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條漢子

“四條漢子”事件發生在1934年10月。當時，由於執行中共內部“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方針，使位於上海的中共中央組織機關遭到了國民黨當局毀滅性的破壞。在左聯方面，原來負責與魯迅聯繫的馮雪峯此時調到了蘇區，而左聯的另幾位負責人周揚、夏衍、陽翰笙則認為，在這個特殊的時期，有必要繼續與魯迅加強聯繫。1934年10月的一天，在上海愛文義路的一個弄堂裏，時任左聯黨團書記的周揚敲開了另一位左聯負責人夏衍住所的門。周揚此行是有一個計劃要同夏衍商量。不久前，分別擔任左聯“文委”及“文總”黨團書記的陽翰笙向周揚建議：“自從馮雪峯走後，好久沒有向魯迅報告工作了，是否近期約個時間一同去向魯迅報告一次工作？”當時，馮雪峯在上海時與魯迅聯繫較多，左聯的很多活動都是馮雪峯向魯迅請示以及通報的。自從馮雪峯走後，這樣的聯繫已中斷近一年了。周揚聽了陽翰笙的話，也認為很有必要與魯迅作一次溝通，否則長時間不聯繫，除了不利工作外還易產生誤會。於是周揚找到了夏衍，希望他先與魯迅聯繫一下，約定好雙方見面的相關事宜。周揚還特地強調了這次去見魯迅的僅陽翰笙、周揚、夏衍三人。次日，夏衍便隻身來到上海北四川路的內山書店，希望通過書店老闆內山完造約見魯迅。恰巧的是，這天魯迅本人也到書店來了。於是夏衍便在內山書店內向魯迅轉達了周揚的意思。魯迅表示同意。雙方約定見面時間在下一個星期一的下午，地點仍然是內山書店。 ^[4] 

魯迅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對於雙方的接下來的會面做了如下描述：“胡風我先前並不熟識，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裏，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説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據，則説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為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 ^[5]  文中的提及的“一位名人”指夏衍，周起應即周揚，“另兩個”為夏衍和陽翰笙。 ^[6]  “四條漢子”的稱謂即來源於此。

此次會見的目的是向魯迅彙報左聯工作，原本只有周揚、夏衍、陽翰笙三人蔘加，不料他們出發打出租車時碰到了田漢。田漢執意要一起去，他們無法婉拒。四人在內山書店附近的日本小學門口下車，分別來到談話地點——內山書店的會客室。內山完造準備了日式茶點。陽翰笙、周揚先後報告了白色恐怖下“文總”的工作情況，魯迅抽煙聆聽，不時點頭微笑。不料，田漢突然插嘴，説胡風有政治問題，希望魯迅不要過於相信他。魯迅臉色立刻變得陰沉。他質問田漢的根據，田漢説他從穆木天那裏聽説的。魯迅立即駁斥道：“穆木天是轉向者，轉向者的話你們相信，我不相信。”結果不歡而散。不過，為了顧全大局，分手時魯迅還是掏出了一張一百元的支票，幽默地説：“前清的時候花錢可以捐官，捐差使，現在我身體不好，什麼事也幫不了忙，那麼捐點錢，當個‘捐班作家’吧。”田漢所説胡風有政治問題（也即是魯迅文中所言：“胡風是內奸，官方派來的”），係指胡風在孫科出資籌辦的中山文化教育館任職。胡風是1933年6月中旬從日本到上海的。他在日本期間曾參加日本普羅文化運動，又參加了日共領導的日本反戰同盟和中國左聯東京支部的活動，後被日本警察驅逐回國。回國後，由周揚安排，擔任了左聯宣傳部長。為了解決吃飯問題，經過楊幸之、韓起的介紹，胡風被聘為中山文化教育館的日文翻譯。這件事徵求過周揚、茅盾的意見，他們都表示支持。 ^[7] 

“文革”開始後，田漢被打為“反革命分子”，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戲劇界舉足輕重的人物，在20世紀50年代圍繞戲劇改革方針與共產黨領導人康生、江青產生了對立。康生等人甚至利用魯迅將田漢四人揶揄為“四條漢子”這件事借題發揮，將這種嘲諷揶揄之語無限上綱，當成一條政治術語，對田漢等人進行政治迫害。1965年，田漢被迫到北京郊外的牛欄山公社勞動改造，1966年6月，“文革”開始的同時田漢接受隔離審查，12月入獄，兩年後的1968年12月10日，70歲的田漢死於獄中。田漢死後，1971—1972年全國開展了大規模批判“四條漢子”的運動, 1975年造反派將田漢宣佈為“叛徒”，永遠開除黨籍。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後的一片混亂中，田漢妻子安娥在悲憤中死於北京。田漢死後11年，1979年3月，他終於得到昭雪平反。在召開田漢追悼大會前舉行了入殮儀式，但他的骨灰遺骸已經無處可尋，骨灰盒裏只放了《義勇軍進行曲》曲譜、晚年代表作《關漢卿》劇本、愛用的帽子和印章。 ^[3] 

儘管事隔多年，到了1979年底，夏衍特地撰文對此做了澄清。他在《一些早該忘卻而未能忘卻的往事》一文中，首先糾正了魯迅在時間上的錯誤，將1934 年的事情誤寫為1935年了，而1935年秋，田漢、陽翰笙早已被捕，被押到南京去了，怎麼會有“四條漢子”去看魯迅呢？夏衍又對魯迅“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一律洋服，態度軒昂”做了辯解。夏衍辯稱：“到過舊上海的人知道，內山書店所在地北四川路底，是所謂‘越界築路'區域，那裏既有工部局巡捕，又有國民黨警探。在當時那種政治情況下，我們四個人在內山書店門口下車，會引人注意，所以我們的車子過了橫浜橋在日本小學前停下來，然後四人分頭步行到內山書店，而此時魯迅是在書店門市部裏裏間等着我們，不可能‘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一律洋服’也不是事實，其他三人穿什麼我記不起來了，而我自己卻穿着一件深灰色駱駝絨袍子。因為一進內山的日本式會客室，在席子上坐很不方便，就把袍子脱了，所以我還能記得。至於‘態度軒昂’，那時我們都是三十上下的人，年紀最大的田漢三十六歲，身體也沒病，所以‘軒昂’了一點可能是真的。這是幹部向領導人彙報工作，是戰友間的會見，既不是覲見，也不是拜謁，那麼不自覺地‘軒昂’了一點，也不致犯了什麼不敬罪吧。”夏衍又進一步強調：“讀過魯迅一些文章的人都會知道，魯迅寫到他不滿的人的時候，常常會信筆寫來，加以藝術誇張。如胡愈之同志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一次座談會上，談到魯迅告訴他李立三曾想把一支手槍交給魯迅，要他搞武裝鬥爭。魯迅回答：‘我沒有打過槍，要我打槍打不倒敵人，肯定會打了自己人。’胡愈之認為，這是魯迅把談話內容漫畫了。以上這些事情雖小，也不涉及到政治問題，但説明了一點：在這樣一封政治性嚴重的信裏，其中特別是涉及到魯迅所説‘我甚至懷疑過他們是否系敵人所派遣’等等，夾雜着一些不正確或者錯誤的東西，那就會造成不好的影響。”夏衍在45年後還如此在意當時的細節，可見“四條漢子”之説在他心中留下的痕跡之深、創痛之深。 ^[2] 

其實，這件事的細節本來是沒什麼意義的。正如學者房向東所説：“魯迅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幽默的作家，他採用的是形象模糊的思維。夏衍在這裏有一點像一個科學家，逐字逐句進行推敲。” “四條漢子”中，陽翰笙是當時的“文委”書記，與魯迅的直接接觸並不多，更沒有與魯迅有過矛盾和衝突。之所以同列為“四條漢子”，純屬那天同行之故。另外，在當時的文化統一戰線方面，黨內有“左”傾表現和“宗派主義”情緒，排斥非黨作家，魯迅對此始終反感。他將主管文化的陽翰笙與左聯負責人周揚、夏衍等同等相視，這也完全符合魯迅的思維定勢。關於“四條漢子”，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是魯迅語言風格的一種表現，是一種調侃，是一種幽默，也是一種嘲諷，是魯迅心有不滿的一種發泄形式。但在“文革”期間，“四人幫”以魯迅批評“四條漢子”為藉口，無限上綱，對“四條漢子”進行政治迫害。它成了某一歷史時期若干人政治命運的象徵，成了一條政治術語。這絕非魯迅本意。20世紀30年代的魯迅只是一個遭當局通緝的左翼文人，他既沒有對同道中人一棍子打死的惡毒用意，手中也絕無以言治罪，甚至致人於死的大權。魯迅絕對想不到，他的諷刺與幽默，日後竟成了一樁轟動全國的“文字獄”，竟成了“四人幫’’置“四條漢子”於死地的工具。這是魯迅始料未及的。 ^[2] 

隨着“文革”被徹底否定，以及思想解放的深入，“四條漢子”已不再是“文革”那段特定時期的貶意詞了。它是一個客觀實在，是解讀一段特定歷史的鑰匙，同時又是一段有着苦澀記憶的過去。 ^[2] 

陽翰笙（1902—1993），編劇、戲劇家、作家，中國新文化運動先驅者之一，原名歐陽本義，字繼修，筆名華漢等，四川高縣人。畢業於上海大學社會學系，1927年底參加創造社。1928年初起陸續發表小説，並撰寫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革命文藝理論的文章。1933年以《鐵板紅淚錄》開始電影創作，後著有《中國海的怒潮》《逃亡》《生之哀歌》《生死同心》《夜奔》《草莽英雄》等作品。抗戰期間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主任秘書、文化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電影製片廠編導委員會主任等職。新中國成立後，先後擔任中華全國影協主席、國務院文化工作委員會機關黨組書記、中國文聯黨組書記。1957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陽翰笙劇作選》。1958年創作的話劇《三人行》展示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艱難歷程，獲文化部授予的優秀劇本一等獎。“文化大革命”中慘遺“四人幫”迫害，被非法囚禁9年之久，1979年平反。 後任中國文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 ^{[10]  [11]} 

田漢(1898—1968)，字壽昌，湖南長沙人，1898年生，著名劇作家。1912年考入長沙師範學校，1916年赴日留學，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英文系，喜好文學戲劇。1919年參加少年中國學會。1921年與郭沫若等組織創作社。1922年回國，任上海中華書局編輯，又相繼在上海大學、大夏大學、上海藝術大學執教，並創作《咖啡店之夜》《獲虎之夜》《名優之死》等劇作，為中國話劇事業作出開拓性貢獻。1926年創辦南國電影劇社（後改組為南國社），致力於以話劇、電影創作為主的民眾戲劇運動。1928年建立南國藝術學院，培養了大批戲劇和美術人才。1930年參加左翼作家聯盟。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左翼戲劇家聯盟黨團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創作大量話劇、歌劇、電影、歌曲。1934年為電影《風雲兒女》寫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由聶耳譜曲，很快傳唱於國內外，後被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1935年被捕，後經營救保釋出獄。1938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第六處處長。主持抗日文藝宣傳。1944年與歐陽予倩等在桂林舉辦西南戲劇展覽會，極大地推動了抗故戲劇運動的發展。1946年寫的劇作《麗人行》，堪稱中期作品中的精華。1948年轉入華北解放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田漢歷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文化部戲曲改進局局長、藝術事業管理局局長、北京戲曲實驗學校校長、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全國文聯副主席，並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的文藝方針和戲改方針，團結全國戲劇工作者和戲曲藝人蔘加社會主義建設，繁榮新中國的戲劇事業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完成繁重的文化領導工作之餘，繼續致力於戲劇創作。1964年田漢受江青、康生一夥的點名批判，《謝瑤環》被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在全國公開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周揚、夏衍、陽翰笙一起受到迫害，被捕入獄，受盡折磨和摧殘，於1968年12月10日屈死獄中。1979年全國文聯為田漢召開追悼大會，沉冤數載終得昭雪。 ^[8]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中國著名文學、電影、戲劇作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左翼電影運動的開拓者、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五四運動中編輯了進步刊物《浙江新潮》。1915年公費留學日本，入明治專門學校學電工技術。留學期間接觸日本共產黨，參加日本工人運動和左翼文化運動，1927年被驅逐回國，同年加入中共。1929年，魯迅等籌建“左聯”，任執行委員，後發起組織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新中國成立後，50年代初負責上海文化工作。被選為第一、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 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委員會常務委員、副主席。1955年任文化部副部長。“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殘酷迫害。1978年被選為五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並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日友協副協長、對外友協副會長、文化部顧問等職。 ^[9-10] 

周揚(1908—1989)，原名周起應，湖南益陽人。早年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並留學日本。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加入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1931年，轉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3年，接任左聯黨團書記職務，1935年春被任命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書記，兼任文化總同盟書記。1937年9月，周揚夫婦與李初梨、何干之、艾思奇、周立波等12人到達延安。到延安不久，毛澤東找他談話，向他了解上海文藝界的情況，委任他為陝甘寧邊區教育廳廳長。1937年11月14日，“文協”成立, 周揚被推為七人主席團成員之一。1938年9月，周揚與艾思奇一道組建了邊區文藝界抗戰聯合會，以後又發起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1938年4月10日，在毛澤東、周揚等人的發起下，魯迅藝術學院（1940年改為魯迅藝術文學院）成立，周揚擔任學院的教授職務，主講《文藝運動》《藝術論》。1942年6月，中共中央成立以毛澤東與康生為首的領導整風的總學委，下設四個分區學習委員會（簡稱分學委）。中央文委系統分學委由周揚負責。在整風高潮期間，周揚建議上級把少數作家暫時調出中央黨校三部和魯藝，住進設在橋兒溝西山的“創作之家”，要求他們在那裏寫出體現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好作品。得到上級同意後，周揚挑選了艾青夫婦、塞克夫婦、楊朔、高長虹等非黨作家，還有剛從蘇聯回國的蕭三。這些人在急風暴雨的審幹搶救運動中受到保護。周揚在整風中也做了一些令人遺憾的事，最突出的是他參與批判王實味的鬥爭，寫的文章違背實事求是的原則，負面影響非常深遠。1943年3月，魯藝、新文學幹部學校、民族學院與自然科學院併入延安大學，周揚任主持工作

1946年至1949年，周揚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華北局宣傳部長。1949年參與負責籌備和召開了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副主席。新中國成立後，周揚歷任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書記兼藝術局局長，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分管文藝處和科學處，主持文科教材的編寫工作。作為文化藝術界的領導人，周揚一直為毛澤東所倚重。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周揚一直是中國意識形態的最主要的領導人之一，並被稱為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權威解釋者、執行者。“文革”開始後被打倒，遭到監禁和批判。“文革”後平反，晚年思想有巨大變化，向在歷次鬥爭、運動中被其批評或攻擊的人士道歉。1989年，周揚去世。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