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的極限

《增長的極限》除出版説明、前言、引言及評註外，共分五章進行論述，其主要論點是：（1）人口增長、工業發展、環境污染、糧食生產和資源消耗五個因素的變動都各自在一個反饋環路中發生，而且相互影響，從而影響經濟的增長。人口的倍增引起對糧食需求的倍增，經濟的增長使自然資源消耗的速度和環境污染的程度加深也倍增；（2）技術進步只能延長資源消耗的過程，推遲世界末日到來的期限，而不能制止末日的來臨；（3）要使世界免於崩潰，必須停止人口的增長，停止工業資本的增長，即必須使人口和經濟在零增長下達到全球均衡。 ^[2] 

1968年，由歐洲意大利諮詢公司董事長奧雷利奧·佩西博士出面，邀請10多個發達國家的30位科學家、教育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在羅馬的林西研究院組成了一個旨在研究人類當前和未來處境問題的非正式國際性協會——羅馬俱樂部。麻省理工學院學者丹尼斯·梅多斯領導的研究小組受羅馬俱樂部委託，以計算機模型為基礎，運用系統動力學對人口、農業生產、自然資源、工業生產和污染五大變量進行了實證性研究，並在1972年提交了第一份報告，即《增長的極限》。 ^{[1]  [4]} 

梅多斯運用科學方法，將系統分析的先進手段與現代計算機結合而建立了一種正規的世界模型，該模型主要用來研究具有全球意義的五種基本趨勢：加速工業化、人口急速增長、廣泛的營養不良、不能再生的資源消耗和日益惡化的環境。梅多斯等認為，該模型有兩大優點，一方面，它的每一項假定都已明確地寫出來，可以任人審查與批評；另一方面，這些假定都經過仔細的檢查討論與修改，它們所包含的結果都能夠由計算機準確無誤地探求出來。這一研究工作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假如世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與資源消耗按當時的增長趨勢繼續下去，全球的經濟增長將在100年內達到極限。

第二，改變這類增長趨勢並達到一種長期保持生態穩定和經濟穩定的狀況是完全可能的，全球經濟的均衡狀態將會使世界上每個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

第三，人們越早開始努力爭取這種全球經濟的均衡，獲得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4] 

梅多斯等人首先討論了指數增長的本質。“當一個量在一個既定的時間週期中，其百分比增長是一個常量時，這個量就顯示出指數增長。”梅多斯等人指出，上面提到的五種趨勢都有增長的勢頭，假如不採取有效措施，而仍讓它們以指數增長的勢頭髮展下去的話，這個行星上增長的極限會在之後11年中發生，較為可能的結果將是人口與工業生產力雙方有相當突然的不可控制的衰退。

梅多斯等人用資料、數據，結合圖表，説明了世界人口一直在增長的現狀，按2.1%的增長率，增加一倍的時間是33年。具體到系統動態模型而言，人口增長的正反饋環路由平均出生率代表，而且其負反饋環路由平均死亡率代表。工業化之前，出生率與死亡率都比較高，因此人口增長速度很慢；自工業化以來，世界各國的死亡率都先後降低，因此正反饋環路越來越佔優勢，結果是人口總數急劇增長。在他們看來，這種增長指數是有其極限的。他們認為，為了將世界的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指數合理地維持到21世紀，有兩類因素是必要的：第一類包括維持生理活動與產業活動的物質必需品，即糧食、原料、燃料與廢物利用的生態系統，它們都是能計量的，而且是地球上增長極限的最終決定因素；第二類因素指社會必需品，如和平與社會安定、教育和就業，以及技術進步等，對它們都難以估算。因此，梅多斯等人先假定有較好的社會條件，然後通過估計物質資源的世界儲存量來計算地球的增長極限。

梅多斯等人認為，全世界可耕地面積中較肥沃的一半已被開墾，而開墾另一半的代價很高，以致社會已經判定它“不經濟”。這是一個普遍被限制的社會問題（指每年有1000萬至2000萬人的死亡可以直接或間接地歸因於營養不良）。他們假定，人們願意付出代價來耕種所有的耕地，並且不計算土地腐蝕的損失與改作非農業用途的可耕地，假如人口增長率和人均土地需要量不變，則從1970年起的幾年內就可能產生一種連潛在可耕地都會感到不足的局面，而人類也許僅有很少的時間對一個有限空間裏所造成的危機做出反應。另外，退一步説，即使技術進步和投資因素使土地的生產率提高4倍，此危機也會在21世紀中葉到來，何況這裏還有成本遞增問題。

世界經濟向其最終限度的發展方式可能有多種。在此，梅多斯等人考察了若干可供選擇的途徑，它們之中的每一種都取決於一套不同的假設。首先假定將來在人類的準則方面沒有重大改變。他們用計算機對此情況加以測算，並且將算出的結果稱為“標準運行”。該模型的各項指標（人口、資本、污染等）都從1900年的值開始，它們的數值在1900—1970年間大致和歷史上的實際值相等。這樣，梅多斯等人能夠有把握地説，在制度與準則沒有重大改變的條件下，即使人們對於未知的資源數量作樂觀的估計，人口與工業的增長最遲會在21世紀內停止，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短時期形勢較為嚴重，這是因為年齡結構和社會調節的內在延遲，使得人口在工業達到極限之後還會繼續增加，直到糧食生產和醫療服務事業的衰退導致死亡率迅速上升為止。

世界模型中的很多變量之間的因果關係有三種：第一種是人們較為了解的經濟方面的可變因素之間的關係，它們中的大部分是非線性的，如人均資源消耗總量隨着人均產量的增多，其增加率卻越來越慢；第二種涉及社會心理方面的可變因素，它們已被很好地探究，然而卻難以用數量表示；第三種關係到一些生物方面的可變因素，人類對它們還了解得不多，其中一個例子便是污染對人類預期壽命的影響。

在上述各種假定下，世界的基本發展方式是人口與資本按指數增長，達到某種“自然”限度，然後發生衰退；而在探討世界的反饋環路時，必須用原因和終極之間的時間滯後來表達現實世界的狀態，這是必要的。這種天然的滯後，不能用技術手段控制。例如，一個嬰兒出生與這個嬰兒第一次能生孩子的時間之間大約有15年的滯後。人口老化過程中內在的時間滯後，使得人口在通過出生率來適應變化中的情況方面必然會相當地落後。尤其是當系統正經歷迅速的變化時，滯後將帶來嚴重的影響。因此，世界的某些部分會由於內在的滯後而在指數增長的推動下暫時地跳過這些極限。

因此，既然技術進步無法防止整個系統的衰退，人們只能從自己的價值觀與偏愛出發來尋找一種世界系統模型，該系統既可以避免突然和無法控制的衰退，又能滿足人類的基本物質需要。換句話説，它能導致全球平衡狀態。它的基本定義為人口和資本基本穩定，傾向於增加或減少它們的力量也處於加以控制的平衡之中。 ^[4] 

全球性平衡的影響因素很多，並且有較大的變化餘地。影響人們在各種平衡狀態中進行選擇的因素是該狀態能夠存在的時間個社會要想保持長時間的平衡狀態，就需要一組最低限度的必要條件，第一，資本設備與人口數量都是穩定的；第二，各種輸入量和輸出量的比例，即出生、死亡、投資和折舊率都保持在最低限度；第三，資本與人口的水平及兩者的比率應該依照社會的各項數值，尤其是技術進步的情況加以調整。這些條件闡明瞭一種“動態”的平衡狀況，其目的在於為社會創造自由，而不是對之加以束縛。

在梅多斯等人看來，不採取任何行動來解決與實現全球平衡有關的問題，就等於在採取強烈的行動。指數增長每天都在繼續進行，它使得世界系統日益接近這種增長的極限。假如沒有計劃地控制這增長，事實上就是在增加該系統崩潰的危險性。平衡狀態不會擺脱壓力，平衡必須用某些人類自由（如可以任意生育多少子女與不受控制地消耗資源）去換取其他的自由（如免遭污染、擁擠及免受世界系統可能崩潰的威脅）。這樣，很可能帶來普及的與不受限制的教育、創造發明的閒暇，更重要的是使世界人民的一小部分能夠免受飢餓與貧困。

梅多斯等人指出，人類具備自古以來有力量的知識、工具與資源的結合體，他們已經擁有物質上所有必要的因素，只要再加上一個能引導人類到達平衡社會的長期目標與爭取實現那個目標的人類意志，就能夠開始進行一種有控制的與有條不紊的過渡，從增長走向全球平衡。“深思熟慮地限制增長是困難的，但不是不可能的，進行的途徑是很清楚的，必要的步驟對人類社會來説雖然是新的，卻完全在人類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 ^[4] 

《增長的極限》在西方社會中曾引起較大的反響，被視為未來學悲觀派的代表作。 ^[2] 

《增長的極限》根據當時的數據得出一個震驚世界的結論：人類生態足跡的影響因子已然過大，生態系統反饋循環已經滯後，其自我修復能力已受到嚴重破壞，若繼續維持現有的資源消耗速度和人口增長率，人類經濟與人口的增長只需百年或更短時間就將達到極限。報告呼籲人類轉變發展模式：從無限增長到可持續增長，並把增長限制在地球可以承載的限度之內。該書具有警示價值和思想文化變革的引領意義。 ^[4] 

2008年，澳大利亞學者格雷姆·特納發表論文《比較〈增長的極限〉與三十年的現實》，證實30年來工業生產、食品生產與污染方面的變化與《增長的極限》所作的預測基本一致。同年3月，意大利東皮埃蒙特大學的卡拉教授在羅馬俱樂部和世界政治論壇聯合舉辦的“從全球警告到全球政治”會議上，發表報告《增長的極限，此時與彼時》。 ^[4] 

2009年4月23日，鑑於《增長的極限》的作者使得人類社會首度正視可持續性面臨危險，日本科學技術基金會授予丹尼斯·梅多斯“日本獎”。 ^[4] 

《增長的極限》原為英文版，於1972年由新美國圖書館首次出版。中文本由於樹生根據1975年第二版譯出，商務印書館1984年出版。另有李寶森翻譯、四川人民出版社於1984年第二次出版的版本，書名叫《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於人類困境的研究報告》。 ^{[1]  [2]} 

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Meadows），美國未來學家，“增長極限論”提出者之一。麻省理工學院工程和商學院教授。是電子計算機中一種記憶裝置的發明人傑伊·福雷斯特的學生。曾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達特毛斯學院任教，羅馬俱樂部國際問題研究小組的負責人。 ^[1] 

德內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系統思考師之一，也是“學習型組織之父”、《第五項修煉》作者彼得·聖吉的老師，著有《增長的極限》、系統思考入門讀物《系統之美》。1996年創立了可持續性發展協會，於2001年辭世，生前是達特茅斯學院副教授、系統分析師。 ^[5] 

喬根·蘭德斯（Jorgen Randers），挪威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