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運動

四五運動源於全國人民對周總理的悼念。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全國各族人民無限悲痛。但是，“四人幫”壓制廣大人民羣眾悼念周恩來，誣陷鄧小平，加緊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激起人民羣眾的強烈義憤。

清明節前後，北京市上百萬人民羣眾，自發地聚集於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籃、送花圈、貼傳單、作詩詞，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聲討“四人幫”。對於人民羣眾的革命行動，“四人幫”極端仇視，並歪曲和捏造事實欺騙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 ^[3] 

4月4日，華國鋒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會議，錯誤地認為羣眾的革命行動屬於反革命性質，並在當晚開始清理天安門廣場的花圈和標語，抓走許多堅持在廣場進行悼念活動的羣眾。當時，作為毛澤東同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毛遠新把中央政治局委員會議會議情況向毛澤東作了書面報告，毛澤東圈閲批准了這個報告。

4月5日，北京廣大人民羣眾提出抗議，在“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下形成了天安門廣場大規模的羣眾抗議運動，並同工人、民兵、警察和戰士發生嚴重的衝突，導致車輛和治安崗亭被燒。當晚7時半，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在廣播講話中説，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9時半，出動1萬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個營的衞戍部隊，帶着木棍包圍天安門廣場，對留在廣場的羣眾進行鎮壓。 ^[1] 

1976年4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員聽取北京市委的彙報，認為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暴亂，並要北京市委寫成材料通報全國。毛澤東又根據毛遠新的書面報告同意中央政治局的決定。4月7日，毛澤東同意發表吳德的廣播講話和《人民日報》記者關於天安門事件的“現場報道”。姚文元組織炮製的《人民日報》報道文章，顛倒是非，把羣眾的革命行動説成是“反革命”活動，是“反革命”政治事件 ^[7]  ，並誣陷鄧小平為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於1976年4月7日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同時，認定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並作出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的錯誤決議。

1978年5月，公安部門組織專門班子,對天安門事件進行調查。同年11月,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決定為其平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全國億萬人民沉痛悼念周恩來同志、憤怒聲討‘四人幫’的偉大革命羣眾運動,為我們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羣眾基礎。”

文革結束兩年後，1978年11月14日，經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佈為天安門事件予以正式平反，並指出此次天安門事件完全是正義的革命行動，併為因該事件遭到迫害和株連的所有人予以平反。此事件被寫入歷史課本，定性為反對四人幫的羣眾運動。《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人民萬歲！》，該報及中央電視台等新聞媒體公開向全國人民道歉，檢討在此事件中所做的一切不利於人民的反動宣傳。 ^[4]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 ^[5] 

“天安門事件”又稱為“四五運動”，實際上也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它喚起了民族的覺醒。持續10年的“文化大革命”，給中國造成了深重災難，引起了人們的怨怒。人們本來把恢復社會秩序和執行正確方針的希望寄託在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身上，而他們又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就更加激起人民羣眾對“四人幫”的憎恨，天安門事件就是人民心中這種愛憎情感的集中爆發。這一運動，實質上又是擁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表現了人心向背。

四五運動是一場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並波及到全國範圍內，形成強大的羣眾革命運動。這個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它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廣泛的羣眾基礎。 ^[2]