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登貢培

土登貢培（又稱土丹貢培、貢培拉、公被拉、宮比喇），原名德慶曲珍，外號堅賽·貢培。他於1905年生於尼木宗雪地區—個較富裕的農民家裏。12歲那年，被送到拉薩寺廟服役。 ^[1] 

初到拉薩的幾年，他的日子過得很艱難。但是隨後發生的一件事情改變了他的命運。一次，在羅布林卡專為達賴喇嘛取水的院子裏，有幾個奴僕正在擲骰子，土登貢培和其他幾個孩子在那裏看得起勁。不料達賴喇嘛突然到來，嚴厲責罵並用手上的佛珠串打了他們，並説：“明天還要用鞭子抽你們！”這使他感到恐懼，於是他便逃回家去。途中因被人追趕而投河自盡。被人救出後送回了羅布林卡。他嚇得病例了，沒有想到達賴喇嘛親自給他治病，並指定專人照顧他。達賴喇嘛也常來看望，這一切都使他深受感動。從此，他開始無限崇拜達賴喇嘛。達賴喇嘛見他學習很勤勉，對他伺候得很殷勤，常誇獎他，並親自給他取了喇嘛的名字——土登貢培，意思是“佛經，全體，增益”，即“四面八方弘揚佛法的人”。 ^[1] 

從此，土登貢培比別的侍從更有機會親近十三世達賴喇嘛，並得到了達賴喇嘛的寵愛，且參與政事。到1930年，他已成了西藏僅次於達賴喇嘛最有權勢的人物。他既握有俗權，又握有軍權，達賴喇嘛的一切命令均通過他付諸實施，達賴喇嘛的每一個行動，他都瞭如指掌，從而成為眾人譽為的“古甲”（聖侍）土登貢培和“堅賽”（紅人）土登貢培。錫金政治專員威廉遜（williamson）在記述他1933年出席一次官方歡迎會的一份材料中，也描述了土登貢培與達賴喇嘛之間的親密關係：“達賴喇嘛坐在法座上，貢培拉先生在給他侍奉茶水，貢培是一位高挑而英俊的28歲的年輕人。他在西藏無疑是僅次於達賴喇嘛的權勢顯赫的人物。他雖然沒有官階，但總是隨侍在達賴喇嘛的左右，並得到達賴喇嘛的寵愛，待他如親生兒子一樣。他對達賴喇嘛產生着巨大的影響，……他非常聰明能幹、他的本領和才幹會使他前途無量。” ^[1] 

土登貢培在抓政府的日常工作外，還直接負責了布達拉宮東面建築的維修、羅布林卡堅賽宮的維修及奪底電站的興建工程。1931年達賴喇嘛任命土登貢培為查希電力機械廠的廠長，查希電力機械廠是由羅布林卡以南的金幣鑄造廠、多底等地的銀幣鑄造廠及機械廠等合併成立的，這是圍繞擴充藏軍而設立的軍事和物資機構，主要造金幣及紙幣，生產武器及其他金屬、羊毛製品，提供地方政府所需的貨幣。 ^[1] 

十三世達賴喇嘛在世時，龍廈·多吉次傑和土登貢培是他最重要的親信和寵臣。但二人“深怕對方超過自己，因此互相嫉妒，彼此排斥，時常出現不和”。在十三世達賴喇嘛逝世不久，不滿土登貢培的人便想借十三世達賴喇嘛突然逝世將土登貢培剪除掉，龍廈更是欲藉此疑案掀起大獄，推翻土登貢培。他一面暗向藏軍及三大寺喇嘛活動，反對土登貢培，另組政權，並使新軍千人聯名呈控土登貢培私組軍隊，藉端舞弊；一面由三大寺代表在西藏僧俗民眾大會中提出達賴病逝懷疑案，呈請司倫、噶廈核辦。噶廈立即批准土登貢培辭職，並派員監視之。指令孜本二人（其一為龍廈）訊究此案。初判土登貢培為死刑，後免除死刑，於藏曆12月29日將他終生流放到工布則崗宗（今林芝縣境內）地區。其他涉及此事的人也同樣受到了判決，甚至土登貢培最堅強的支持者之一邦達昌也遭拘捕。 ^[1] 

土登貢培與後來參與龍廈改革而被流放的江樂金·索朗傑布二人在工布則崗宗地區相遇，這次已不再是以以前的政敵角色出現，而是同作為政府的服刑官員。在這裏，二人盡釋前嫌，“彼此探望，很快便結下了友誼。”後來，同他們在一起過流放生活的服刑官員們回到拉薩後，上書請求恢復官職，獲得恩准。他二人也希望再能得一官半職，便援例也寫了請求書。結果適得其反，噶廈政府接到他倆的呈書後，不但未準所請，反而發出一道禁令：飭工布則崗宗對他倆嚴加管束。失望、打擊、隱痛導致他們產生了另謀出路的打算。於是他們便以“做賣買”為由，向則拉宗（縣政府）申請。經核准後，1937年經錫金逃到了印度。1939年，邦達饒嘎同江樂金·索朗傑布和土登貢培一道在噶倫堡建立了西藏革命黨。 ^[1] 

1945年，英國入侵併佔了西藏邊境的達旺地區。在印度居留的邦達饒嘎和土登貢培，在探聽到英國入侵佔了西藏邊境的門達旺地區的情況後，便私約更敦羣培、江樂金等人秘密商討，決定由更敦羣培化裝成乞丐，以朝佛為名．去到已經被英國人侵佔了的達旺地區偵察敵情，繪製地圖。1946年6月17日，土登貢培的住處遭到了英印警方的搜查。他被宣佈為不法分子，限其7天離開印度。陳質平在其報告中説：“據宮必拉報告，噶警局人員，曾告本人及江祝建，謂饒干將出境，不久將及彼等。詢欲何往，（宮必拉）本人當答以如果當局不欲彼等居留，則赴上海去”在中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館的幫助下，土登貢培亦飛往上海，後轉到南京。英國人知道土登貢培到中國去了，立即向中國政府駐印度領事館聲稱：“土登貢培是個罪犯，他的行動必須得到我方的應允，你們沒有得到我方同意，就把他送往南京，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中國領事館的答覆是：“中國人要求到中國去，是完全合法的，至於他是否罪犯我們不知道，你方也未通知本館。”就這樣把對方的無理提議頂回去了。1946年，土登貢培回到南京，後經噶廈政府允許返藏。 ^[1] 

新中國立後，1951年12月，土登貢培與拉薩各界人士在洽澤林卡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進入拉薩。此後，經西藏軍區統戰部部長樂於泓以及平措汪傑等人關心，土登貢培參加了中共西藏工委和噶廈組織的扶貧糧食機構的工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收購軍糧工作做了貢獻。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土登貢培被任命為地質局副局長。1957年9月，土登貢培參加了西藏赴內地參觀團，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還出席了國慶大典。1959年3月，土登貢培全家搬到工商局大院接受中國人民解放軍保護，在他影響下，他大多數親友均未參與叛亂。平叛工作結束後，土登貢培被調到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辦公廳行政處任副處長。 ^[2] 

1963年12月22日，土登貢培因患重感冒引發腦溢血而在拉薩逝世，享年58歲。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辦公廳為他舉行了追悼會。 ^[2] 

孔慶宗對達賴喇嘛政治態度的轉變過程進行調查和分析後説，“西藏的愛國力量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時對達賴喇嘛影響最大的毫無疑問就是與他朝夕相處的堅塞·土登貢培。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