象在戈鎮民眾心中紮根發芽。一開始，戈鎮的人們對火車與鐵路充滿了牴觸心理，認為它是用鋼鐵、橡木、礫石組成地怪物，因此火車站也只是戈鎮中不起眼的建築，只是一座矮小的紅色房子。但是，自從鐵路在戈鎮開通後火車為人們帶來了數量驚人的貨物，充實了戈鎮的商品累積，促進了戈鎮的經濟發展，一些具有冒險精神的人們依靠鐵路與火車成為了令人羨慕的財主，同時也令戈鎮的人們形成了崇拜個人財富的觀念。於是，“紅色火車站”便順理成章成為戈鎮人心目中的上帝與“新神”。劉易斯用反“詩意化”的鄉村敍事手段來諷刺與批判還在幻想中的鄉村敍事學派，面對歷史進程帶來的變故，他們試圖沿襲“詩意化”鄉村敍事來規避鄉鎮生活的演變，而劉易斯則用詼諧、犀利的筆鋒來警醒這些作家們，包括美國社會所有的人們，面對現實並從美好憧憬中覺醒。 ^[5] 

在現實鄉鎮生活中，劉易斯見證了市民們的種種醜態，於是他在《大街》上重塑了鄉鎮居民的思想、品行及精神。為了使其文字更有張力，劉易斯使用隱喻來表現小鎮人們的自命不凡、平庸鄙俗及愚昧無知，如婦女讀書會就是一個隱喻對象，這是一個由年輕少奶奶組成的一個名義文化團體，也是戈鎮上流社會一個獨特的代表。在這裏彙集了許多自認為學識淵博、素養超凡、附庸風雅的年輕少奶奶們，她們會一本正經地探討文學問題，如在研究英國詩歌時她們只花費了一會兒功夫就分析完了莎士比亞、拜倫、尼生、吉卜林，認為已經具備了“研究”成效，這樣的文化研究和她們做家務一樣簡單、輕鬆，正如女主人公卡蘿爾所説的那樣“她們認為自己對於文化嘛，好像已經撒上了一把鹽，醃過了，就像火腿一樣可以掛起來啦”而這樣的象徵性研究行為便成為炫耀的資本。 ^[5] 

《大街》是的成名作也是他文學創作的轉折點。這部小説反響巨大，影響深遠。辛克萊·劉易斯以其敏鋭的洞察力以及犀利的筆鋒生動細緻地刻畫了美國小鎮的生活，改變了以往美國小鎮田園牧歌式的美好形象，揭露了20世紀20年代美國社會存在的種種弊端，體現了他對現代社會人類生存狀態的深切關注和深刻的思考。 ^[6]  此外，小説《大街》也具有超越時代的現實意義，在今天這個物慾橫流的社會環境中它警醒人們要抵制誘惑、謙虛上進、敢於挑戰與創新，同時也要預防文學與經濟上出現“泡沫化”的虛假繁榮。 ^[5] 

在現今這個開明的文化環境中，《大街》被許多文學者稱之為“諷刺文學的傑作”，而劉易斯也被認為是美國首位敢於挑戰傳統美國文學的勇者，他毫無畏懼地顛覆美國文學所尊崇的“詩意化”鄉村敍事，辛辣地揭示與嘲諷了當時美國鄉鎮生活與文化環境所存在的弊病。同時，劉易斯採用現實主義寫作手法重塑了真實的美國鄉鎮及生活在鄉鎮上的市民，讓所有美國人能夠清醒地面對美國鄉鎮的現實變故，從幻想中醒悟。儘管因《大街》的創作使劉易斯備受美國批判學者的挖苦與諷刺，但《大街》的出現確確實實對美國文學發展的轉型起到了極大的推動性。 ^[5] 

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於1885年2月7日出生在明尼蘇達州的索克薩特鎮。父親是鄉村醫生，母親是一位醫生的女兒。劉易斯自幼性格內向，勤于思考，酷愛狄更斯、司各特等人的文學作品，長於細心觀察社會生活，這為他日後的文學創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他的業餘時間全在公共圖書館裏看各種書籍，他從小還喜愛偷偷地記日記，把他對家鄉古老小鎮上的印象和見聞記錄下來，這些對他以後走上文學創作道路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